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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13)

2013-11-13 09:40 作者:朱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咖啡馆的灯光由此熄灭,爱密利亚的房子倾斜着,也要倒塌了。我一直在想,要不是心灵中包容了太多阴冷的痛苦,怎能如此娓娓道来这样彻骨的冷酷呢?

(《外国文艺》1978年第二期,这期刊物上推出了李文俊翻译的美国作家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

紧接着,第二期《外国文艺》竟就推荐了美国作家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李文俊译)。说实在,以我自己的喜好,喜欢《伤心咖啡馆之歌》真要远优于《第二十二条军规》。这篇小说吸引我的并不是故事,而是那种深入骨髓残酷中的悲凉。高级的是,叙述又是那样的客观与冷静。细想,它的故事中“一物降一物”式的人物关系其实也是夸张的:作恶多端的坏小子马文·马西偏偏倾慕上了怪癖的,长得又不好看的爱密利亚小姐,婚后竟成为趾高气扬的爱密利亚小姐可怜的尾随者,小姐不仅不让他上床,还施以暴力,最终将他逐出家门,占有了财产。马文·马西因此成了罪犯,发誓一定要对小姐施以报复。而爱密利亚小姐偏偏又将深夜来访的驼背“表哥”作为了言听计从的精神支柱,这个驼子由此鲜活地改变了她的生活,咖啡馆因此而浴满温暖的灯光。而这温暖被击碎,出奇的是,马文出狱后回到镇上,与驼背相遇后,驼背竟就不自觉被马文吸附,成了他的附庸。爱密利亚小姐在丧失支柱后,只能选择了与马文决斗,眼看她将要决胜的时刻,驼背却在关键时刻跳向马文,不仅帮他战胜了她,还帮他洗劫了她的财产。咖啡馆的灯光由此熄灭,爱密利亚的房子倾斜着,也要倒塌了。我一直在想,要不是心灵中包容了太多阴冷的痛苦,怎能如此娓娓道来这样彻骨的冷酷呢?有意思是,它留在我脑海里的,也完全不是阴郁的景象——麦卡勒斯喜欢写天空的颜色,她描写天空像鸢尾花那样的颜色,直到决斗前,在日落之后,天空也是“一片明亮的淡黄色”。
《伤心咖啡馆之歌》的结尾也曾令我们热烈讨论过——苦役队里那“十二个活着的人”与这个故事是什么关系呢?他们修的那条路距小镇不远,歌声是不可能飘到小镇的,只不过弥漫了一种有关命运的苦涩氛围而已。
1978年《外国文艺》之重要性,就在它构成了当代美国文学推荐的主流。在紧接着的第三期上,推荐了马拉默德与索尔·贝娄。马拉默德的《魔桶》(董衡巽译),现在看是极一般的一个人为处理的结构:主人公与一个巧舌如簧的婚介媒人的关系,领略了婚介技术后,主人公当然索然无味。可在索然无味中,偶然却见到了婚介资料中夹杂的一张简易快照,像是被一道强光照亮,拨动了心弦。而这照片恰是媒人无意中夹杂的,是他自己的女儿。这样的构思肯定不是一篇好小说,可当时我们也曾很喜好这样的出其不意。我还记得曾为法国作家特洛亚的那篇《最好的顾客》激动过——它的故事是,花圈店老板在一个傍晚迎来了一个神色惶惑的顾客,他要买走店里献给所有有关男性的不同称谓的花圈。这引起了老板猜疑:难道这家里所有男性都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死亡了?随后就怀疑这背后可能有一场可怕的屠杀,买花圈者大概要谋杀家里所有男性。悬念不断升级,最终,谜底揭晓,是一个垂死之人,因生前孤独无一个亲人,他需要在死后有一个完整的亲族温暖的送行。于是,在他的葬礼上,花圈店老板送了一个花圈,题为“献给我们最好的顾客”。这是一个多刻凿的构思啊,可认识到真正的优劣,是需要付出时间代价的。
第三期《外国文艺》上真正优秀的小说其实是索尔·贝娄的《寻找格林先生》。这篇小说耐人寻味在寻找的过程:格林是谁?名字是身份,但一个名字会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送救济金的业务员,他先是意识到同事告诉他的——“你离要找的人越近,人们愿意告诉你的东西越少”。随后,当他很容易找到另一个救济对象时,那位老先生向他强调:“你得知道我是谁”。再然后,当他为那个“格林先生”走投无路,说“你有一个名字,凭这个名字又找不到你,你的名字有什么用?它很可能没什么东西要代表”时,柳暗花明,人们才想起有一个驼背的老头。有意思是,他最终遇见的,又是一个胖胖的裸体女人。她代表格林先生吗?是他的太太吗?她回答:“我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谁想知道?”最后结尾,这个业务员的思考是,“你以为你已经找到了他。那有什么关系呢?也许你真的找到了他——那又怎么样呢?”这完全是有关名字、身份的一种哲学思考了。当然,这含义是我后来阅读维特根斯坦时才意识到的,那是1987年以后的事了。
这篇《寻找格林先生》对当时作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索尔·贝娄也因此成了一批最前卫文学青年崇尚的一个最重要的名字。

紧接着,第二期《外国文艺》竟就推荐了美国作家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李文俊译)。说实在,以我自己的喜好,喜欢《伤心咖啡馆之歌》真要远优于《第二十二条军规》。这篇小说吸引我的并不是故事,而是那种深入骨髓残酷中的悲凉。高级的是,叙述又是那样的客观与冷静。细想,它的故事中“一物降一物”式的人物关系其实也是夸张的:作恶多端的坏小子马文·马西偏偏倾慕上了怪癖的,长得又不好看的爱密利亚小姐,婚后竟成为趾高气扬的爱密利亚小姐可怜的尾随者,小姐不仅不让他上床,还施以暴力,最终将他逐出家门,占有了财产。马文·马西因此成了罪犯,发誓一定要对小姐施以报复。而爱密利亚小姐偏偏又将深夜来访的驼背“表哥”作为了言听计从的精神支柱,这个驼子由此鲜活地改变了她的生活,咖啡馆因此而浴满温暖的灯光。而这温暖被击碎,出奇的是,马文出狱后回到镇上,与驼背相遇后,驼背竟就不自觉被马文吸附,成了他的附庸。爱密利亚小姐在丧失支柱后,只能选择了与马文决斗,眼看她将要决胜的时刻,驼背却在关键时刻跳向马文,不仅帮他战胜了她,还帮他洗劫了她的财产。咖啡馆的灯光由此熄灭,爱密利亚的房子倾斜着,也要倒塌了。我一直在想,要不是心灵中包容了太多阴冷的痛苦,怎能如此娓娓道来这样彻骨的冷酷呢?有意思是,它留在我脑海里的,也完全不是阴郁的景象——麦卡勒斯喜欢写天空的颜色,她描写天空像鸢尾花那样的颜色,直到决斗前,在日落之后,天空也是“一片明亮的淡黄色”。

《伤心咖啡馆之歌》的结尾也曾令我们热烈讨论过——苦役队里那“十二个活着的人”与这个故事是什么关系呢?他们修的那条路距小镇不远,歌声是不可能飘到小镇的,只不过弥漫了一种有关命运的苦涩氛围而已。

1978年《外国文艺》之重要性,就在它构成了当代美国文学推荐的主流。在紧接着的第三期上,推荐了马拉默德与索尔·贝娄。马拉默德的《魔桶》(董衡巽译),现在看是极一般的一个人为处理的结构:主人公与一个巧舌如簧的婚介媒人的关系,领略了婚介技术后,主人公当然索然无味。可在索然无味中,偶然却见到了婚介资料中夹杂的一张简易快照,像是被一道强光照亮,拨动了心弦。而这照片恰是媒人无意中夹杂的,是他自己的女儿。这样的构思肯定不是一篇好小说,可当时我们也曾很喜好这样的出其不意。我还记得曾为法国作家特洛亚的那篇《最好的顾客》激动过——它的故事是,花圈店老板在一个傍晚迎来了一个神色惶惑的顾客,他要买走店里献给所有有关男性的不同称谓的花圈。这引起了老板猜疑:难道这家里所有男性都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死亡了?随后就怀疑这背后可能有一场可怕的屠杀,买花圈者大概要谋杀家里所有男性。悬念不断升级,最终,谜底揭晓,是一个垂死之人,因生前孤独无一个亲人,他需要在死后有一个完整的亲族温暖的送行。于是,在他的葬礼上,花圈店老板送了一个花圈,题为“献给我们最好的顾客”。这是一个多刻凿的构思啊,可认识到真正的优劣,是需要付出时间代价的。

第三期《外国文艺》上真正优秀的小说其实是索尔·贝娄的《寻找格林先生》。这篇小说耐人寻味在寻找的过程:格林是谁?名字是身份,但一个名字会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送救济金的业务员,他先是意识到同事告诉他的——“你离要找的人越近,人们愿意告诉你的东西越少”。随后,当他很容易找到另一个救济对象时,那位老先生向他强调:“你得知道我是谁”。再然后,当他为那个“格林先生”走投无路,说“你有一个名字,凭这个名字又找不到你,你的名字有什么用?它很可能没什么东西要代表”时,柳暗花明,人们才想起有一个驼背的老头。有意思是,他最终遇见的,又是一个胖胖的裸体女人。她代表格林先生吗?是他的太太吗?她回答:“我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谁想知道?”最后结尾,这个业务员的思考是,“你以为你已经找到了他。那有什么关系呢?也许你真的找到了他——那又怎么样呢?”这完全是有关名字、身份的一种哲学思考了。当然,这含义是我后来阅读维特根斯坦时才意识到的,那是1987年以后的事了。

这篇《寻找格林先生》对当时作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索尔·贝娄也因此成了一批最前卫文学青年崇尚的一个最重要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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