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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人与自然的情感联系

2013-11-13 09:30 作者:贾冬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吕植创立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学生保护科学大会(SCCS)上设立“未来科学家”计划——征集中学生环境保护方案,吕植的老师夏勒拿出自己设立的山水自然学堂奖学金支持,吕植的学生们则将作为这些“未来科学家”的指导老师,将自然保护的种子传播下去。

1992年,吕植(中)和老师潘文石(左)、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在秦岭研究大熊猫

1980年,世界顶级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乔治·夏勒(George Beals Schaller)来中国认识了潘文石,还有潘文石的学生吕植,从此并肩在中国多地区开展多物种研究。如今,吕植创立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学生保护科学大会(SCCS)上设立“未来科学家”计划——征集中学生环境保护方案,吕植的老师夏勒拿出自己设立的山水自然学堂奖学金支持,吕植的学生们则将作为这些“未来科学家”的指导老师,将自然保护的种子传播下去。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未来科学家”计划收到了56个有关环境保护的研究实践方案,你个人怎么评价这些方案?

吕植:坦白说,报名人数比我想象的少了很多,说明这个话题在大众的视野里还是非常边缘的。城市的孩子住在水泥钢筋的盒子里,身边能看到的自然已经非常少了,想为自然做一些事情也往往感觉无从下手。我想这也和我们的教育体系有关系,并没有给孩子留出很多时间和空间来做自主的观察。最近我看到一些学校刚刚开设了博物学的课程,这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自然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可以成为博物学,随时可以观察到这些变化,思考这些变化和自己之间的关系。我们来做这个“未来科学家”项目也是希望住在城市里的孩子能够建立和自然之间的联系。我想,如果能让孩子通过观察得到一些结果,甚至是解决一些问题,种子就会埋下。

三联生活周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最近也开启了面向公众的自然教育,你们是怎么做的?

吕植:我们现在做的主要是带人到自然界去体验。一方面是帮助人们获得信息、知识,把自然与人背后的关系解释给大家,比如树的生长期是多少年,价值在哪里,这是理性的方面。另外是感性方面,和自然的互动对人来说是一个精神体验,自然可以治愈人的焦虑。

比如三江源是我们目前的研究重点之一,我们尝试在那里做一些自然旅行。有意思的是,学生对这类活动特别感兴趣。就像夏勒说的,对于小孩来说,喜欢自然是天性,而成年人各种各样的事情多了,就把自然的事忘了。这些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跟着不同的科学家,有的走到沟里边去观察岩羊,有的去看鼠兔,夏勒那次也在,他带着大家了解草原的生态系统是怎么回事,什么叫草场,什么叫草皮,什么叫水土流失,鼠兔跟它的关系是什么。差不多5天的时间,这些孩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一个小孩刚去的时候,我们在进山的一片草地上吃午饭,夏勒跟他开玩笑,拿了一坨干了的牛粪搁在他的后面,他一回头看到就大叫起来,“太脏了!”我们说牛粪不脏,它对高原的生态特别关键,但没告诉他为什么。参加了几天科考之后,有一天晚上大家一起看一个当地牧民自己拍的纪录片,讲了牛粪在藏区的30多种用途,看完之后他就从心里改变了对牛粪的看法,我们在帐篷里生着牛粪炉子,他还去抓牛粪填火。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最初做大熊猫研究时还是从研究角度去考虑保护,后来则更多以保护的视角去做研究。这一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吕植:在物种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很快就意识到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少,这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所以研究必须有保护的视角。而自然保护无法自上而下强制实施,科学家必须与当地居民和机构合作,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所以在这次SCCS北京会议上大家也在呼吁,自然保护不能只是科学家的事情,因为保护是社会和政治问题,不是科学问题。

我在野外观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观察熊猫会不会自己繁殖,后来证明在动物园确实会存在问题,但在野外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所以对熊猫栖息地的保护就更加重要。但现实是,熊猫栖息地在每天缩小。所以科学问题回答完之后其实还是没有解决保护的问题,解决人的问题成为原点。所以我当时研究大熊猫的工作之一,就是怎么把采伐停下来或者慢下来,做法就是要给当地寻找一个替代的经济来源。在1998年天然林保护措施出台之前,这是很难的事情,因为没有一种东西像木材这么快,“啪”地一下钱就来了。

熊猫的境遇是当今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的写照。有关环境的著名理论“库兹涅茨曲线”认为,在发展早期,人均GDP的增加伴随着资源的巨大浪费,而在某个“拐点”以后,能耗开始下降,GDP变得绿色起来。怎么让这一拐点提前到来很重要,我们不能改变熊猫,改变森林,改变自己可能是最靠谱的事情,自然教育是加速这一转变的路径。

三联生活周刊:自然教育是比较漫长的过程,实地保护时有什么更具体的路径?

吕植:自然保护关键是寻找鼓励机制,这种鼓励机制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是长远的,教育是长远的鼓励机制。而短期的鼓励机制,比如说利用市场力量,采用一种“生计替代”的方式,减缓人对生态系统的压迫。我们这几年在大熊猫保护区推广“熊猫蜂蜜”,就是把当地这种带有鲜明保护特点的有机食品的自然价值推广出去,以此在自然资源保护和管理、社区生计发展、公共事务管理三个方面给社区以支持。

除了生计替代,传统文化也是一种鼓励机制,而且更加深入人心。我们最近的三江源项目集中在藏区,那里的人们都认为山神、水神是地球的主人,人只是过客来这里借住,所以人不能滥用自然,这种文化和信仰已经转化为自律的行为,比法律的要求和经济的鼓励都要厉害。所以我们也在尝试和寺庙合作环境教育,比如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想办法把值得保护的动物变成神圣的事物,把藏鹀画在唐卡上,请周围20多个寺庙的喇嘛加持它,老百姓看到之后可能会觉得这是要保护的。而对这种鸟的认识是基于科学的调查分析,我们知道这种鸟面临什么威胁,需要什么样的保护,这样把科学和传统结合在一起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时候政策对环境的影响是最深远的。“山水”作为非政府组织,在这一路径如何推进?

吕植:制度本身是不断变化的,存在不可靠性。但是制度里的人是可以影响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用真实的改变来说服政策的变化。以三江源为例,我们推动了以农牧民为主题的保护政策出台,因为现在国家拨了很多钱来做保护,如果把保护的权利和收益授予当地居民,是一举几得的事情。但是要推动政策的改变不那么容易,因为这些钱怎么花已经有渠道了,而且还可能需要增量的资金。国家在实施保护时到了县以下就非常困难了,那我们就从村到乡到县构建一个从下往上走的台阶,和国家从上往下的体系做一个对接。比如我们一开始在玉树州曲麻莱县措池村组织老百姓建立了“村民监测巡护队”,拿这个案例给中央写信,证明老百姓做保护是低成本、高效率的,是和当地文化一致的,后来的政府批文里就增加了要促进农牧民为主体的保护措施。今后的进一步推广,我们希望可以和一些现有政策结合起来,比如国家现在要设立“公益岗位”,但目前只是作为一个福利,和实际保护没什么关系。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机会,还是花同样的钱,但和保护挂起钩来,建立专门管理自然资源的“村民资源中心”,让这个中心来管理这些岗位,这样就能变成一个村民的集体行动。

(感谢记者阿润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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