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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百年诞辰:文艺的反抗

2013-11-08 14:36 作者:石剑峰来源:东方早报
“世界上有美,也有苦难,但无论我们的事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决不会对这两者当中的任何一方不忠。”1913年11月7日,阿贝尔·加缪来到人世间,他用他短短的47年生命,努力见证并做到自己曾经说过的这句话。

1913年11月7日出生的法国小说家、哲学家加缪,其文学作品的主题多为反抗暴力。图为1955年1月,加缪在出版公司办公室的阳台上抽烟。

1960年1月4日,阿尔贝·加缪乘坐的小汽车撞上了路边大树,加缪当场死亡。听到儿子车祸去世的消息,加缪的母亲卡特琳娜叹息道:“太年轻了!”如果今天他还活着,将正好100岁。

从某种角度讲,加缪是另一个乔治·奥威尔。他们俩死的时候都只有47岁,都在寒冷的1月离世,都有肺结核,都信仰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人都站在左翼的立场批判极权主义。比如奥威尔,他一方面坚定信仰社会主义,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带来自由,但同时又意识到社会主义也有官僚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倾向。他认为,只有批判极权主义,才能发现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社会公正和自由。而加缪始终有一个美好社会的梦想,在那里,不公正与不义将被自由所替代。

《加缪传》的作者托德说,“他们出身不同的社会阶层,却都信赖贫穷的被压迫者、被侮辱者的纯真本性。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个体,拥有自由的灵魂,对偏左但决非正统的立场带来的种种不便,他们欣然接受。他们顶着时代的谄媚之风,揭露了左或者右的集中营或警察社会的残忍,也指出有些共产党人是如何通过重写历史去阐释事实的。”

以作家之笔进行文艺反抗

当英国作家奥威尔的那些杂文和《一九八四》出版的时候,奥威尔的左翼朋友们感到愤慨,右派和处于冷战时期的英美政府则报以热烈欢迎。同样的遭遇也发生在法国作家、哲学家加缪身上。1951年,他的《反抗者》出版之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都反对这本“反动的小册子”,而右派人士都发出欢呼,他们感到一位左翼知识领袖“转向”了。美国人和英国人则像那几年对待奥威尔一样,赞扬加缪的勇气和洞见,这部《反抗者》也因为冷战和反共浪潮而走红。尤其是在1950年代之后,东欧连续遭遇苏联的入侵,反抗苏联的《反抗者》更成为一个时代的读本。

什么是反抗者?“他首先是一个说‘不’的人。然而,尽管他有所拒绝,却并不放弃:他也是一个说‘是’的人。”对于加缪或者奥威尔来说,有太多的知识分子表现出近视、盲从以及对权势的嗜欲,这些知识分子比无知的帮闲群众更能充当极权主义的帮凶。

在《反抗者》出版后,加缪的朋友跟他有这样一段对话:

“您会给自己招来很多敌人。”

“大概会吧,我的那些朋友不是太靠得住。”

加缪的好友、战友,法国哲学家萨特最初不方便评论这本令他厌恶的书,出于保护友情或者其他,萨特让自己的追随者让松执笔。让松在《反抗者》的书评中毫不掩饰自己厌恶加缪的反革命,在他看来,革命通常是一个民族的惟一希望。

但加缪这本书并非是反对革命,他指的是和他同样时代的法国知识分子,他反对那些使谋杀正当化的人。加缪有意识地在当代政治斗争中选择了异端立场。加缪的洞见比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要早四年,比法国作家法兰可斯雷蒙的《极权的诱惑》早25年。尽管如此,右派的阿隆并没有拥抱加缪。战后,世界各处都有许多批评家在关注马克思主义及其带来的结果,奥威尔、卡尔·波普尔和加缪的思想是最为重要的,但加缪是那个时代的法国作家中,唯一一个表达如此鲜明立场的左翼人士。

《反抗者》在它那个年代,对整体偏左、亲苏的法国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诘问,作为左翼知识分子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如何面对革命所带来的普遍暴力,如何面对已经在西方流传开来的古拉格和大清洗传闻。加缪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某些人是如何出于反抗的名义,接受了集体性屠杀的?某些党员(恰恰也就是反抗者),一旦转变为职业革命者之后,是如何在20世纪创建了极权国家的?”(托德《加缪传》)加缪要批评的就是受极端思潮吸引的知识分子,比如萨特。所以1950年代初两人从好友走向决裂,成了法国思想史上的一段公案。如果加缪还能活得更久一点,在1960年之后,他是否会跟萨特重修于好,并肩走在五月风暴的街头?

加缪坚持认为,暴力是不正当的,反对将政治暴力正当化,在政治中要为道德保留位置,在任何运动中,自由、民主制度和公民权利是必需的。所以在《加缪传》的作者托德看来,在《反抗者》里,加缪想要独自一人反抗他在法国所处的圈子,反抗他曾经属于其中一员的法国左翼知识界的那些陈词滥调,他的自我救赎体现为以作家之笔进行的艺术反抗。“写作,就是要以行动反抗历史,反抗这段体现为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弗朗哥主义的历史,这些意识形态所要达到的目的都建立在越来越非理性的罪行之上。”托德说。

在某种程度上,加缪将革命与暴力画上了等号。托德说:“加缪谴责革命者无视一切永恒的价值,无视一切超越于阶级斗争和时代差异上的道德。”加缪认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普遍信奉的唯一价值观就是革命,用托德的话说,是打着责任的旗号,革命者们为自己谋得了所有权利。而加缪对苏联和法国的革命提出了质疑,表达了他对共产主义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当时这是勇敢的行为。加缪始终是一位左翼作家,曾经是法国共产党党员,即便萨特也从未加入法共。跟加缪一样最后离开法共的作家还有杜拉斯。加缪为反对暴力尤其是革命暴力而写作,而萨特认为,彬彬有礼的左派是不存在的。

加缪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我们几代人,除了革命没有其他的信仰,这正是悲剧所在。因为革命即使在取得成功的时候,也仍然向我们展现出它恐怖的一面。”“革命既不是目的,也不应该成为信仰的对象,它是服务于正义和真理的一种方式。如果革命没有为其目的服务,正如当前显而易见的那样,那么就应该承认并且说出来。”他还说,“我们不需要希望,我只需要真理。”在一些法国知识分子眼中,是加缪挽救了陷入极权主义泥潭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声誉。

 

童年时的加缪

正义之前要保卫母亲

加缪的“转向”让他的左翼朋友们感到了一种背叛。然而,加缪仍然相信某种社会主义,某种近似社会民主主义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或是英国工党模式的社会主义仍然是可能的。

“加缪反对将政治暴力正当化,萨特则反对系统化的暴力。”《加缪和萨特》的作者阿隆森这样评价加缪与萨特的差异。当《反抗者》即将出版时,萨特也转向成为革命者,推崇暴力,并认为暴力是战胜人类压迫的必由之路。萨特曾说:“反共产主义者是条狗。”萨特带有强烈的革命倾向,但加缪则告别了革命阶段:他是一个反抗者,完全抛弃了从雅各宾主义开始的各种主义。但两人在与对方的论争中又重塑了自己的思想。

加缪希望,在谴责暴力和那个时代左翼的问题之后,左翼才能真正重新联合起来。加缪预想的联合没有发生,相反,因为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一切,让左翼事实上分裂了。但也因为在布达佩斯发生的一切,萨特宣布了对苏联的新看法,“怀着遗憾和决绝,我正在剪断和俄国作家圈朋友们的友谊纽带,他们没有谴责(或无法谴责)匈牙利屠杀。我再也不可能对苏联官僚统治集团露出笑脸。”萨特后来在《斯大林的幽灵》中说,共产主义是惟一有可能通往社会主义的运动,但它的目标只能通过彻底的诚实来实现。

但更诚实者是加缪,即便他的家乡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陷入战火,他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说:“我信仰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要保卫我的母亲。”他的这份保卫母亲大于抽象意义上的正义、和平的情感,令他站在法国和北非的立场上模棱两可。这个“黑脚”(北非欧洲人自称)一开始并没有像萨特和其他知识分子那样谴责暴力和殖民主义,而是寄希望于北非的百万欧洲白人和阿拉伯人和平相处,到了最后才希望法国政府宣布“殖民主义是时候结束”。加缪的这种矛盾就被批评者提出,加缪反对革命的暴力,却无视北非、中南半岛反抗殖民者的革命暴力的合理性。而这就是萨特的洞见:世界许多核心组织机构是由暴力构成的。

加缪不要暴力革命,也不要《圣经》,他的人道主义和和平主义其实也是一种乌托邦。

(本文参考了阿隆森《加缪和萨特》、托德《加缪传》、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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