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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大时代里,个人有个人的责任

2013-11-13 09:40 作者:李菁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在那场运动中,领袖有领袖的责任,个人有个人的责任。我不提别人,我只提自己的责任。我要为我的选择负责。所以我要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成为新闻的道歉

67岁的陈小鲁原本一直安安静静地生活在北京一个幽长胡同的四合院子里,这里是他的岳父粟裕将军的住所。“为‘文革’道歉”的消息一出,他一时成了新闻人物。最近一段时间,他频频接到各路媒体打来的电话,有国内,也有境外的,出入院子里的记者也多了许多。坊间反响这么热烈,这大大出乎陈小鲁的意料。“就这么件事,你们真的觉得那么值得做吗?”他略有不解地反问要求采访的记者们。

陈小鲁

陈小鲁是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会长。今年5月,陈小鲁的一个同学去看望当年教他们生物的赵老师。“赵老师说当年校领导在‘文化大革命’受到很大冲击,现在年纪都大了,你们应该去看一看,不然就来不及了。这个同学回来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应该去看他们,我们应该去道歉。’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我们没有正式地道歉。”由衷感慨“再不道歉就来不及”的陈小鲁,也在开始思考以什么时间、什么方式来表达这种歉意更为妥当。

 

8月18日这一天,陈小鲁又收到了同学会秘书长黄坚发来的一封邮件,“里面是一组照片,全部是1966年八中校领导被当作黑帮批斗和劳改时的情景”。邮件里,黄坚还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历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历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从我做起,勇敢地向老师们说一声:对不起您了,我们真诚地道歉!”黄坚所说的“特殊的日子”,陈小鲁不需多花一秒一时来揣测——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
这组照片还是陈小鲁第一次看到。虽然已时隔47年,影像也略显模糊,但它对陈小鲁内心深处的冲击仍是清晰而巨大的。“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陈小鲁后来这样形容。他很快给黄坚回了邮件,上面写:“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第二天,这段话被放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用作内部交流的博客上。陈小鲁还写了这样一段话:“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
按陈小鲁和八中同学会原来的计划,他们原想准备一个200人的大会,同学们谁愿意来就来,当年的老师们“能来就来”。“这段历史我们都知道了,可是八中后面的学生知道吗?八中的老师知道吗?所以我们希望能在八中举行这个会,有八中现在的校领导和老师代表参加,因为除了我们道歉这一行为之外,它对现在的学生也是一个教育行为。”可是他没有想到,几天后,一篇名为《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的文章开始在网上流传,一下子引起高度关注。“媒体一报道之后,我们不敢搞了,学校也不敢沾边了。”陈小鲁笑着说,也有些许无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同学会决定,“小范围交流更自如一点”。

10月7日,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在八中附近的一个茶室里,8位当年的八中老师,和16个学生,围坐一起。当年血气方刚的中学生们,已经青丝霜染,更别提那些老师们。陈小鲁站起来第一个发言:“‘文革’之后,老师对我们的冒犯宽容大度,我想代表八中当年伤害过你们的校友,向你们真挚地道歉!”“道歉会”持续了3个小时,但实际上,老师生更愿意回忆与交流的,是那个时代绽放的人性的温暖。

“道歉”新闻出来之后,网上也有人质疑甚至指责陈小鲁们的道歉来得太晚。“其实这是一个误解。”陈小鲁坦然面对。“‘文革’结束之后,等我们风流云散、走到全国各地,再回到学校已经是1988年了。”这一年,陈小鲁和同学们成立了一个同学会,主旨之一是“联络感情”。陈小鲁说,由于当时的“阶级论”以及诸如“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尽管我们反对对联,但它在当时还是盛行一时,对我们出身不好的一些同学就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尽管你没斗他,但这种天然形成的、无形的隔阂一直在那儿存在。”成立同学会也正是为了弥合当年因为出身造成的裂痕。

从1991年起,同学会开始向八中的老师颁发了一笔“奖教金”,虽然数额并不大,但其实也是向当年受冲击的老师表达愧疚之情的一个心意。“毕业这么多年,同学们也经常和老师们见面,我们每见到老师都会表达一下歉意,特别是对那些挨过斗的。但是当时那种场合人很多,有时一句话带过去了,它是私下的,也显得不那么正式。不光是我,很多同学都做过这个事儿,同学之间也有互相道歉的。但这一次我们以同学会的形式,有一个公开的道歉方式。而且这个道歉并不是突然的,只不过是现在凭借了网络力量,其影响一下子就扩散开来。”

回忆起来更让陈小鲁感动的是老师们的宽容,他们反复讲:“你们用不着道歉,你们不必这么道歉。”当年任团委书记的张老师也坦承自己当年“把阶级斗争搞得过分了”。“我们把正面的、反面的、正确的、错误的都灌输给你们。‘文革’极左高潮一来,不但你们分不清,我们这些老师、党员干部也迷失了,不知所措了。所以对同学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做的一些事,我也有责任。”

在那天的师生见面会上,一位老师提出,希望能从学生的角度把八中“文革”的历史整理出来,这个提议得到师生的共同认可。“所以我们准备搞个‘八中文化革命大事记’——八中是一个好学校,它有辉煌的一面,也有黑暗的篇章。那么往往这个错误失败比成功辉煌更让人得到启发。”陈小鲁和同学们的下一个计划是做这个大事记。“因为很多事情我们自己也记不清楚,毕竟47年过去了。现在有同学慢慢开始回忆这方面的事情,我们准备把它放到网上,然后大家来填空改错。计划从1966年6月1日到1969年‘九大’之前,我们这些老三届的人离开学校、都上山下乡和当兵了为止。”陈小鲁说。

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摄于1966年)

“红八月”

“道歉”上了新闻不久,作为“红二代”之一,陈小鲁参加了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样的场合似乎有点微妙。“中国是人情大于政治的社会,我的观点已经亮开,也无所谓。”陈小鲁不但继承了父亲的相貌,也继承父亲的坦荡。他说在这个“红二代”的聚会上,有些人对他的举动表示赞同,但也有人告之,“你这个举动不错,但是不要成风”,还有人提醒他不要“被人利用”。不过,来自民间一种意见也许更具代表性:对那个疯狂的年代,个人要负多少责任?就像在那天的道歉会上一位老师说的那样:“你们没有必要站出来道歉,你们也是受害者。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谁不拥护?”

陈小鲁对此的回答显然也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段思考。“我道歉就是两条:一个是我初期造反,第二个是我组织了那个批判大会。初期造反是破坏了学校秩序,组织大会是会上发生了武斗,影响恶劣。我可以不组织批判大会,我也找过四中和六中的人,但为什么最终是我挑头、而不是其他人?这还是我自己的选择,那么我要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责。不能说这话毛主席讲的,所以责任不在我。那毛主席讲了以后那么多人都没有动,为什么偏偏是你?”

1946年,时为山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迎来了第三个儿子,取孔子“登东山而小鲁”之句,他为这个小生命取名为小鲁,也蕴含了全取山东的雄心。陈小鲁笑称,他小时候,父亲曾认为这个小儿子比较“迟钝”。没想到,有朝一日,他成了叱咤一时的中学生领袖。

1963年,陈小鲁进入北京八中上学。他后来形容那时的自己“开始真正关心政治了”。而此时,中国政治开始进入动荡的序幕。陈小鲁后来回忆起来,1965年,中国开始搞“四清运动”,“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政治概念也开始渐渐渗透到校园中来。在此期间,毛泽东有一个与王海容和毛远新之间的谈话,谈到学校时,毛泽东批评了当时的教育制度,还称学校已经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这个谈话的文字版被有意无意地传到社会上。而最高领袖对学校领导的定性,正符合处于叛逆期的这些高中生的心理。统治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谁?当然是校领导和老师。于是,陈小鲁在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写的是:“让阶级斗争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转眼到了1966年,陈小鲁也上了“高三”。外面世界的政治火药味越来越浓。先是批判“三家村”,很快又批判“四家店”,气氛也越来越诡异。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与另外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这张大字报,从而点燃了自下而上冲击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烈火。

那时的陈小鲁已经结束了高中的毕业考试,本来要准备升大学的考试,但是原有的秩序一下子被打乱,教育系统宣布停课,国家宣布取消高考,参加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来。“一宣布不高考了,全班同学都高兴得不得了,把书都扔了。”这一群血气正盛的年轻学生索性彻底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当中。各个学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则成立校“革委会”并选举了“革委会”主任。在这次“民选”当中,陈小鲁获得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满票通过。

当时,绝大多数人不会意识到,这仅仅是日后持续十年动荡的一个序幕。不过那些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革命们还是嗅出了一些不寻常的味道。陈小鲁还记得有一天回家,父亲在吃饭的时候和几个孩子们有过一次谈话。当时陈毅先是感慨了一句“文化革命来势汹汹啊”,然后问陈小鲁学校怎么样。听说学校停课之后,陈毅叮嘱说:这个斗争很复杂,你们要把握住自己。然后又语重心长地说了句:“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你学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你也不要跟我说。”这一番话有点“划清界限”的意识,自此以后,他没再向父亲提学校的事,父亲也再从来没有问过他什么。

大约是6月8日左右,工作组开始进驻学校。此时,八中校内已经开始了批斗校领导的风潮,不过在陈小鲁们当时的政治意识中,学校领导和老师是属于性质不同的两个范畴。“那时候在我们看来,老师是属于人民内部范围内的,而校领导是犯了严重错误的‘黑线人物’”,陈小鲁回忆。“文革”一开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因为彭真是‘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所以他下面的党组织都属于‘一条黑线’,到了一个学校领导、基层党支部书记,那就是‘黑线人物’,群众已经开始揪斗他们了”。

6月9日,八中有一张大字报,揭发说学校的一个工友因生活艰难而卖血。“那在当时是非常‘煽情’的。大家觉得学校领导不关心工人的死活,没有一点阶级感情,完全是资产阶级!”于是学生自发地召开大会,学生们把校领导揪到水泥台上批斗,会场上,学生们都非常激动。

当天,团中央的工作组进驻学校控制了局面。陈小鲁和另外两个同学被吸收成为工作组成员,并宣布校领导靠边站,检讨。“我从一开始就是个学生领袖,还专门给老师们训过话。”陈小鲁坦然面对既往。在全校教师大会上,他代表学生讲话:“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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