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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11)

2013-11-06 18:55 作者:朱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在我记忆中,西方当代文学给我们打开窗口的第一个作家是茨威格。当时《世界文学》介绍茨威格,也是小心翼翼的:专门冠以了他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但强调他“始终没有跨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牢笼”,而其中体现的“人道主义”是肯定要批判的。

(1977年内部发行的文革后第一期《世界文学》,这期刊物里刊登了《这儿的黎明静悄悄》的上半部分)

回想八十年代,其文学革命确实是由大量西方当代文学流派与作品的引进、影响所推动的。王安忆说得对,八十年代不断诞生的每一个崭新的作家,几乎都是因为某位新引进的外国作家创作方法启发的结果。所以,八十年代文学史,其实也就是西方文学从茨威格到海明威到卡夫卡;从索尔·贝娄到罗布-格里耶、海因里希·伯尔再到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再到米兰·昆德拉、雷蒙德·卡佛的启蒙与影响史。十年时间补了整个西方二十世纪文学史的课,匆忙中将所有写作方式都重演了一遍。从这个意义说,《世界文学》与《外国文艺》这两本杂志实际是决定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整个走向的,它们对八十年代文学繁荣的推动由此功不可没。我至今珍藏着几乎所有的这些杂志,重读它们,就可以清晰地读出八十年代的文学发展脉络。

这两本杂志,上海的《外国文艺》应该排在前面,因为,比较之下,它在作家与作品推荐上更有眼光,伴随杂志推出的,还有那套影响了无数人的丛书。这真得感激汤永宽先生,他是《外国文艺》的主编,也是这套丛书的主编。一个人的眼光可以影响我们这整整一代人,现在汤先生已经去世了,我们这整整一代人,真应该向他表达一下致敬。当然,汤先生只是这其中一个突出的个体,八十年代,那是多少优秀翻译家以辛勤付出在应对着饥饿的我们的哺育呵——张玉书,施咸荣,袁可嘉,董乐山,柳鸣九、李文俊,王道乾,吕同六、叶渭渠……这个名单可以列出很长很长,正是他们支撑了这两本在八十年代最伟大的刊物。

那么,为什么还是《世界文学》之前?因为它1977年就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先出版,比《外国文艺》早了一年。1977年,刚粉碎四人帮,还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时代。《世界文学》1977年第一期的创刊大约就在9月,以双月刊的刊期,这一年共编辑出版了两期,刊登的基本是社会主义国家作家的作品——朝鲜,南斯拉夫,巴勒斯坦,或者亲近中国的日本作家井上靖。这两期刊物上连载了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的《这儿的黎明静悄悄》(王金陵译),王金陵还附了一篇批判文章,开头是“近年来,苏修叛徒集团一直在大力鼓吹所谓‘军事爱国主义题材’的创作”,这就是1977年的现状。其实这是一部当时特别撩拨我们内心的小说。苏联文学是文革后文艺解冻的开始,它的引进贯穿了文革后期。从《叶尔绍夫兄弟》到《州委书记》,那是文革前出版,文革中期特别激动我们的小说;然后,文革后期以内部书方式翻译出版的是《多雪的冬天》、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等。从艾特玛托夫开始的苏联文学,对当时我们而言,是丰富了人性的影响力。这部《这儿的黎明静悄悄》当时对我们,是一种重新认知感伤魅力的过程——战争毁掉了美。它其实还仅是连接上了文革前被中断的那种艺术趣味——文革前,苏联电影《第四十一》、《雁南飞》其实就提供了这样的悲剧力量。但人性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却还是禁区,对它的突破几乎一直延续了八十年代的上半期。因为它不禁联系着阶级性,更联系着我们长期赖以生存的那个意识形态。

八十年代其实远没有后来人想象的那样浪漫,它每往前迈进一步,其实也都伴随着足够沉重的艰辛。

这是西方当代文学还没有打开窗户的时候,这个时间其实非常之短促。

这是1978年作为内部发行的第一期,其中就刊登了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

(这是正式复刊后造成重复的1978年第一期,这一期上刊登了瑞士
作家迪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在我记忆中,西方当代文学给我们打开窗口的第一个作家是茨威格。《世界文学》1977年以内部发行方式编辑出版两期后,1978年的第一期就发表了当时震撼我们的《象棋的故事》(叶芳来译,张玉书校订)。值得一提的是,《世界文学》1978年有两个不同版本的第一期与第二期,这是因为用内部发行方式出版两期后,他们决定正式复刊,接上文革前的身份,复刊也是在9月,于是变成前面出了4期,后面又重复了第一、第二期。在复刊的第一期上,标示了总140期。

当时《世界文学》介绍茨威格,也是小心翼翼的:专门冠以了他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但强调他“始终没有跨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牢笼”,而其中体现的“人道主义”是肯定要批判的。

《象棋的故事》其实提供了一种浓重又累赘的叙述,它的故事建立在一种不断强化的效果营造上。先是铺垫傲慢、冷漠、不屑一顾的世界象棋冠军,然后真正的主角B博士才上场,逼迫冠军改变了其傲慢。第二部分是整个结构的支撑:B博士讲述他被纳粹关押在与世隔绝的空房里,如被扔在茫茫大海中那种孤独的恐惧,在精神几近崩溃时产生出奇的注意力,他将这将崩溃的精神寄托在偷来的棋谱上。我们当时被震撼的是这部分,他在盲棋中的自我博弈——“黑的我”与“白的我”的对峙与分裂,直至将自己折磨成困兽般疯狂,这种对精神压迫与折磨的方式太出人意料了。然后,第三部分推向效果强烈的高潮——在与世界冠军现实的对弈中,他被迫进入了当年囚室的状态,那种被精神撕裂的困兽般被激发,与泥塑般的棋手形成鲜明对比。最后,他从梦魇中挣脱,象棋冠军又回到了冷冷的傲慢。对浓重跌宕效果的追求,这是茨威格小说的特点,那时候,这种跌宕与浓重确实非常吸引我们,消解跌宕,那是之后的追求了。

茨威格的这个小说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其一,他的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在当时形成了一种启蒙,之前的作家似乎并不关注叙述方式。而批评家们真正开始热衷讨论叙述对于小说的意味,却已是1985年马原出现之后的事了。其二,这篇小说中棋手那定定茫然的眼神,车轮大战以及棋为精神支柱、对弈中紧张的静默,很容易想到阿城在六年后,1984年写的《棋王》。当然,阿城把下棋与下乡的生存获取联系在一起,抛弃了茨威格累赘的叙述,但被它氛围启发是明显的。其三,用隔离的方式摧毁一个人意志,这后来也成了专案组借用的一种实用手段,有多少人也被关在了空旷的、找不到依靠、被自己的精神折磨的房间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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