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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战争,走过屈辱(上)

2013-10-22 10:00 作者:李菁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84岁的张泽石老人回首往事,总是不由得闭上眼睛,似乎仍不愿直面那些曾让他痛苦万分的经历。张泽石有一种要将战俘营真实生活表达出来的强烈责任感:“朝鲜战争战俘是个特殊群体,如果我不讲,我的那些难友们更是无法让外界知道曾经经历了什么。”

关押在韩国巨济岛战俘营里的战俘与美军对峙(摄于1952年)

1953年7月27日,26岁的张泽石在巨济岛战俘营里听到了板门店《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的消息时,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它不但宣告了历时两年的朝鲜战争的结束,也意味着他们终于可以摆脱梦魇一般的“战俘”生活。1947年,正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的张泽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一名基督徒到红色革命者的转变。1951年,张泽石随部队进入朝鲜,投入第五次战役,因部队陷入重围而被俘。在战俘营里,作为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张泽石成为坚持回国志愿军战俘总代表总翻译。
 

 口述:张泽石

 

 被俘

1951年5月27日,这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从这一天起,我成了战俘。

我还记得,我们是在5月26日黄昏,才接到不惜一切代价突围的命令。传来的命令说,只要到达鹰峰脚下就能与接应部队会合。于是大家扔掉背包,彻底轻装,向鹰峰方向突围。

我所在部队是第三兵团第60军180师538团。接到命令后,二营、三营作为全师的突击部队,冲上公路向密集的美军坦克扑了过去。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以血肉之躯在敌人的包围圈上撕开了一个近百米宽的口子。我们跟随180师剩余的部队,就从这个血红的口子上跨过战友和敌人的尸体冲出了这道包围圈,然后爬上了一条山梁,强忍着饥饿和疲困,在风雨中跌跌撞撞向着鹰峰赶去。

一开始,我们还保持了行军的序列,但是天色已黑,又下起了大雨,山路也非常滑,加之敌人的排炮不断袭击,队伍很快就被打乱了。我带的宣传队员大都是新兵,大家都特别害怕掉队。我让他们把白毛巾系在手臂上,一个紧跟一个。一边艰难行军,一边要不时躲避随时飞过来的弹片。等到我们终于跋涉到了鹰峰半山腰时,已经是次日凌晨。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却发现前面的队伍停了下来,我努力寻找我的直接领导,想请示下一步行动,他们原本就走在我前面,可这会儿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正焦急间,我看见司务长老刘捂着肚子一脸痛苦地坐在地上。老刘的胃病犯了,解下腰上的干粮袋递给我,喘着气告诉我:“鹰峰已经被敌人占了,上面命令分散突围,我走不动了,你带上这点炒面赶快走!”

老刘挥手让我走,而我的脑子一下子全乱了:分散突围,怎么突?往哪里突?我茫然四顾,看见我的宣传队员们仍然坐在雨地里眼巴巴地等着我。这时忽然听见山顶上响起一阵急促的机枪扫射声,我意识到想越过鹰峰突围已经不可能了。我和战友们抓住身旁的树,往山下奔去。坡太陡,路又滑,心又慌,我们不断地摔跤,一个个都成了泥人。旁边不远处有一条泥坡滑道,大概是前面的战友们用身体开通出来的。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这条不是路的路逃生。为了避免手被滑道上的石子划伤,我们把双手护在棉衣袖口里,如坐滑梯一样争先恐后一直滑到了鹰峰山谷的沟底。

这时,雨下得更大了,我们躲避在一座山崖下,大家全身都已湿透,在饥饿和惊恐之中瑟瑟发抖。头顶上照明弹再度亮起,在它的光亮下,我看见在这条长长的山沟里已经拥挤着数不清的战友,大家都低着头沉默地坐在泥水里……还没来得及难过,忽然空中响起了广播声,竟然是一个操着汉语的人在说话,这个声音说“180师已经被包围,你们不要做无谓的抵抗,赶紧投降”云云。

这时有战友动员大家,说冲出沟口越过马路就可以突出包围。我想,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再拼死一搏。于是接过一位负伤的战友送给我的一枚手榴弹,带着几名宣传队员也跟着往外冲。我们越过众多伤病战友插到沟口边上,前面是个约有50米宽、100多米长的开阔地。我们沿着水沟弯腰向前猛跑,但还没跑出50米远,就被敌人发现。子弹在四周溅起泥水,我们只好顺势滚进旁边的水沟。沟里水深及膝,大家只得泡在水里隐蔽起来等待时机。

只有等照明弹熄灭了才好再突围,可是挂着降落伞的照明弹却一颗接一颗,在空中闪亮。渐渐地,雨停了,东方也渐渐亮起来。远处又传来了坦克的轰鸣声,随即又看到了紧跟在坦克后面头戴钢盔的美国大兵。我意识到这是最后时刻了。我叫大家趴下,正要将手榴弹奋力扔向敌人时,手臂被身边的小队员抱住了。他哭喊着:“您千万别扔呀,扔了我们都得死呀!”看着他惊恐无助的神色,我心软了,便大喊一声:“快跑!分散往后山跑,趁雾大先躲起来再说!”话没说完,就带头跳出水沟往山上猛爬。

山势很陡,我费力爬了一段,却被一块巨石挡住了,我就双手抓住石缝中一棵小刺棵子用力往上爬。脚下太滑,被子弹溅起的石碴又擦破了我的额头。当时手猛一使劲,小刺棵子被连根拔起,头朝下摔了下去,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从痛楚中醒来的时候,看见几个美国大兵持枪围住了我。我插在腰带里的手榴弹也已摔到远处。一个士兵用刺刀挑起我下巴,我摇晃着站起来,不情愿地按照他们的命令,把手放到了脖子后面。不远处,我看见随我突围的几个战友正低着头,双手放在脑后一跛一跛地被押过来。难友们看见我,眼圈立即红了。我痛苦地跟他们点点头,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互相搀扶着走出沟口。走出沟口,我看见公路上有一长长的行列,全是我军被俘人员,衣衫褴褛,步履维艰,缠着绷带的,拄着树枝的,惨不忍睹。

就这样,我成了战俘。

 

张泽石

跨过鸭绿江

成为战俘的时候,我到达朝鲜战场才刚刚两个多月。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是1951年3月21日那天从安东(今丹东)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的。当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铁桥时,我感觉自己充满豪迈之气;快过完桥时,我还组织宣传员一起向欢送的人群高呼:“再见了,祖国的亲人们!等着我们胜利归来吧!”

当时,我只是这场庞大战争的最微不足道的一分子。关于朝鲜战争的很多事情,我也是后来几十年慢慢了解的。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麦克阿瑟认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对中国军队参战没做任何准备。临时授命的彭德怀带领20万中国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后,指挥5倍于美军的部队,通过山间小路,插入敌后,分割包围,发动了突然袭击。在志愿军发动的第一次战役中,联合国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全面撤退至清川江以南。

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发动第二次战役,这一次,傲慢的麦克阿瑟虽然知道中国出兵了,但他连中国军队部署在哪里都懒得弄清楚,便命令联合国军发起“圣诞节攻势”。于是在为期一个月的战役中,联合国军再遭重创,中朝联军把他们打到了三八线以南。

1950年底开始的第三次战役打得也比较成功。中朝军队不仅占领了美军的补给基地仁川港和南朝鲜首都汉城,而且把战线向前平均推进了100公里。这时,联合国方面提出了停火协议,而彭德怀也意识到,中国军队无论在食物补给还是弹药补给上都面临巨大困难。但是中国和苏联的领导人都被前三次的胜利所鼓舞,拒绝了联合国提出的停火五步方案。但中国政府刚一拒绝联合国的五步方案,美国军队就在1951年1月25日发动了大规模反攻。这就是第四次战役。

这时,美国的李奇微接替因车祸去世的沃克,出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并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精明的李奇微不像麦克阿瑟那样狂妄傲慢,他在仔细回顾历次作战记录中发现,志愿军每次进攻都在7~8天后自行停止——他将之称为“星期攻势”。而且志愿军每天作战距离均不超过20公里,他判断出这是因为志愿军的粮食与弹药补给困难,所以李奇微只把部队撤到22公里,最远不超过25公里的地方停下休整。他提出“磁性战术”,就是坚决近距离地与中国军队接触,不间断地持续进攻,不给中国军队以补充的时间,与中国军队拼消耗,并且在局部依靠优势的炮兵、空军和坦克的火力,实施密集的高炽烈的火力突击,以杀伤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最后,等轰炸一停止便立即挥师反扑。

第四次战役前后打了近3个月,打得非常艰苦。这一次,美军加强了空军力量,完全掌握了从鸭绿江到最前线的制空权。而我们因为战线太长,补给困难,打得非常艰苦。我们调动了很多部队,想保住三八线,可还是因为实力悬殊,被迫放弃了仁川和汉城,全线后退了100多公里,重又撤回到三八线以北。彭德怀再次向毛泽东建议暂停进攻,给部队一段时间休整、补充及巩固阵地,却再次被毛泽东否决。

就在第四次战役结束的第二天——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就打响了。为了准备这次战役,从国内急调了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一共6个军前往三八线。第三兵团下辖12军、60军和50军,一共十几万人。60军前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后改为华北野战军8纵。1949年全军整编,8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18兵团第60军。他们先是参加了解放西北的扶眉战役,又跟着贺龙南下秦岭,一直解放了成都,是解放川西的主力部队。成都解放后,60军一直驻扎于此,其中180师兼管眉山军分区,建立地方政权。18兵团政治部主任是胡耀邦。我还记得,我们部队传达过胡耀邦的一次讲话,大意是说:现在转为和平建设时期,我们要安下心来把四川建设好。现在看来,朝鲜战争对他们来说,也非常意外。

朝鲜战争爆发后,部队归建,分散到地方搞建设的部队又集结变成野战军。60军军长张祖谅因任川西军区司令员,由韦杰继任军长。当时解放军是成军、成师整个建制入朝的。从成都出发到了河北沧县泊头镇集结整训时,我和战友们才知道我们马上要进入朝鲜战场。部队政治动员时说:美国是只纸老虎,我们要用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打垮他们的大炮加黄油;把他们从三八线赶到三七线,从鸭绿江赶到汉江!那时候大家对新生的祖国的爱是非常强烈的,听了这样的动员,大家更是群情激愤。

我们在安东停了两天左右,上级把我调到团政治处任见习宣传干事,负责编印一份团级的《战斗快报》。领导说:“你的任务就是把蜡纸、铁笔、钢板都带上,去采访行军路上和战斗中的好人好事,油印出来发到连一级。”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实际是赶赴三八线去投入第五次战役。为了力求减轻美军狂轰滥炸造成的损失,我们将要背负近百斤重的行装,昼伏夜出,连续15天跋涉1500里。那场战争一开始就以其可怕的艰辛与危难给了我这个学生娃子以极为严峻的考验和锻炼。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炮火掩护下冲向美军阵地

美军陆战队士兵发射4.5英寸火箭弹攻击志愿军部队(摄于1951年)

美韩士兵将联合国军伤员撤下战场

从基督徒到共产党员

回过头来看,坦率地说,当时解放军的整体素质不高,像我这样,从大学生进入军队的人少之又少。进入清华大学前,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如果不是这个时代,我的人生不知道是否还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我的家乡在四川广安,那里山清水秀,物产丰美。我的祖父在老家开办了一个小工厂——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乡镇企业家。他虽然没文化,但深知读书的重要性。我4岁半就被送进私塾读书,我还记得,一进家门就有一只八哥鸟在提醒我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初二时,父亲送我进教会学校。那里收费昂贵,聘了很多来自美国、加拿大的老师,他们不仅教给我们地道的英文,还让我们读《圣经》故事。高二那年,我进入铭贤学堂读书。铭贤学堂本是孔祥熙受美国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Ohio)委托在山西太谷县创办的一所学校,抗战爆发后从山西流亡到成都。我还记得,进铭贤学堂的第一篇英文课就是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那里面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也终生印在我的脑海里。

1946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选择物理,是因为那时我们都崇拜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我那时还憧憬过毕业后去美国给爱因斯坦当弟子。我入学的第一年底——1946年12月24日晚,北平发生了著名的“沈崇事件”,当时北平学生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反美抗暴”运动。12月30日这一天,我们清华大学学生从海淀出发,一直走到台基厂的北平市政府,向政府递交了抗议书后才结束。

现在也有很多人说,那时的学生反美情绪是被操纵和鼓动的。从我自己的亲历,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回想起来,抗战那段时间和美国人的关系是最好的。但是抗战胜利后,普通民众对美国的情绪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记得那时的北平街头,经常能看见美国大兵坐着吉普车,搂着“吉普女郎”当众亲吻……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确非常张扬。我们平时就对他们的“跋扈”非常不满,当听说他们的士兵竟然在东单广场把女大学生架走强暴就更是把压抑许久的怒火发泄了出来。对我来说,尽管我一直在美国人操办的学校长大,但此刻,对美国大兵强奸北大学生而产生的愤恨,早已远远超出在美国学校读书培养出来的对他们的感情。

清华大学那时候“左”派学生非常活跃。大多数学生都是经历过抗战的苦难,都有满腔强烈的以身报国之情,希望国家能强大、自由。当时共产党也正是宣扬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家,打倒贪污、腐化的国民党,这些宣传都符合我们这群立志要把国家变得富强的青年学生的心愿,我们也很自然地投入到共产主义阵营里。我爱好文艺,经常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后来加入了地下学生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根据组织的指示,我们尽量多利用文艺社团,采取歌舞形式,开展宣传斗争。1947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6月的一天,我化妆成东安市场的学徒,坐火车经过天津到达静海县陈官屯,然后,通过运河封锁线进入冀中解放区。当时中共华北局在河北沧县泊镇设立了一个“敌后工作训练班”,训练班主任是荣高棠。训练班分成若干小组,我们小组有3个大学生,另外两位是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学生。按照组织要求,大家用的都是化名,所以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名字。两个月后,我们训练班有5个学员要返回蒋管区,荣高棠带我们乘坐烧木材的汽车去石家庄到中央组织部转组织关系,正好遇到华北军政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荣高棠带着我们几个大学生,作为华北“第二条战线”的代表参加了典礼,还受到聂荣臻、朱德、叶剑英、肖克的亲切接见。在会议室里,我正好坐在朱总司令的旁边,他把西瓜切开后第一块递给我,我激动得赶紧站起来双手去接——能吃到朱总给我的西瓜,感到那是我一生中最辉煌、最幸福的时刻。

当时党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回到家乡搞地下武装斗争迎接解放。9月,我一路辗转回到家乡。这次回家,我和父亲有了一次激烈的争论。我的父亲原是北平工业大学纺织系的大学生,读书时也是一个激进分子。他曾经和朱德一起在杨森的部队搞过统战工作。国共分裂之后,他跑到上海去找共产党,和亲友合开了一家四川饭店做掩护。1929年我就出生在这家小饭店的后院里,而母亲则在德国人办的妇产专科学校读书。直到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父亲也没有找到党组织,才带领母亲和我回到广安老家。

正因为父亲早年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认识到一些表面背后的东西,所以他在内心对共产主义有所保留,特别是并不认同阶级斗争哲学,而我却认为他太糊涂。我们父子之间争论得很厉害。最终父亲没把我说服,反而被我影响——他不但同意我参加革命,他自己也同意和地下党接触,最后也参加了迎接解放的斗争。

我全力投入发动群众的地下斗争,曾在四川大学搞“学运”,在川西坝子上发动贫雇农参加游击队,甚至到土匪窝子里去动员土匪参加革命……成都解放后,我被调到解放军温江军分区搞文工队。1950年春节正式穿上军装那天,想起1948年跟朱德、聂荣臻的那次同台,我心里说:“现在我真正成为你们麾下一名解放军战士了。”但我心里一直没有忘记清华园,我更渴望等家乡政权巩固后,就复员回清华去上学。没想到,我再也回不到梦里的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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