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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2013-10-21 09:50 作者:徐菁菁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科技的进步带来了更多的知识和新的物质,其中的一些很可能成为未来的化学武器威胁。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关注这些进步。如果必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必须为此修改它的核查体系,并使缔约国同时修改他们的国内控制机制。”

8月29日,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区,联合国化学武器调查小组的工作人员正在展开实地取样工作

8月28日,因担心叙利亚对以色列发动化武袭击,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民众排队领取防毒面具

理想与现实

在诺贝尔和平奖的聚光灯下,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成就光辉夺目。但1997年,当伊恩·凯尼恩将自己建立的组织交到巴西外交官、首任总干事巴斯特尼手上时,事情却不那么妙。

在成立最初的一年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就收到了2.36万页的申报材料。其中82%被提交国列为机密文件,需要通过复杂机密审核政策才能使用。尽管如此,工作的成效依然显著。在不到一年时间里,100名视察员被派到了世界各地。到1999年4月,7万吨化学武器得到申报和核查。视察员们监督销毁了其中的2371吨。

但问题很快就浮现出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预算捉襟见肘,其中相当部分被用来支付视察员在世界各地的视察费用。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这笔支出本应该由被视察国承担。但被视察国却常常长期拖欠该费用。

在缔约国中,各国对于是否履行公约义务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在整个化学武器裁军的过程中,美国和俄罗斯始终是重中之重。美国尽管主导了核查工作,但美国参议院于1997年4月批准该公约时却附加了大量的条件或限制,其中许多反映在国内立法上。美国总统被授权拒绝接受对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地点作视察的要求,及运走在美国本土的设施中收集的用来分析标本的权力。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核查美国的化学工业。

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所规定的时间表,在1998年,俄罗斯应该销毁110剂/吨化学武器,到1999年底应销毁310剂/吨。然而,至1998年底,俄罗斯还没有开始销毁进程。俄罗斯方面宣称他们没有资金完成公约的部署。1997年10月,俄国家杜马批准《销毁化学武器公约》时,切尔诺梅尔金总理许诺1998年拨付5000亿卢布,比原定的800亿卢布多出4200亿卢布。但有证据表明,这笔款项被挪用于非法建造楼房和给临时增编的将军和校尉军官们发放工资。

这些都让巴斯特尼倍感压力。好几个缔约国向技术秘书处质询,为什么他们的工业设施要受到检查,而美国的却不需要。一方面,由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依靠缔约国的会费支付预算,缔约国用预算来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化学武器销毁并不是各缔约国的首要政治任务,各国的积极性进一步受挫。各项事务的沟通和处理都变得缓慢。

新西兰全国裁军顾问委员会前主席罗伯特·里格从1993年起就在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工作直到2002年。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理想主义激情被缓慢磨灭的过程。“当技术秘书处正在监察成员国时,一些主要的成员国也在监视秘书处。”他后来回忆,“他们要确保秘书处的日常工作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优先议程。”“一个例子是,所有的行政负责人都是美国人,往往是在美国国务院工作了很长时间就要退休的官员。行政负责人是一个理想的职位,对预算和人员招募有很大的影响力。美国代表团和机构中的重要成员社交往来密切,从招聘到视察、核查工作,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进行干预。”

2001年小布什入主白宫。那时,国际社会刚刚经过长达6年的协商,《禁止生物武器条约》的签字国代表终于在日内瓦就如何检查该条约的落实情况达成了协议,并拟定了一份议定书,计划在当年11月完成最后的谈判,并签字生效。这份条约的核查机制是比照《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模板来制定的,但布什政府却一改克林顿的政策,拒绝接受这项议定书。

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政府和总干事巴斯特尼冲突几乎公开化了。罗伯特·里格回忆,美国要求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确认伊拉克的化学武器能力,以此使得军事行动合法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巴斯特尼成了地缘政治力量角逐上的一颗棋子。美国并没有把握巴斯特尼视察员能够给他们想要的答案。”巴斯特尼一直希望能够和萨达姆谈判,劝说他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这妨碍了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的战略部署。英国活动家乔治·蒙比奥特当时和巴斯特尼有多次接触。在他看来,巴斯特尼的想法有些天真。伊拉克不能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就不可能敢于和巴斯蒂尼的组织缔约。巴斯特尼一度希望安理会能够支持他和萨达姆的谈判,但美国当然不会同意。

2000年时,巴斯特尼已经被成员国推选连任至2005年。但2002年1月,美国国务院要求巴西政府召回巴斯特尼。这项要求违反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该公约规定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不应寻求或者接受任何政府的指示,巴西政府拒绝了。3月,美国宣布因为巴斯特尼疏于管理,导致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出现资金困难,组织了一次不信任案投票,但是失败了。

4月,美国再次发起了不信任案投票。在投票前一周,巴斯特尼告诉乔治·蒙比奥特:“欧洲人很害怕美国会抛弃公约,他们准备牺牲我的位置保住它。”巴西媒体报道说,4月19日,白宫代表与25个成员国代表在海牙召开秘密会议,表示“只要投票支持美国动议,美国将代为支付禁化组织会费”。4月23日不信任动议投票的结果是,出席当天会议的98个缔约国中48票支持,7票反对,43票弃权。巴斯特尼成了第一个被罢免的国际组织领导人。

在此后的11年里,尽管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裁军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美国和俄罗斯依然没有完成全部化学武器的销毁,最后的期限从公约生效的第十年推迟到2012年,并再度推后。目前,除去已经签署,但尚未生效的缅甸,世界上只有5个国家还不是《公约》的缔约国,包括以色列、埃及、安哥拉、南苏丹和朝鲜。美国旧金山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斯蒂芬·祖内斯认为:“美国的化学武器政策经不起推敲,也过于政治化,以至于在军事报复行动中华盛顿不能承担领导职责。美国军事援助的两大对象国以色列和埃及也不是《公约》的缔约国。当我们的盟国认为拒绝批准这项重要的国际公约是合理合法的时候,叙利亚却成为被惩罚的对象。”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在和平奖颁布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批评了美国和俄罗斯:“有些大国敦促他国加入废弃化学武器进程的同时,本国依然保有大量化学武器,这些国家更是肩负着废弃化学武器的责任。”

 

2005年7月29日,巴西外交官、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首任总干事巴斯特尼(右)在伦敦出席遇难巴西男子德梅内塞斯的安魂弥撒

8月28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专家在叙利亚大马士革郊区的一家医院探视疑似遭到化武袭击的当地居民

未来的挑战

鉴于全球约80%的化学武器销毁工作已经完成。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核心业务核查工作已经处于收缩的状态。它的视察员数量和视察的频率已经大幅度降低。在拉尔夫·特拉普看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所面临的国际政治和科技环境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是时候顺应潮流做出改变了。

“科技的进步带来了更多的知识和新的物质,其中的一些很可能成为未来的化学武器威胁。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关注这些进步。如果必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必须为此修改它的核查体系,并使缔约国同时修改他们的国内控制机制。”拉尔夫·特拉普向本刊举例说,“比如神经肽。我们已经发现它的选择性作用可能导致一些化学作用剂被利用来干扰人的行为功能,比如使人睡眠、害怕、失去决断能力等等。这就可能构成一种非致命的化学武器。但按照我们现在的日常程序,这类监测和核查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我们必须评估这些科技的进步,紧密追踪他们是如何被运用的。”

挪威卑尔根大学化学系教授、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前任主席列维·西德尼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有多年合作。在他看来,该组织必须加强对使无能力型化学物质的监控。“目前为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依然允许这些物质的使用,但这些物质在现实使用中对特定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的人是致命的。2002年莫斯科剧院人质劫持事件中,俄特种部队使用的芬太尼导致125人死亡。在研制能够控制类似局面的安全药品的过程中,大量类似的致命物质将被制造出来,它们是真正的化学武器。”

科技进步的另一风险是化学、医学和生物技术的重叠。列维·西德尼告诉本刊,在当今科学逐渐融合的潮流里,化学、医学和生物技术的融合特别迅速。通过生物方法合成毒物的做法已经被《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但前者还没有能进行监察。也就是说,在非化学工厂中生产的可疑物质不会被发现。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制定是以“冷战”及“冷战”前的国际环境为基准的。它的出发点是遏制国与国之间的化学战争。但是国际环境已经变化。拉尔夫·特拉普指出,现在,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不再像从前一样直接指向别的国家,而是越来越多地与国内和国际上的非国家主体反对者对抗。《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应当更加注意防范与化学武器相关的犯罪组织和恐怖组织的活动,但传统的裁军体制很少关注各国在这些方面的困境。

在叙利亚,化学武器可能流入恐怖组织手中的可能一直是国际社会的担忧。化学武器的杀伤力比炸弹等传统武器要大得多。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里,化学武器的配方一直都是公开的。发现于“一战”的芥子气和上世纪30年代发明的神经毒气今天依然可以使用。而且如果想要生产这些化学武器,其原料和设备几乎是唾手可得,因为它们和制造日常化学用品时用到的东西并无不同。有牢固化学基础的科学工作者完成起来并不费工夫。在过去20年里,化学武器并没有被恐怖组织广泛使用是因为在将这些化学物质转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过程中存在两个障碍:生成这些物质的化学反应是很危险的,需要非常精密的操作;如果要用化学武器造成大规模杀伤,就必须制造大剂量的化学物质,那么其储存和运送都存在一定的难度。五角大楼曾估算,一个地下室大的实验室要花费18年才能制造2吨沙林毒气,而这些毒气足以杀死1万人。

但这并不足以令人们放下心来。在特拉普看来,“冷战”时期武器控制的范式是基于当时的国家关系范式:每个国家都牢牢地控制自己的边界和领土,但现在全球化和各种跨国活动的发展已经削弱了这种范式,使得硬件、材料、设备和基础设施都更容易获得了。另一种化学武器扩散风险是全球知识的迅速传播。在过去20年里,全球的化学工业急速扩张,一些敏感物品只能由少数企业和机构生产局面已经被打破。这些都给非国家主体制造和持有化学武器或者制造化学事故提供了机会。
列维·西德尼告诉本刊,微型反应器技术的发展格外需要得到重视。“这种技术能够大幅提高毒性化学物质生产的安全性,它能够使人们轻易建立和废除一个可靠的设备快速生产少量但足以致命的化学物质。特别适用于袭击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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