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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朗格:我的钟表人生(3)

2013-10-11 11:14 作者:黑麦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早在1845年,钟表匠费尔迪南多·阿道夫·朗格(Ferdinand Adolph Lange)受到德国政府资助,在德国东部的格拉苏蒂镇(Glashütte)建立了钟表生产基地。由此,德国人拥有了自己的制表传统,但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格拉苏蒂镇的钟表制造业一下子与世隔绝。第四代传人瓦尔特·朗格出生在“一战”后不久,他亲身经历过德国制表业最艰难的岁月,也参与了德国钟表业的复兴。

朗格创始人费尔迪南多·阿道夫·朗格

苏统时期

在格拉苏蒂镇没有其他选择——除了制表,这是朗格公司、也是这个镇子赖以延续的营生。德国投降后不久,我和留下来的员工一道,在废墟上拾掇起能够使用的东西,着手开始重建工厂。但是,重建公司是一个长远的问题,需要经过德累斯顿占领军的批准才行。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了我的身上,很快,我只身前往苏联军事司令部所在地。

我与苏军官员的谈判围绕着机器和生产设备等这些重建工厂急需的物品展开。格拉苏蒂镇的公司此时被另一个重磅“炸弹”击中:所有机器都将被作为战争赔偿拆除和没收。即使像朗格公司这样完全被摧毁成断壁残垣的,苏联接管者仍然要索取我们的“智力财富”,以代替已损毁的硬件。在苏军监督下,朗格公司的员工不得不写下制造Calibre48机芯的具体步骤,以及如何制造座钟和航海精密计时表的步骤和图解。这些工作大约花费了数月时间。根据朗格公司的文件记载,通过在格拉苏蒂镇拆卸的机器,俄国人的确造出了手表,在一代代俄国制造的计时表中,能够轻易辨认出朗格钟表的影子。

1945年秋,格拉苏蒂镇上的德国制表学校重新开学。我终于可以继续完成1942年由于战争中止的学业。战争结束的几个月后,学校的教育水平已经恢复得令人惊讶,之前的仪器都完好保存着,还有像阿尔弗雷德·海威格(Alfred Helwig)这样的权威专家授课。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我在那里度过了学徒生涯,还制造了一个航海计时表和一个1A级别的“学校怀表”。这件作品现在仍保留在格拉苏蒂镇的朗格展示厅,与历届学徒制造的计时装置一同被封存在玻璃展柜中。
1945年9月,苏联驻德国军事机构(SMAD)下达实施土地改革的命令,所有大于100公顷的土地将被征用,由我祖父埃米尔在1913年买下的地也不能幸免。1945年10月30日,第124号令下达,矛头直指被怀疑为“法西斯战争的支持者”,苏联命令没收这些人的财产。不容辩解,苏方认定我父亲和他的两个兄弟是纳粹分子和“二战”罪犯,在1946年3月18日,公司被剥夺。1946年4月26日,大量调查证明朗格家族没人参加纳粹组织,在战争期间,朗格公司制造的也只是手表而不是武器,这样,苏联对朗格家族的制裁才结束。

朗格公司的重建开始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开始,我和工人们为苏联占领军做一些修理工作,但是要重新开始制造远比这些困难。最大的问题是丢失的组件和原料,更别提损毁的机器了。在这时候,我想起了远在慕尼黑的老搭档胡柏(Andreas Huber),他有一支60人的团队,这支团队曾在战争期间组装了B-watches。因此朗格公司希望胡柏资助我们一些用不着的库存。开始时胡柏还有点儿犹豫,虽然他很乐意给我那些零件,但是他不愿意将它们寄到苏占区。最后,他还是表现出对朗格公司的理解重视,如约寄出了零件。与此同时,我在格拉苏蒂表厂(UFAG)的阁楼上还发现了一个装满手表半成品的板条箱,朗格公司加工了这些半成品。

很明显的是,朗格制造的表当时没有市场,大多数表被当作赔偿送给了苏联军队。尽管逆境重重,我们仍然重建了公司,甚至重建了制表大楼——“飞机库”,在格拉苏蒂镇,他们称呼被炸弹炸毁的生产楼为“飞机库”。1948年,朗格公司搬回了大楼。

在战争期间,公司的管理模式没有发生变化。我的父亲鲁道夫、伯父奥托两个制表人管技术,叔父格哈德处理销售。父亲、伯父与我热烈地讨论将来公司应该制造腕表还是怀表,伯父认为应该继续制造怀表,因为这是传统也是公司的支柱,我坚决反对,并用瑞士腕表制造业的发展来证明给他看。争论非常激烈,这次争论的结果将决定公司的未来。最后,我父亲也决定站在我这边。为了维持传统的质量要求,我们决定在Calibre48机芯的基础上发展腕表制造。这款表有独特的朗格品质,但是需要大批量制造以适应更广泛的顾客基础。

新掌权的政府不会让朗格“放任自流”,德共重提了第124号令,萨克森州政府很快做出决议。1948年4月20日,两名来自自由德国联盟(FDGB)和一名当地社会主义统一党(SED)的成员走进工厂,声明公司被征用而且事不宜迟。我的父亲和叔父、伯父从此被禁止进入公司,因为“这是人民的财产”。我父亲和叔父、伯父都拒绝在征用文件上签名,他们还收集了公司雇员反对将他们列为战争罪犯的集体签名,然而这些行为被公司新任命的主管制止了。

就这样,朗格公司在102年的家族经营后走向“灭亡”。由于我并不是公司产业的所有人,所以仍然可以留在公司里工作。11月初,自由德国联盟的代表找到我,要求我加入自由德国联盟,我拒绝加入,组织的报复很快就来了。他们要求我从11月15日开始,到铀矿上去工作。那是“冷战”最初,缺少铀矿的苏联不断从世界各地获取核材料,以此抗衡美国的核武竞争。我总认为,自己在铀矿上的工作就像是在为极权主义的军备竞争买单。

根据德共所提供的官方说法,由于担心被征用公司的原主利用与原雇员的联系干扰“社会主义大厦”的建设,因此原厂主们被要求离开当地。我父母和伯父虽然被禁止进入公司,但他们仍坚持居住在格拉苏蒂镇。1953年,我父母和伯父毫无理由地被逮捕,虽然不久就被释放,但他们的房产都被没收。我的母亲由此萌生了逃亡西方的想法,但是父亲坚持不愿意离开格拉苏蒂镇。1954年8月7日,他去世了,我想,父亲一生没从失去公司和家园的遭遇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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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薛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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