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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小报的江湖规则(上)(2)

2013-11-12 09:30 作者:丘濂、徐菁菁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英国小报的江湖是混乱的。它们竞争激烈,因此不择手段,依靠编辑对于尺度的把握躲过了一场又一场的官司,也凭借明星对报纸的依赖刺探到一个又一个八卦。但它们终究逃不过几乎每10年一次的公众信任危机。

尺度

《卫报》专栏作家皮特·博顿在《世界新闻报:假酋长和皇室陷阱》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情景:曾几何时,当那些媒体尚未搬离舰队街时,每天晚上来自那些红头小报的记者们都要和来自大报的记者们去到像ElVino这样的酒馆来喝酒放松。这个时候报社都关门了,印厂也已经印好了最新一期的报纸,记者们便不再为怕同行抢走新闻而对所做选题讳莫如深,可以轻松地分享八卦还有那些“一鸣惊人”的采访手段。小报记者们的故事总是最精彩的,充满了智慧,因为他们不像大报记者那样只会傻坐在办公室里分析无聊的政策,脑子里客观公正的新闻观又使得行动很受束缚。一个著名的酒馆里的分享是这样:小报记者只是知道某人情人的名字和工作地点,以及她有一头金发,但是他必须要一张她的图片来配文字。他和他的摄影师应该怎么办呢?这位记者在花店订了一束最大的香水百合,匿名送去她的办公室,接着就和同伴坐在车里等着一会儿的好戏。17点多钟,下班的人们涌出写字楼,其中就有这位抱着百合花的女士。记者过去问她是不是某人,并要求采访。理所当然,她被拒绝,但那是在肯定了姓名之后。第二天小报头版,就有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情色故事,以及一系列图片。那为什么要最大的那束百合?“这很简单。”这位记者解释,“如果是小的,她就会放在办公室,如果足够大,她至少会一半放在办公室,一半放在家里。哪个女人不希望家里能摆些百合呢?”这位记者所用的方法让那位女士愤怒,让同行惊叹,但却完全合法。

典型的小报手段还有通过角色扮演从而进行隐形调查。将这一方式运用得淋漓尽致的非记者马扎尔·马哈姆德莫属,他为《世界新闻报》工作了20年。和他经常一起搭档的摄影师史蒂夫·格雷森在他刚入行时就看出了他的天赋:“在90年代初期,没有人会觉得一位英语流利、穿着时髦的巴基斯坦裔英国人会在一个小报当记者,尤其是在《世界新闻报》,那里全部都是白人员工。他的面孔是他很好的掩护。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才能:如果一个故事不是他想要的那样,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它朝那个方向发展。”因为经常要化身各种角色,马哈姆德很少在报社抛头露面。在他和报社所签的合同里,也规定他不必在文章旁边来配头像照片,只放一幅他头像的剪影。他为《世界新闻报》做过多篇独家报道,包括假扮中东酋长,套出英国苏菲王妃对王室和内阁成员的不恭评价;装成瑞士银行家要买情书,钓戴安娜王妃的情人休伊特上钩;答应卖给恐怖分子一些放射性材料用以制造脏弹,正当对方在家等待送货时,马哈姆德将他送给了伦敦的反恐警察;他用高达数万英镑的报酬暗中支使报社在黑帮卧底的线人向黑帮成员提出了绑架贝克汉姆之妻——“辣妹”维多利亚的建议和具体实施步骤,然后向苏格兰警方告密,制止了这场“事先张扬的绑架案”。

“英国小报和美国小报不太一样。在美国的小报里基本都是娱乐明星八卦,而英国小报记者则在政治、商业、体育以及娱乐等各个领域都要找点吸引眼球的东西。所以从选材的角度讲,英国大报和小报之间的界限很模糊。”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英国政治和媒介政治专家马修·阿斯顿教授告诉本刊记者,“这就是小报记者为何会用为了公共利益来辩护,认为目的正当,手段也就合理了。”马哈姆德能够几次被告上法庭,又顺利脱身,原因就在于此。但是喧嚣过后,似乎没有人去关注那些所谓“涉及公共利益”案件的真实面目。就像“脏弹案件”,三个“恐怖分子”在看守所被关了两年,之后开庭审理三个星期便结束,三人均被无罪释放,代价则是纳税人来均摊的上百万英镑的调查费用。“事后来看,整个案件其实就是一个从未现身过的沙特阿拉伯买家,要用从来没有兑现过的钱,去买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叫作‘红色水银’的物质,从一个自称有这种物质的人手里(就是马哈姆德自己)。和《世界新闻报》以往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一样,这篇报道也依赖于叙述技巧:模棱两可的用词把不相关联的事情扯到一起,让读者觉得和自己息息相关,心生恐惧。”博顿在他的书里写道。
即使小报因为手段不道德处于不利地位,也经常有办法变被动为主动。1994至1995年间在《世界新闻报》担任主编的皮尔斯·摩根就在他的个人回忆《知情者:揭秘英国十年丑闻的私人日记》中记述了这样的事情:戴安娜的哥哥、厄尔·史宾塞伯爵觉得有关自己和妻子维多利亚在感情不和的一举一动都会出现在小报上,怀疑是身边的朋友出卖了他们。于是他做了个实验,在一封给那位朋友的信上说维多利亚正在诊所里治疗,希望他能够多关心她,自己则马上要去纽约的电视台工作几年,会把孩子一同带走。摩根在得到信后,马上安排了报纸头版,标题是《戴安娜的哥哥带着孩子们离开英国》,以显示史宾塞的冷酷。当晚,史宾塞就致电摩根,得意地说,这回抓到了《世界新闻报》的把柄,就等着报纸刊出道歉信了。摩根马上请教前雇主、《太阳报》编辑凯文·麦克肯应该怎么办。在麦克肯的指导下,内容重新编排,文章标题改为《他扯了一堆谎来愚弄读者》。因为纵容捏造的故事在报纸上,读者们都忽略了《世界新闻报》侵犯隐私的行为,反而谴责史宾塞伯爵的行为。他这局还是败了。

“对于一般人来讲,即使被小报侵犯了隐私和名誉,也多半忍气吞声,因为它们在左右舆论上有很强的力量。对簿公堂就更难,小报会聘请阵容强大的律师团。”阿斯顿教授这样说。对于明星来说,打官司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在媒体圈浸淫多年的博顿就感慨:“那些被小报中伤但实际上没有任何错误的人们走上法庭,希望不实的说法得到纠正。结果持续数周,他们的个人私事,不论真假,又被掰开揉碎地在法庭上讨论,小报就又有了新的话题。像《世界新闻报》聪明的编辑们,心里清楚得很,即使是不实报道,当事人也没必要再去延长这种因曝光而带来的痛苦。”

针对某些伤害行为,小报也必须准备好要有所付出。“当事人的心理感受,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要计算将来会从他们手里要走多少钱的赔偿。在一些明显的侵权之前,报社主编会了解将来可能的赔偿是多少,而由此为报纸增加的发行量能有多大,究竟是否值得冒险。”博顿说。摩根在《知情者》里就得意洋洋地写下了这样一次决策的经历:他想把《星期日邮报》上一篇威尔·卡林(英格兰橄榄球队队长)与他爱人的专访直接拿来用之前,征求了一下法律顾问汤姆·克隆勒版权侵权方面的费用。“汤姆,把它全抄过来要花我们几个指头的钱?”摩根问。汤姆伸出5个指头,那意味着要赔偿5万英镑。“我们能把它做成一个头版,再加两个跨页。估计它能大卖,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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