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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孩时》:百岁杨绛新作回忆过往

2013-10-18 11:03 作者:陈谋来源:成都商报
102岁的杨绛又出新作。在她的《忆孩时(五则)》中,五篇短文分别为《回忆我的母亲》《三姊姊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太先生》《五四运动》《张勋复辟》,文中重温了自己孩时的记忆。
102岁的杨绛又出新作。在她的《忆孩时(五则)》中,五篇短文分别为《回忆我的母亲》《三姊姊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太先生》《五四运动》《张勋复辟》,文中重温了自己孩时的记忆。她说:“人生四苦:生、老、病、死,可是‘生’有什么可怕呢?我至今该说我还没懂呢。”
“母亲”二字,在杨绛的行文中几乎是个陌生的字眼。她说自己也感到很奇怪,曾写过回忆父亲、姑母的文章,却未写过回忆母亲的,大概是接触得少的原因。文末她称:“我想念妈妈,忽想到怎么我没写一篇《回忆我的母亲》啊?”
杨绛先生新作传开后,初次阅读此篇的部分读者深受感染,“杨绛先生此文颇有清人沈复《浮生六记》遗风,字真句实,最打动人的是这句‘可是我无法告诉锺书了,他已经去世了。我只好记下这件事,并且已经考证过,我没记错’。”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善则在微博上叹道:“102岁老作家的新作……五则随笔思路清晰,文笔流畅,细节生动,令读者欣喜。文末署‘2013年8~9月’作,真是宝刀不老!”
随后,陈子善又说,“杨绛先生的一个记误:杨先生在《忆孩时:回忆我的母亲》中写到母亲读《绿天》和《棘心》的情形。两书均为北新书局出版,前者1928.3初版,后者1929.5初版。但两书均署“绿漪女士著”,而不是署苏雪林,也不是署苏梅。杨先生母亲与她那段对话想必杨先生有所误记了。”
杨绛作《忆孩时(五则)》内容章节选取,供文化频道网友抢鲜阅读:
回忆我的母亲
我曾写过《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我很奇怪,怎么没写《回忆我的母亲》呢?大概因为接触较少。小时候妈妈难得有工夫照顾我。而且我总觉得,妈妈只疼大弟弟,不喜欢我,我脾气不好。女佣们都说:“四小姐最难伺候。”其实她们也有几分欺我。我的要求不高,我爱整齐,喜欢裤脚扎得整整齐齐,她们就是不依我。
我妈妈忠厚老实,绝不敏捷。如果受了欺侮,她往往并不感觉,事后才明白,“哦,她(或他)在笑我”,或“哦,他(或她)在骂我”。但是她从不计较,不久都忘了。她心胸宽大,不念旧恶,所以能和任何人都和好相处,一辈子没一个冤家。
妈妈并不笨,该说她很聪明。她出身富商家,家里也请女先生教读书。她不但新旧小说都能看,还擅长女工。我出生那年,爸爸为她买了一台胜家名牌的缝衣机。她买了衣料自己裁,自己缝,在缝衣机上缝,一忽儿就做出一套衣裤。妈妈缝纫之余,常爱看看小说,旧小说如《缀白裘》,她看得吃吃地笑。看新小说也能领会各作家的风格,例如看了苏梅的《棘心》,又读她的《绿天》,就对我说:“她怎么学着苏雪林的《绿天》的调儿呀?”我说:“苏梅就是苏雪林啊!”她看了冰心的作品后说,她是名牌女作家,但不如谁谁谁。我觉得都恰当。
妈妈每晚记账,有时记不起这笔钱怎么花的,爸爸就夺过笔来,写“糊涂账”,不许她多费心思了。但据爸爸说,妈妈每月寄无锡大家庭的家用,一辈子没错过一天。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她是个忙人,每天当家过日子就够忙的。我家因爸爸的工作没固定的地方,常常调动,从上海调苏州,苏州调杭州,杭州调回北京,北京又调回上海。
我爸爸厌于这类工作,改行做律师了。做律师要有个事务所,就买下了一所破旧的大房子。妈妈当然更忙了。接下来日寇侵华,妈妈随爸爸避居乡间,妈妈得了恶疾,一病不起,我们的妈妈从此没有了。
我想念妈妈,忽想到怎么我没写一篇《回忆我的母亲》啊?
我早已无父无母,姊妹兄弟也都没有了,独在灯下,写完这篇《回忆》,还痴痴地回忆又回忆。
三姊姊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
我三姐姐大我五岁,许多起码的常识,都是三姐讲给我听的。
三姐姐一天告诉我:“有一桩可怕极了,可怕极了的事,你知道吗?”她接着说,每一个人都得死;死,你知道吗?我当然不知道,听了很害怕。三姐姐安慰我说,一个人要老了才死呢!
我忙问,“爸爸妈妈老了吗?”
三姐说:“还远没老呢。”
我就放下心,把三姊的话全忘了。
三姐姐又告诉我一件事,她说:“你老希望早上能躺着不起床,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就是成天躺在床上的,可是并不舒服,很难受,她在生病。”从此我不羡慕躺着不起来的人了,躺着不起来的是病人啊。
老、病、死,我算是粗粗地都懂了。
人生四苦:“生老病死”。老、病、死,姐姐都算懂一点了,可是“生”有什么可怕呢?这个问题可大了,我曾请教了哲学家、佛学家。众说不一,我至今该说我还没懂呢。
太先生
我最早的记忆是爸爸从我妈妈身边抢往客厅,爸爸在我旁边说,我带你到客厅去见个客人,你对他行个鞠躬礼,叫一声“太先生”。
我那时大约四五岁,爸爸把我放下地,还搀着我的小手呢,我就对客人行了个鞠躬礼,叫了声“太先生”。我记得客厅里还坐着个人,现在想来,这人准是爸爸的族叔(我称叔公)杨景苏,号志洵,是胡适的老师。胡适说:“自从认了这位老师,才开始用功读书。”景苏叔公与爸爸经常在一起,他们是朋友又是一家人。
我现在睡前常翻翻旧书,有兴趣的就读读。我翻看孟森著作的《明清史论著集刊》上下册,上面有锺书圈点打“√”的地方,都折着角,我把折角处细读,颇有兴趣。忽然想起这部论著的作者名孟森,不就是我小时候对他曾行鞠躬礼,称为“太先生”的那人吗?他说的是常州话,我叔婆是常州人,所以我知道他说的是常州话,而和爸爸经常在一处的族叔杨志洵却说无锡话。我恨不能告诉锺书我曾见过这位作者,还对他行礼称“太先生”,可是我无法告诉锺书了,他已经去世了。我只好记下这件事,并且已经考证过,我没记错。
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现称青年节。当时我八岁,身在现场。现在想来,五四运动时身在现场的,如今只有我一人了。当时想必有许多中外记者,但现在想来,必定没有活着的了。作为一名记者,至少也得二十岁左右吧?将近一百二十岁,谁还活着呢?
闲话不说,只说说我当时身经的事。
那天上午,我照例和三姐姐合乘一辆包车到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上课。这天和往常不同,马路上有许多身穿竹布长衫、胸前右侧别一个条子的学生。我从没见过那么高大的学生。他们在马路上跑来跑去,不知在忙什么要紧事,当时我心里纳闷,却没有问我三姐姐,反正她也不会知道。
下午四点回家,街上那些大学生不让我们的包车在马路上走,给赶到阳沟对岸的泥土路上去了。
这条泥土路,晴天全是尘土,雨天全是烂泥,老百姓家的骡车都在这条路上走。旁边是跪在地下等候装货卸货的骆驼。马路两旁泥土路的车辆,一边一个流向,我们的车是逆方向,没法前进,我们姐妹就坐在车里看热闹。只见大队学生都举着小旗子,喊着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坚持到底)”“劳工神圣!”“恋爱自由!”(我不识恋字,读成“变”。)一队过去,又是一队。我和姐姐坐在包车里,觉得没什么好看,好在我们的包车停在东斜家附近,我们下车走几步路就到家了,爸爸妈妈正在等我们回家呢。
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是民国六年的事。我和民国同年,六岁了,不是小孩子了,记得很清楚。
当时谣传张勋的兵专要抢劫做官人家,做官人家都逃到天津去,那天从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票都买不到了。
但外国人家门口有兵看守,不得主人许可,不能入门。爸爸有个外国朋友名Bolton(波尔登),爸爸和他通电话,告诉他目前情况,问能不能到他家去避居几天。波尔登说:“快来吧,我这里已经有几批人来了。”
当时我三姑母(杨荫榆)一人在校(那时已放暑假),她心上害怕,通电话问妈妈能不能也让她到波尔登家去。妈妈就请她饭后早点来,带了我先到波尔登家去。
妈妈给我换上我最漂亮的衣裳,一件白底红花的单衫,我穿了到万牲园(现称动物园)去想哄孔雀开屏的。三伯伯(编注:即前文所说的三姑母,姑母旧亦呼伯伯)是乘了黄包车到我家的,黄包车还在大门外等着我们呢。三伯伯抱我坐在她身边。到了一个我从没到过的人家,熟门熟路地就往里走,一手搀着我。她到了一个外国人的书房里,笑着和外国人打了个招呼,就坐下和外国人说外国话,一面把我抱上一张椅子,就不管我了。那外国人有一部大菱角胡子,能说一口地道的中国话。他说:“小姑娘今晚不回家了,住在我家了。”我不知是真是假,心上很害怕,而且我个儿小,坐椅子上两脚不能着地,很不舒服。
好不容易等到黄昏时分,看见爸爸妈妈都来了,他们带着装满箱子的几辆黄包车,藏明(我家的老佣人)抱着他宝贝的七妹妹,藏妈(藏明的妻子)抱着她带的大弟宝昌,三姐姐搀着小弟弟保俶(他的奶妈没有留下,早已辞退),好大一家人都来了。这时三伯伯却不见了,跟着爸爸妈妈等许多人都跑到后面不知哪里去了,我一人站在过道里,吓得想哭又不敢哭。等了好一会,才看见三姐姐和我家的小厮阿袁来了(“小厮”就是小当差的,现在没什么“小厮”了)。三姐姐带我到一个小院子里,指点着说:“咱们住在这里。”
我看见一个中国女人在那儿的院子里洗脸,她把洗脸布打湿了把眉毛左右一分。我觉得很有道理,以后洗脸也要学她了。三姐姐把我衣角牵牵,我就跟她走进一间小小的客厅,三姐姐说:“你也这么大了,怎么这样不懂规矩,光着眼睛看人,好意思吗?”我心里想,这种女人我知道,上不上,下不下,是那种“搭脚阿妈”,北京人所谓“上炕的老妈子”,但是三姐姐说的也不错,我没为自己分辩。
那间小客厅里面搭着一张床,床很狭,容不下两个人,我就睡在炕几上,我个儿小,炕几上睡正合适。
至于那小厮阿袁呢,他当然不能和我们睡在同一间屋里。他只好睡在走廊栏杆的木板上,木板上躺着很不舒服,动一动就会滚下来。
阿袁睡了两夜,实在受不了。而且伙食愈来愈少,大家都吃不饱。阿袁对三姐说,“咱们睡在这里,太苦了,何必呢?咱们回家去多好啊,我虽然不会做菜,烙一张饼也会,咱们还是回家吧。”
三姐和我都同意,回到家里,换上家常衣服,睡在自己屋里,多舒服啊!
阿袁一人睡在大炕上,空落落的大房子,只他一人睡个大炕,他害怕得不得了。他打算带几张烙饼,重回外国人家。
忽然听见噼噼啪啪的枪声,阿袁说,“不好了,张勋的兵来了,还回到外国人家去吧。”我们姊妹就跟着阿袁逃,三人都哈着腰,免得中了流弹。逃了一半,觉得四无人声,站了一会,我们就又回家了。爸爸妈妈也回家了,他们回家前,问外国人家我们姊妹哪儿去了。外国人家说,他们早已回家了。但是爸爸妈妈得知我们在张勋的兵开枪时,正在街上跑,那是最危险的时刻呀,我们姊妹正都跟着阿袁在街上跑呢,爸爸很生气。阿袁为了老爷教他读书识字,很苦恼,很高兴地离了我们家。

杨绛

102岁的杨绛又出新作。在她的《忆孩时(五则)》中,五篇短文分别为《回忆我的母亲》《三姊姊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太先生》《五四运动》《张勋复辟》,文中重温了自己孩时的记忆。她说:“人生四苦:生、老、病、死,可是‘生’有什么可怕呢?我至今该说我还没懂呢。”

“母亲”二字,在杨绛的行文中几乎是个陌生的字眼。她说自己也感到很奇怪,曾写过回忆父亲、姑母的文章,却未写过回忆母亲的,大概是接触得少的原因。文末她称:“我想念妈妈,忽想到怎么我没写一篇《回忆我的母亲》啊?”

杨绛先生新作传开后,初次阅读此篇的部分读者深受感染,“杨绛先生此文颇有清人沈复《浮生六记》遗风,字真句实,最打动人的是这句‘可是我无法告诉锺书了,他已经去世了。我只好记下这件事,并且已经考证过,我没记错’。”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善则在微博上叹道:“102岁老作家的新作……五则随笔思路清晰,文笔流畅,细节生动,令读者欣喜。文末署‘2013年8~9月’作,真是宝刀不老!”

随后,陈子善又说,“杨绛先生的一个记误:杨先生在《忆孩时:回忆我的母亲》中写到母亲读《绿天》和《棘心》的情形。两书均为北新书局出版,前者1928.3初版,后者1929.5初版。但两书均署“绿漪女士著”,而不是署苏雪林,也不是署苏梅。杨先生母亲与她那段对话想必杨先生有所误记了。”

杨绛作《忆孩时(五则)》内容节选:

回忆我的母亲

我曾写过《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我很奇怪,怎么没写《回忆我的母亲》呢?大概因为接触较少。小时候妈妈难得有工夫照顾我。而且我总觉得,妈妈只疼大弟弟,不喜欢我,我脾气不好。女佣们都说:“四小姐最难伺候。”其实她们也有几分欺我。我的要求不高,我爱整齐,喜欢裤脚扎得整整齐齐,她们就是不依我。

我妈妈忠厚老实,绝不敏捷。如果受了欺侮,她往往并不感觉,事后才明白,“哦,她(或他)在笑我”,或“哦,他(或她)在骂我”。但是她从不计较,不久都忘了。她心胸宽大,不念旧恶,所以能和任何人都和好相处,一辈子没一个冤家。

妈妈并不笨,该说她很聪明。她出身富商家,家里也请女先生教读书。她不但新旧小说都能看,还擅长女工。我出生那年,爸爸为她买了一台胜家名牌的缝衣机。她买了衣料自己裁,自己缝,在缝衣机上缝,一忽儿就做出一套衣裤。妈妈缝纫之余,常爱看看小说,旧小说如《缀白裘》,她看得吃吃地笑。看新小说也能领会各作家的风格,例如看了苏梅的《棘心》,又读她的《绿天》,就对我说:“她怎么学着苏雪林的《绿天》的调儿呀?”我说:“苏梅就是苏雪林啊!”她看了冰心的作品后说,她是名牌女作家,但不如谁谁谁。我觉得都恰当。

妈妈每晚记账,有时记不起这笔钱怎么花的,爸爸就夺过笔来,写“糊涂账”,不许她多费心思了。但据爸爸说,妈妈每月寄无锡大家庭的家用,一辈子没错过一天。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她是个忙人,每天当家过日子就够忙的。我家因爸爸的工作没固定的地方,常常调动,从上海调苏州,苏州调杭州,杭州调回北京,北京又调回上海。

我爸爸厌于这类工作,改行做律师了。做律师要有个事务所,就买下了一所破旧的大房子。妈妈当然更忙了。接下来日寇侵华,妈妈随爸爸避居乡间,妈妈得了恶疾,一病不起,我们的妈妈从此没有了。

我想念妈妈,忽想到怎么我没写一篇《回忆我的母亲》啊?

我早已无父无母,姊妹兄弟也都没有了,独在灯下,写完这篇《回忆》,还痴痴地回忆又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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