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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隆多夫和他的电影人生(3)

2013-10-30 14:37 作者:陆晶靖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光、影和移动这三个词描写了我们工作的中心内容——要尽可能地把看到的东西展示出来。当然拍电影涉及的内容更多些,还要包含传达的信息、愿望和‘更深层’的意义,更要表现自己,可是,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做得隐蔽些。因此,所有的一切都要包含在电影之中。”——施隆多夫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里提到过一个叫《脑中刀》的剧本,这个剧本因为《丧失了名誉的卡特琳娜》带来的影响不得不搁浅了。它说的是一个脑部受伤的人从单个词汇开始重新学习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语言携带了很多意识形态。这个故事非常吸引我。另外,英格伯格·巴赫曼(Ingborg Bachmann,著名奥地利女作家)也写过一个类似故事。如今它还有可能被拍成电影吗?

施隆多夫:当时我是制作人,确实受到了很多的压力,因为人们觉得《卡特琳娜》支持了恐怖分子,所以西德广播电视台打算放弃和我们合作。但我的合作伙伴莱因哈德·豪夫最终还是拍成了这部电影,而且如同计划中那样,布鲁诺·岗茨和安吉拉·文克勒担任了主角。电影非常成功。我后来去拍了另一部电影《德国之秋》。

三联生活周刊:在拍摄《铁皮鼓》之前,你去伦敦和美国人谈投资的事,当时你下决心在谈判中“保卫一部德国电影”。在这部电影的语境里,“德国”指的是什么?

施隆多夫:“德国艺术”这样的话题经常会被讨论,在音乐上是巴赫、贝多芬代表的那种德国,而在绘画上人们则会想到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浪漫主义画家)或者是马克斯·贝克曼(表现主义画家)等人,对我来说,“德国艺术”意味着我们的艺术中那些怪诞的甚至是野蛮的元素。格林童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把狼的肚子剖开填满石头,然后还像做手术一样缝上,这难道不怪诞吗?这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文化中是很难想象的。很多人可能觉得欧洲各国的文化都差不多,但是对我来说还是差别很大的。在这一点上,君特·格拉斯的小说是非常杰出的,这种没有提纯和雕琢过的艺术手法,以及对于童年的野蛮性的描写,让它呈现出一种木雕般的粗糙感。

三联生活周刊: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对于德国文化的印象还停留在巴赫、康德以及包豪斯等等崇高和优美的事物上。

施隆多夫:对,这当然是德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但在20世纪初德国的表现主义艺术家们就意识到要告别学院派那些已经成为俗套的绘画和雕塑,从传统日耳曼的民族感情里发展出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他们当时成立了一个名为“桥”的非常有影响的美术社团。可能对许多人来说,以表现主义为代表的德国艺术仍然是陌生的,但对我来说……因为我在法国上学,在那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光,我清楚地意识到德国和法国相比,在文化上显得多么“野蛮”。法国文化的那种精致而优美,德国是无法比拟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怪诞和野蛮在文学上就表现为类似戈特弗里德·本恩(GottfriedBenn)那种诗歌,当然那也是很好的艺术。

施隆多夫:对!就是这个意思,他的诗我也很喜欢。

三联生活周刊:《铁皮鼓》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说书和电影改变了君特·格拉斯和你的人生。另一个人的人生也被剧烈地改变了,就是饰演奥斯卡的戴维·本内特,他后来说过,这个角色对他来说就像一个诅咒。你呢?对你来说,这部电影也是诅咒吗?我记得你曾经抱怨过,不管拍了多少电影,人们总是只和你提起《铁皮鼓》。

施隆多夫:(笑)我确实抱怨过。但我很享受这种改变,君特·格拉斯也是。我得承认这不是诅咒,我一生中可能很难取得比这更大的成功了。当然,这个成功如此之大,在别人看来,我一生中其他的电影都黯然失色,这很艰难,然而正是由于这个成功,我获得了很多机会,很多门因此而对我敞开,其实我应该知足了。但戴维·本内特不一样,拍《铁皮鼓》的时候他才11岁,从没想过以后要当演员,但如今他40岁了,在他的演员生涯里,再也没有一个角色能够超越奥斯卡,这让他很痛苦。我们的关系很好,前几年我在哈萨克斯坦拍了一个电影(《乌尔詹》),他在里面演了一个类似萨满教巫师的人物,他发挥得很好。

三联生活周刊:你之前拍了很多和政治有关的电影。有影评说,你在拍《乌尔詹》的时候已经厌倦政治,这部电影更多是关于冥思和形而上学的。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施隆多夫:对,这部电影和哈萨克斯坦的政治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不敢说形而上学,但我确实尝试在这部电影里追求一种诗意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但一部电影真的能和政治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吗?

施隆多夫:这很难说。你也可以这么说,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是政治。在不同的角度看来,爱情故事也可能是政治的,现在有许多哲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艾娃·伊露斯(Eva Illouz,以色列社会学家)就说,爱是一种商品,人们都期待从别人那儿换来点什么。要是交换没实现,人们就像白花了钱一样懊恼。即使共同生活在一起,二人世界里依然充满政治。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观众或者批评家对于某部电影的理解和你自己不一样,你会不高兴吗?

施隆多夫:当然不会!电影一拍完,它就属于所有观众和批评家。亚历山大·克鲁格总说,电影只存在于观众的大脑里。每个观众看待电影的角度都不同,会有不同反应,批评家之间也有不同的解读,这很正常。

三联生活周刊:有些批评家从爱德华·萨伊德的东方学理论出发,认为《乌尔詹》里乌尔詹这个女性形象是西方视野里东方世界的人格化表达。影片男主角查理,一个法国人,厌恶充满欲望和金钱的西方世界,独自来到东方寻找一些精神上的东西,在这里遇到了会说法语并愿意跟随他的女主角。这是对东方的一种刻板印象(stereotype),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施隆多夫:这种刻板印象确实存在。19世纪,在谈到东方和非洲的时候,西方人总是想到女神、梦幻世界以及玄学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在今天也被投射到中国身上,今天我们对于中国的看法也由刻板印象所组成,即使中国的很多城市已经非常现代化,还有些人认为中国是清朝那个样子。刻板印象似乎是很难避免的,自从马可·波罗的时代就开始了。

三联生活周刊:《乌尔詹》里戴维·本内特扮演的萨满很有意思,他还有个职业是“贩卖语词的商人”,你是怎么想到这个角色的?

施隆多夫:是让-克劳德·卡里埃尔,我的剧本作家想到的。他曾经和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英国著名戏剧及电影导演)用数年之久合作把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改编成戏剧。他当时就想在电影里设计这样一个角色,一方面他是个童话讲述者,另一方面他又是个骗子。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角色也暗示了电影的功能,电影讲述童话,贩卖梦想,就和他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自传书名是《光·影·移动》,似乎拍摄的过程都得到了强调,那么,故事或者说情节在你看来应该处于什么地位?

施隆多夫: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拍电影的时候基本不想故事,电影拍完后,如果别人问我,谁在什么时间地点和谁发生了什么事,我基本上说不出来。如今情况好一点了,不过我也不能完全说清楚。我最关心的是画面和声音,因此我可能在许多时候忘记了去关注故事,我当然知道故事对于电影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没有故事,人们根本不会去看这些画面,但是……如果有好的剧本作者,他能提供出很好的产品,我就感到很幸运,因为我可以只专注于画面,我很清楚讲故事不是自己最擅长的方面,因此我总是去改编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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