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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八卦和它的制造者(下)(2)

2013-11-11 13:58 作者:王小峰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卓伟说:“实际上我们无形中对娱乐圈也起到一种净化和监督的作用。作为一个艺人,当他取得了一定名望和地位以后,公众形象对他来讲肯定也是一个无形的法宝,他也得爱惜羽毛。但靠他自己监督自己、要求自己,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家也不要把我们这个工作想的怎么样,实际上我们也只是拍点私生活方面的小细节,更多的背后的东西可能还是拍不到的。密室里面那些东西,我们拍不到。”

人身安全与跟踪成本

当然并不是所有明星都像顾长卫这样客气,有些人往往会放出狠话,吓唬一下卓伟,而有时候,他们当场就会被打。卓伟说:“窦文涛和黄健翔一直耿耿于怀,窦文涛和一个女的在车上被我们拍到,听说窦文涛那会儿都快崩溃了。黄健翔也是恨我们,说要打我们。郭德纲也是说要找人打我。反正是有人特别恨我们,要找人揍我们的。像郭德纲的别墅侵占绿地就是我们爆出来的,北京电视台看见我们的报道后过去采访,结果被他们打了。”

狗仔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职业,如果遇上一个混不吝的人,可能就会被打。但这么多年,卓伟在现场还从未被打过,顶多是推搡,而且多数来自明星的“粉丝”。而他手下的摄影,由于目标比较明显,倒是常常被打。卓伟回忆说:“冯科干狗仔队以后,被人打过,进过派出所。我们好几个摄影,有人进过派出所,有四个被人打过,有一个人还被打过两次。还有莫少聪吸毒被抓起来了,我们记者和摄影追他,结果被他们剧组的人把我们司机和摄影也给打了。我们会报警,在行政处罚结束之后,我们也会提出赔偿。莫少聪那次打人,对方答应道歉,然后进行一些赔偿,在警方的调解下没有进入诉讼程序。”

卓伟三赴南京才拍到高圆圆与赵又廷

除了人身安全之外,跟踪偷拍也有成本,在北京还好,如果离开北京,成本就高了。而一条新闻换回来的可能只是成本的零头。在偷拍高圆圆和赵又廷时,卓伟他们一共去了3次南京才拍到。他说:“高圆圆、赵又廷也好,杨幂、刘恺威也好,章子怡、撒贝宁也好,刚开始就只是一个八卦,只是一个传闻,我们用我们工作的手段,最后让它们变成了新闻现实。”但是这个传闻变成现实的成本确实很高。当时高圆圆和赵又廷拍电影《搜索》,有人说这俩人好上了,但是没有证据。当赵又廷在南京拍《致青春》时,卓伟发现高圆圆去了南京。“第一次是冯科去的,他不知道赵又廷住哪儿,就找赵薇的剧组。从一个大学生那儿了解到他们住在理工大学宾馆,但赵又廷不住在那儿,只好盯剧组。终于赵又廷来拍戏了,但高圆圆又回北京了,最后一天才知道赵又廷住紫荆山庄。第二次我们去,那几天赵又廷没有戏,盯了5天,他跟高圆圆在房间里就是不出来。所以得想办法确定赵又廷在几层、哪个房间,什么时间段把房间的后窗户打开,会整理房间,然后我们就到那里拍。第二次我们还只是拍到了两个人单独出现在房间里。第三次我去了,有前两次打下的基础,我们就轻车熟路了,我们5点多到,8点多钟两人出来散步,我们就拍到了。为这一条新闻做这一整套的工作,对于一般的人来讲不可想象的,我们为了拍这条新闻花了得有1万多块钱。包括去广东拍章子怡、撒贝宁,来回机票、包车、追车,也花了不少钱呢。”

2012年,章子怡与撒贝宁传出恋情

卓伟在拍到这些八卦后,也一样感到满足,他说:“我们去广东拍章子怡和撒贝宁,在山里面追了5个小时的车,最后终于拍到了,当时的感觉就是欣喜若狂。但我最大的快感是拍到的新闻被广泛的传播,这个快感、荣誉感、成就感是远远超过我在第一现场捕捉到拍摄对象的那种快感。”

我一定要把你拍到

卓伟身上有股执拗的韧劲儿,这股韧劲儿让他面对明星,不管是咫尺还是天涯他都会跟踪到底。董洁和王大治就是被卓伟他们盯出来的。卓伟说:“我们之前就知道董洁和王大治好上了,我们摄影拍到过董洁和王大治一起吃饭、离京的照片。但是照片的说服力不足。实际上这时候董洁和潘粤明已经彻底撕破脸了,双方在网上展开骂战。董洁还发了一个声明,说潘粤明雇狗仔队盯了她一个多月,什么都没拍到。当时我就特别气愤,我们盯董洁,并不是潘粤明雇的,我们只是听说他们闹离婚,董洁跟王大治好了。这是一个新闻,我们去跟踪,我们没有受任何人的指使。而且我们也没有盯一个多月,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工作一个极大的污蔑,所以我一定要把你拍到。”

今年2月,董洁与王大治被拍共同出行

就是为了争这口气,卓伟决定紧紧盯住董洁,后来他发现这俩人都去了海口。“但我们的摄影跟他们到了一个市场就跟丢了。我们从下午到晚上在海口到处找,市场里每一个饭馆每一个单间都去看,海口的所有高档酒店都去看了一遍,也没有发现他们。后来发现那个市场的最里面有个公寓,我说会不会就把他们送到那个小区里了?结果第二天就在那个小区门口发现了接他们的那辆车,这两人就在这个小区,下午看见王大治出来买烟。我们的摄影跟进去,知道他们住在9楼。晚上,摄影师爬到对面的水塔上,一个人抱住另外一个人的腿,摄影悬空拿相机把他们俩拍了下来。当时董洁认为我们什么都没有拍到,只拍到机场的那些东西。她第一天跟王大治回了家,第二天她一天没有出门。第二天晚上,我们拍到她跟王大治在那个房间里亲热。第三天一早,她就坐飞机走了。她认为三天跟王大治都没在公开场合出现过,你们怎么能够拍到呢?何况是住在在9楼。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是爬到水塔上拍的。”

卓伟是一个脾气随和的人,但是工作的时候就没那么随和了,他说:“我不否认,可能我身上有一些攻击性,在跟他们的博弈中,我也确实体验到这种乐趣。”

我们将很多美好的事情撕碎了再给他们看

卓伟平时也能听到娱乐圈对他的议论,那些被他偷拍跟踪过的艺人,除了感觉可气、可恨、可怕,更多只能是无奈。一些艺人发现偷拍也是迅速吸引眼球的方式,就自己偷拍。卓伟对此很不屑:“他们自己拍自己,能拍出什么好新闻?只不过就是通过这种偷拍方式,吸引一下眼球。比如最近有什么戏要上或者有什么新闻,他们自己搞一个偷拍,然后找那些关系好的网站发出来。他也认为被偷拍是一种宣传炒作的有效手段,但是天天有人在身边盯着他,他肯定还是觉得自己的个人生活和自由受到了限制。”

很多明星被卓伟偷拍过之后,事业和生活也随之受到很大影响,从负面影响来看,他们偷拍郭德纲别墅占地,后来北京电视台记者采访被打,引起不小的风波,对他个人形象和品牌都带来不少影响。夏雨和高圆圆的地下情被卓伟拍到后,高圆圆有段时间很崩溃。卓伟说:“曾经有记者采访高圆圆,问她从一个玉女明星变成了一个绯闻女星,怎么看这个形象的转变?高圆圆一听就急了。董洁和王大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条新闻是今年2月份爆出来的,从2月份到现在,董洁没有接拍任何戏,就出来参加过几次商业活动,露了几回脸。后来,董洁的朋友托人跟我说她特别崩溃,整个形象都完了,她希望这个阴影能够赶紧过去,如果大家总在谈论这个事情,她就不敢出来工作了,问我们能不能不再拍她。我说那我答应不了,我们就靠这个吃饭的。”

卓伟也听到有人跟他讲,因为有他们狗仔队的存在,很多艺人现在都很收敛了,很少再去外面找女孩了。卓伟说:“实际上我们无形中对娱乐圈也起到一种净化和监督的作用。作为一个艺人,当他取得了一定名望和地位以后,公众形象对他来讲肯定也是一个无形的法宝,他也得爱惜羽毛。但靠他自己监督自己、要求自己,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家也不要把我们这个工作想的怎么样,实际上我们也只是拍点私生活方面的小细节,更多的背后的东西可能还是拍不到的。密室里面那些东西,我们拍不到。”

2013年,汪峰离婚后传出与章子怡的恋情

卓伟并不觉得因为偷拍给当事人带来伤害而感到不安,他说:“他们如果没事儿,我怎么拍也拍不到,所以这不是我的问题。”在卓伟眼里,他看到的明星从来都不是光鲜的,只能说是真实的,相对大多数公众来说他更接近明星的真实,然后他把这种真实传播给公众,让公众去做出判断。他说:“我也不是把自己摆在一个道德判官的高度上。实际上,我觉得中国人在传统认识上有偏差,他总是把事业上成功的人跟道德偶像画等号。对于一个名人来说,我们推崇他,只是推崇他在自己的专业、事业上的成就。但是实际上这个人做人到底怎么样、品德怎么样,跟咱们也没关系,他也不跟我们接触。但是我们媒体也好,公众也好,大家不能人为地把他们捧到一种道德高度上。这些名人毕竟还能起到社会标杆的作用。如果有一天,这个人因为一个事情被戳破了,可能很多人会有幻灭感,会对人产生一种不太好的心理影响。所以大家不如去认识一个真实的、全面的、残缺的公众人物。对那些‘粉丝’来说,我们将很多美好的事情撕碎了再给他们看。我不是说厌恶这个娱乐圈,毕竟这也是社会大环境中的一部分。我们只是还原这些人的真面目,然后把他们并不光彩的一面爆出来,这可能会让很多人失望或者感到幻灭。”

狗仔队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事业

卓伟对新闻的理解并不像很多新闻从业者那样丰富,他的理解很简单,那就是真实、独家、轰动。谈到他做记者,卓伟说这是他自己人生的最大理想。平民出身的他,有股吃苦耐劳的韧劲儿,这也是他这么多年能一直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他说:“网络出现后,如果你的新闻被网络转载,就像滚雪球一样,舆论影响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反馈给我的成就感和兴奋感就更大,这就成为我一个特别大的动力。恨无知音赏嘛,谁都希望自己做出来的一条新闻能够越轰动越好。有了新兴媒体,你的新闻不会被淹没,它们会被广泛地传播,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用百倍的努力去工作。”

对于“狗仔队”的称呼,卓伟也从来不觉得是个贬义词,更何况他还能从中获得很多乐趣,这是很多记者体会不到的。“我身边的朋友、家人还真没有人觉得我干这个工作是不体面、不光彩的,也没有人说劝我要放弃。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就是个苦孩子出身,工人家庭。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大家还是认为记者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而且是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所以,他们不认为狗仔队和记者有什么区别。我自己也认为,狗仔队就是记者,是记者这个行业里特殊的一分子,只不过采取的报道方式和手段不一样。”

但是家人也常常为他担心,担心他被报复。尤其是窦唯烧车那件事发生之后,卓伟的弟弟告诉他,那段时间他都不敢上网看新闻,替他担心。卓伟说:“可能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一样。我父母都是工人,从我们家庭环境来说,在他们眼里,我现在已经成功了。我原来只是想成为一个记者,我并没有想要成为中国第一狗仔队,甚至成立一个从事新闻报道的公司,我都没有想过,但是现在我做到了。不管别人怎么看,在我和我的家人眼里,在职业上我还算是成功的。我干记者的那一天,就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职业干下去,因为确实是得来不易。我有两个转折:一个是我从工厂进入媒体,成为一个记者;一个是我从天津到北京,从文化记者转型为一个狗仔队,不管是对于职业还是人生,这两个转折对我来讲,都是重生,我还是很感谢这个时代的。”

有一次,卓伟和一个香港狗仔队聊天,那个人感慨人生,说倒退十年,不做狗仔队,做别的肯定比现在混得好。卓伟说,倒退十年,如果不做狗仔队,肯定不如现在混得好。他说:“社会给你的选择是有限的,普通人只有唯一一次选择权,只有更高阶层的人才会有很多选择权。还有一个就是恐惧,我很害怕回到从前。离开《每日新报》,有9个月的时间我去了广告公司,在广告公司简直就是一种煎熬,有志难伸的那种煎熬,我只能咬着牙坚持下去,现在我们成立公司了,人也多了,但是这种危机感有时候更强烈。狗仔队、偷拍、八卦,没有人把它当作一项事业,很多人都不会把它当作一个职业。但是我先是把它当作一个职业,现在把它当作一个事业。”

卓伟做了10年狗仔队,但从来没有人因为隐私权和名誉权把他告到法庭。他一直在适度合法的前提下去偷拍,这或许跟他初入媒体行业因为一篇报道导致他失去工作有关,这一直在提醒卓伟,只要新闻是真实的,他就什么都不怕,而获取新闻的方式不能不择手段。也正是因为卓伟太珍惜这份工作,所以他一直保持很清醒的头脑,时刻意识到自己做事的底线在哪里,那就是他不会闯入私人空间,不会用非法手段获取新闻,不做违心交易,这比起很多常规记者来说他这方面确实让人佩服。同时,他总是怕这个团队做不好,做不好意味他的事业就完了。“新闻能够让人有成就感也能够让人有挫败感,因为每天的新闻都是新的。如果今天我有一个新的新闻,我的成就感就来了,如果今天我没有,挫败感就来了。跟我们合作的媒体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能做出他们没有的新闻,现在我们也是如履薄冰,如果有一天我们做不出别人没有的新闻了,我们的事业就做不下去了。”卓伟这种时刻感到的危机感跟他的生活背景有关,但也恰恰像一种规则在约束他,让他以正面的心态从侧面去挖取新闻。

卓伟说前段时间北京大风降温,他在北京南站坐地铁到劲松,出了地铁站他就开始纠结,是回家还是去北四环跟他们的摄影一起工作?当时已经晚上20点了。“我不想放松,因为有了第一次放松就会有第二次,如果让退缩成为一种惯性,肯定是干不好这个工作的。我和冯科现在带队伍,我们应该以身作则,不能传给大家这种轻言放弃的作风,能够坚持还是坚持。”卓伟说想到这里,他又走进了地铁站。

(实习生夏飞、尤帆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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