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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鸟的女孩》:可接近的幻想

2013-11-08 14:17 作者:孙若茜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幻想和生活的界限一直是我特别感兴趣的,这个界限本身是极具文化的。在不同的文化中,界限会产生不同的变化,这是由教育产生的,所以这也像是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的关系。”——萨曼塔·施维伯林

萨曼塔·施维伯林

萨曼塔·施维伯林(SamantaSch-weblin),1978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2001年,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骚动的心》获得了阿根廷国家艺术基金会奖和哈罗德·孔蒂全国文学大赛一等奖。2008年,在墨西哥国家文化艺术委员会资助下,她在墨西哥瓦哈卡担任驻市作家。同年,她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吃鸟的女孩》获得美洲之家奖。2011年,萨曼塔入选《格兰塔》杂志“最佳西班牙语青年作家”榜单。2012年,短篇小说《不幸的男人》获得胡安·鲁尔福国际短篇小说奖。

到目前为止,萨曼塔·施维伯林所做的文学创作几乎都是短篇小说,像这样纯粹创作短篇小说的作家其实并不很多。她说自己并非完全执著于这种写作类型,也许以后也会创作长篇。只是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电影系的她,曾经的专业是剧本写作。因此,她不仅在意如何讲故事,还特别在意如何在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讲好一个故事。虽然电影的长度和剧本的长度、小说的长度并非完全对等,但她说这也和自己目前的创作都是短篇小说有着一些关联。

另外,写作短篇小说往往可以给作家提供更多灵活的时间和空间。萨曼塔说:“(仅仅)作为一个小说家确实挺难生活的。”开写作工作坊是她现在所依靠的谋生手段。在2010年阿根廷经济危机时,萨曼塔曾经工作过的电视台都相继倒闭。“6个大电视台中5家都关门了。大家几乎都生活不下去,那时全城的流浪猫和狗都没有了。”但即便如此,她说自己依然有着想要维持和文学有关的工作的清晰念头。“在拉丁美洲自由时间非常宝贵,一个人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挣钱,然后再花钱获取自由的时间,我永远都要保证写作的自由时间和挣钱的时间之间的划分。活着和写作之间的关系永远要继续。”

萨曼塔的作品中,收录了14则短篇小说的《吃鸟的女孩》已经在十几个国家出版。前不久,这本书被列入《短经典·上海文艺第一辑》内和中国读者见面。萨曼塔也因入选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上海写作计划”而来到中国,作为驻市作家在上海生活两个月。

到中国之前,萨曼塔曾在德国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她并不懂德语,会说的英语也非常有限,“你好”、“再见”或者问一件东西“多少钱”,只有这些基本的日常用语辅助着生活。但她说,对于写作来讲,最重要的并不是一年当中发生了多少国家大事,而是生活中一些傻乎乎的事儿。“傻乎乎其实是很有价值的事儿。”因此,这种能够提供“傻乎乎”的、陌生环境中奇怪的生活经验对她来说非常重要,而上海对于她则又是一种“傻乎乎”状态的开启。

《吃鸟的女孩》

三联生活周刊:就你的创作而言,博尔赫斯、科塔塞尔、卡萨雷斯,这些作家的作品是否有着直接的影响?

萨曼塔:博尔赫斯、科塔塞尔、卡萨雷斯构成着拉普拉塔地区的文学传统,他们或多或少都会让大家想到魔幻现实主义,但与“魔幻现实主义”这个名词联系更多的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和那些看起来奇怪但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之间是有差别的。在世界文学传统中有很多这样的差异,比如弗兰肯斯坦,他的故事是奇幻的,但他往往把故事设定在一个很久远的年代,或者当时的人都死掉了之类,读者不会觉得有任何危险会侵入到生活,可以安然地阅读。

在拉普拉塔文学当中,这种社会幻想的小说,有一种可接近性的幻想,虽然觉得这个事情发生得很奇特,充满幻想,但确实是可及的,可能发生的,也许在作者所居的这个街道上就会发生。这个可接近的奇幻、幻想就是我继承下来的传统。

三联生活周刊:“可接近的幻想”,这确实是我在你的书中看到的最明显的特点。

萨曼塔:这种幻想与现实接近的可能性是我最想强调的。很多东西都是在脑中幻想、酝酿的,但恰恰也是因为它们有发生的可能,我特别欣赏这种魔幻。幻想和生活的界限一直是我特别感兴趣的,这个界限本身是极具文化性的。各个地方都会因为文化而具有不同的差异,比如印度人不能去想象和接受吃牛肉这件事情,但在其他文化里这是很正常的。不同的文化中界限会产生不同的变化,这些是教育产生的,所以这也像是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的关系。

所以我的书里有很多关于小孩子和疯子的故事,在小孩子和疯子脑中,幻想和现实之间的界限就是模糊的:假如一个疯子向一个3岁小女孩打招呼,问“你好啊”或者别的什么,小孩子是不会觉得这个人有任何问题的,不会觉得他精神错乱,而会认为这个信息和普通人传递给他的信息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很多涉及到孩子的故事之外,动物也是频繁出现的元素,这是为了表达什么?

萨曼塔:我的很多小说所处理的都是惧怕,人类害怕的那种元素,我觉得人和动物的关系,人伤害动物,动物的死,这样的事件里包含着最多的恐惧,是这种情绪丰富的来源。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复杂,也非常内在化、个人化。这个行为本身是非常具有象征性的。

三联生活周刊:比如哪些方面的象征?

萨曼塔:比如关于《杀死一条狗》的评论,很多都是政治性的解读。国外的译者、批评者都会将它联系到阿根廷的独裁时期、军政权时期,很多行为方式的特征和它是非常相近的。杀死狗,军政权时期有很多和这相似的操练,或者说是一个考核: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让你去杀死一个人,以使你可以被视作一个国家政治机器里合格的军警。而你杀死的这个人,他从哪儿来,做了什么,这可能都是极个别的因素,因为你是同性恋,或者别的什么。让你挑一个人去杀,就像让你挑选一条狗去杀死是一样的,整个行为方式很接近。这就是一方面象征的可能性。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小说里很多关于暴力、孤独、抑郁的描述和表达?

萨曼塔:这种暴力或者其他的元素是自己生发出来的,并不是我事先想好就打算写暴力或者恐惧之类的东西。确实,小说里面涉及到了很多恐惧、孤独、死亡这种意向,但是这些并不是在故事的内部,单纯地发生给你看,需要的是那种,比如《杀死一条狗》这个故事,里面最恐怖的事情是故事结束之后,反注在读者身上的恐惧。故事结束之后,可能会有更多暴力的、可怕的事情在文本之外发生,让你去想象。

三联生活周刊:你创作的故事和自己的生活有很近的关联吗?听说你小时候有过一段自闭的经历,这和小说《以头撞地》里面的主人公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是否介意?

萨曼塔:我不介意。其实小说里面涉及到有传记色彩的部分并不是很多,《以头撞地》这篇文章基本上是第一次涉及到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生活和创作之间的跳转对于我来说基本没有什么问题。我并不执著于写生活里的故事,那些故事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并不重要,我只关注它对我的创作是否有价值,(如果有)我就可以让它发生一种转换。很多评论人指出,这本小说集里有很多故事都是关于母性,以及母亲生产的痛苦和恐惧,但这些并不一定是我自觉地从生活中寻找的,不是从我直接的生活阅历中来的。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还是开放和灵活的。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魏然博士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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