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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朗格:我的钟表人生

2013-10-11 11:14 作者:黑麦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早在1845年,钟表匠费尔迪南多·阿道夫·朗格(Ferdinand Adolph Lange)受到德国政府资助,在德国东部的格拉苏蒂镇(Glashütte)建立了钟表生产基地。由此,德国人拥有了自己的制表传统,但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格拉苏蒂镇的钟表制造业一下子与世隔绝。第四代传人瓦尔特·朗格出生在“一战”后不久,他亲身经历过德国制表业最艰难的岁月,也参与了德国钟表业的复兴。
瓦尔特·朗格:我的钟表人生
早在1845年,钟表匠费尔迪南多·阿道夫·朗格(FerdinandAdolphLange)受到德国政府资助,在德国东部的格拉苏蒂镇(Glashütte)建立了钟表生产基地。由此,德国人拥有了自己的制表传统,但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格拉苏蒂镇的钟表制造业一下子与世隔绝。第四代传人瓦尔特·朗格出生在“一战”后不久,他亲身经历过德国制表业最艰难的岁月,也参与了德国钟表业的复兴。
口述瓦尔特·朗格(WalterLange)
整理黑麦
“一战”后的危机
1924年,“一战”刚结束不久,我出生在德国萨克森州的首府德累斯顿(Dresden)。那时,德累斯顿的格拉苏蒂镇约有2400位居民,三个钟表厂、几个精密工程厂以及一些小作坊,那里几乎没有农业,多数人没什么太好的工作。那阵子,一篮子的德国马克只能买来一根面包,急剧的通胀让千万德国家庭穷困潦倒。我听闻,德国马克还没从银行送到表厂就已经贬值了,因此朗格公司在1923年末发行了自己的“货币”——“退休马克”(RetirementMark),这也只能为一些员工提供微不足道的稳定。通胀几乎打垮了所有小型企业,即便是拥有大量有形资本的商人也变得拮据。当时的经济状况难以从“一战”后的货币贬值中复苏,格拉苏蒂镇的钟表产业也是如此,尤其是朗格(A.Lange&S?hne)公司。
不得不提的是,在“一战”前,朗格公司凭借80多年的经验,成功改变了格拉苏蒂镇的面貌。因而,格拉苏蒂镇的长者和钟表人,为了感谢我的曾祖父阿道夫·朗格所做的一切,在城中心广场建立了他的纪念像。我的祖父埃米尔(Emil)在公司的巅峰时期算得上是德国制表业的“霸主”,不过,当时没人能保证朗格第三代的成功。我的父亲鲁道夫(Rudolf)和他的兄弟奥托(Otto)还有格哈德(Gerhard)当然也是备受尊崇的市民,但他们并不享有任何形式上的特权。在朗格公司内,他们以一种实用的分工方式管理公司,奥托和鲁道夫作为钟表匠负责技术,格哈德负责打理生意。在经济困难时代,他们三人对公司的生存都感到了担忧,特别担心城市的钟表产业和工人们的岗位及福利。
“一战”后的通货膨胀,使朗格公司面临极其严峻的生存问题。只有库尔茨博士(ErnstKurtz)的钟表公司认识到优惠的价格、工业化和腕表流行所能带来的机会。瑞士的竞争者早在10年前就推动了机器生产,一夜间,瑞士人成了赢家。1924年,当德国政府取消了进口瑞士手表的禁令后,瑞士的生产者以机器生产的怀表、腕表迅速冲击了德国市场。就这样,格拉苏蒂镇在这样的竞争下迷失了,似乎传统手表制造业迎来了一次末日。
奥托在公司80周年庆典上发表演讲的时候说过,为了与战后的瑞士公司竞争,公司必须以一种现代化且经济的方式重新组织。朗格公司不得不引进机器。然而,最终没人预测到,通胀和经济倒退席卷了整个德国。奥托说,真正的危机尚未显现,当它来临的时候将势不可挡,我的父亲也同意这种结论,虽然朗格最终幸免于难。在今天看来,奥托是一名极有远见的钟表匠,在“一战”后,他立刻意识到某种需求,于是在1919年提出了“国际原厂”(OriginalLangeInternationalWerk)这个系列,和顶级手表比它更加朴实,指针的标志也不一样。不幸的是这个系列产品比原先预想的花了更长时间成型,直到1923年准备工作才全部完成,当通胀爆发的时候,已经不可能继续生产了。1925年,奥托、鲁道夫、格哈德在格拉苏蒂镇建立了UhrenfabrikOLIWOffeneHandelsgesellschaft,开始生产平价手表,并一直生产到“二战”爆发前。由此,朗格公司的前辈们设法保留了有关制表的所有素材,朗格也成为了唯一一家在危机年代幸存的德国钟表公司。
格拉苏蒂镇的整个钟表产业都陷入了低谷。在1925年,传统的Assmann公司停产,DPUG公司也相继停产。之后,大量的人失业,使各个阶层的人变得贫穷。我还有些儿时的记忆,当股市的“黑色星期五”来临时,大量的股票被抛售,在格拉苏蒂镇,上百人失去了工作,朗格公司的总部也有大批被解雇的人。这一切简直就是一出悲剧。而另一出悲剧也正在上演——纳粹主义出现了。
纳粹与乱局
德国的纳粹主义出现了,我不记得我的父母或叔叔曾正面地肯定过它,他们忧心忡忡地目睹了德国从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早期的经济危机和政局动荡。当然,他们希望恢复经济稳定,那样他们就可以继续按照传统管理公司,我父亲和他的兄弟都致力于公司雇员和公众的福利,例如他们的佣金和退休金。此外,他们每年都发土豆和煤炭给公司雇员。
公司为了保障生存,不得不接受纳粹主义政权的统治。作为一名学生,我察觉到了父母对纳粹主义的提防和怀疑,我父亲和他的兄弟们总是刻意地保持某种距离。在朗格公司内部,纳粹从没真正掌权。公司里有一个纳粹代表,但有名无实。这对那个代表来说也挺幸运的,因为纳粹代表在战后被一一处罚时,我们公司的“代表”却平安无事。
1940年前,我和父亲鲁道夫以及奥托一家都居住在朗格家族总部大楼。在上格拉苏蒂镇小学4年后,我被送到德累斯顿的一所寄宿制学校,直到16岁时前往奥地利卡尔斯坦(Karlstein)加入一家制表学校。事实上,早在1878年,格拉苏蒂镇就成立了一所有名的德国制表学校,但是这所学校只培养有经验的技师深造,并不接纳刚入门的学徒,所以我只能离开家乡前往奥地利。
1942年8月,我刚年满18岁,不到一个月,征兵令即被寄到卡尔斯坦,于是我开始收拾行囊,随军赴“二战”东线战场。由此,我的制表师梦想中断了。1943年7月,当时我正在苏联前线,由于患上了严重的黄疸病,军部把我送回德国治疗,医院地处萨克森齐陶(Zittau),是德国、波兰、捷克三国交界,在康复期间,我回了几次格拉苏蒂镇看父母,在这期间,我同齐陶当地的一名制表师学习了一阵。半年后,我的病有所好转,1944年,我再次被送上前线。1945年4月,我随一路溃退的德军,身负重伤,一路撤离,历经风险回到德累斯顿附近,5月6日,战地医院紧急疏散,在父亲的帮助下,5月7日,我返回了格拉苏蒂镇的家中。
5月8日,是战争的最后一天,也是我在家的第一晚,那一晚,也是朗格工厂的噩梦。在睡梦中,我被巨大的爆炸声惊醒,那是盟军轰炸机对格拉苏蒂镇的轰炸,这也是战争中唯一一次对格拉苏蒂镇的空袭。朗格公司主要的制表大楼被炸弹击中,很快燃起熊熊大火,这次轰炸几乎毁掉了所有东西:机器、待加工的材料、机芯和零件。
5月9日,我和父母在家用早餐时,餐厅的门突然被打开,一个俄国士兵闯进来。这天接下来的时间里,不断有闯进来的俄国士兵向我索要手表,所以我不得不带着他们在工厂里四处转悠,这些军人常用手枪顶着我的胸口,并威胁道:“如果交不出一块手表,你只能活5分钟。”可是,我家确实没有表了,家里的一切早被洗劫一空。
苏统时期
在格拉苏蒂镇没有其他选择——除了制表,这是朗格公司、也是这个镇子赖以延续的营生。德国投降后不久,我和留下来的员工一道,在废墟上拾掇起能够使用的东西,着手开始重建工厂。但是,重建公司是一个长远的问题,需要经过德累斯顿占领军的批准才行。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了我的身上,很快,我只身前往苏联军事司令部所在地。
我与苏军官员的谈判围绕着机器和生产设备等这些重建工厂急需的物品展开。格拉苏蒂镇的公司此时被另一个重磅“炸弹”击中:所有机器都将被作为战争赔偿拆除和没收。即使像朗格公司这样完全被摧毁成断壁残垣的,苏联接管者仍然要索取我们的“智力财富”,以代替已损毁的硬件。在苏军监督下,朗格公司的员工不得不写下制造Calibre48机芯的具体步骤,以及如何制造座钟和航海精密计时表的步骤和图解。这些工作大约花费了数月时间。根据朗格公司的文件记载,通过在格拉苏蒂镇拆卸的机器,俄国人的确造出了手表,在一代代俄国制造的计时表中,能够轻易辨认出朗格钟表的影子。
1945年秋,格拉苏蒂镇上的德国制表学校重新开学。我终于可以继续完成1942年由于战争中止的学业。战争结束的几个月后,学校的教育水平已经恢复得令人惊讶,之前的仪器都完好保存着,还有像阿尔弗雷德·海威格(AlfredHelwig)这样的权威专家授课。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我在那里度过了学徒生涯,还制造了一个航海计时表和一个1A级别的“学校怀表”。这件作品现在仍保留在格拉苏蒂镇的朗格展示厅,与历届学徒制造的计时装置一同被封存在玻璃展柜中。
1945年9月,苏联驻德国军事机构(SMAD)下达实施土地改革的命令,所有大于100公顷的土地将被征用,由我祖父埃米尔在1913年买下的地也不能幸免。1945年10月30日,第124号令下达,矛头直指被怀疑为“法西斯战争的支持者”,苏联命令没收这些人的财产。不容辩解,苏方认定我父亲和他的两个兄弟是纳粹分子和“二战”罪犯,在1946年3月18日,公司被剥夺。1946年4月26日,大量调查证明朗格家族没人参加纳粹组织,在战争期间,朗格公司制造的也只是手表而不是武器,这样,苏联对朗格家族的制裁才结束。
朗格公司的重建开始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开始,我和工人们为苏联占领军做一些修理工作,但是要重新开始制造远比这些困难。最大的问题是丢失的组件和原料,更别提损毁的机器了。在这时候,我想起了远在慕尼黑的老搭档胡柏(AndreasHuber),他有一支60人的团队,这支团队曾在战争期间组装了B-watches。因此朗格公司希望胡柏资助我们一些用不着的库存。开始时胡柏还有点儿犹豫,虽然他很乐意给我那些零件,但是他不愿意将它们寄到苏占区。最后,他还是表现出对朗格公司的理解重视,如约寄出了零件。与此同时,我在格拉苏蒂表厂(UFAG)的阁楼上还发现了一个装满手表半成品的板条箱,朗格公司加工了这些半成品。
很明显的是,朗格制造的表当时没有市场,大多数表被当作赔偿送给了苏联军队。尽管逆境重重,我们仍然重建了公司,甚至重建了制表大楼——“飞机库”,在格拉苏蒂镇,他们称呼被炸弹炸毁的生产楼为“飞机库”。1948年,朗格公司搬回了大楼。
在战争期间,公司的管理模式没有发生变化。我的父亲鲁道夫、伯父奥托两个制表人管技术,叔父格哈德处理销售。父亲、伯父与我热烈地讨论将来公司应该制造腕表还是怀表,伯父认为应该继续制造怀表,因为这是传统也是公司的支柱,我坚决反对,并用瑞士腕表制造业的发展来证明给他看。争论非常激烈,这次争论的结果将决定公司的未来。最后,我父亲也决定站在我这边。为了维持传统的质量要求,我们决定在Calibre48机芯的基础上发展腕表制造。这款表有独特的朗格品质,但是需要大批量制造以适应更广泛的顾客基础。
新掌权的政府不会让朗格“放任自流”,德共重提了第124号令,萨克森州政府很快做出决议。1948年4月20日,两名来自自由德国联盟(FDGB)和一名当地社会主义统一党(SED)的成员走进工厂,声明公司被征用而且事不宜迟。我的父亲和叔父、伯父从此被禁止进入公司,因为“这是人民的财产”。我父亲和叔父、伯父都拒绝在征用文件上签名,他们还收集了公司雇员反对将他们列为战争罪犯的集体签名,然而这些行为被公司新任命的主管制止了。
就这样,朗格公司在102年的家族经营后走向“灭亡”。由于我并不是公司产业的所有人,所以仍然可以留在公司里工作。11月初,自由德国联盟的代表找到我,要求我加入自由德国联盟,我拒绝加入,组织的报复很快就来了。他们要求我从11月15日开始,到铀矿上去工作。那是“冷战”最初,缺少铀矿的苏联不断从世界各地获取核材料,以此抗衡美国的核武竞争。我总认为,自己在铀矿上的工作就像是在为极权主义的军备竞争买单。
根据德共所提供的官方说法,由于担心被征用公司的原主利用与原雇员的联系干扰“社会主义大厦”的建设,因此原厂主们被要求离开当地。我父母和伯父虽然被禁止进入公司,但他们仍坚持居住在格拉苏蒂镇。1953年,我父母和伯父毫无理由地被逮捕,虽然不久就被释放,但他们的房产都被没收。我的母亲由此萌生了逃亡西方的想法,但是父亲坚持不愿意离开格拉苏蒂镇。1954年8月7日,他去世了,我想,父亲一生没从失去公司和家园的遭遇中走出来。
从1948年开始,朗格工厂被多次更名。朗格被征用时公司被命名为VEBMechanikA.Lange&S?hne,Glashütte/Sa.,在这个时期,朗格曾生产出完整的腕表。在1951年7月1日,格拉苏蒂镇人民表厂(GUB)成立前,公司改名为MechanikLange&S?hneGmbH。在1951年,格拉苏蒂的手表公司包括朗格在内,被没收合并成一个新的国营企业VEBGlashutterUhrenbetriebe(GUB),即格拉苏蒂人民表厂。此后,以格拉苏蒂人民表厂的名义生产了机械腕表、飞机仪器、船用时钟和精密设备,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格拉苏蒂人民表厂还生产了第一款石英表。1990年,格拉苏蒂人民表厂共有2500名员工,但是其生产力和竞争力都不足以存活下去。
逃离东德之后
1948年11月14日,我逃离格拉苏蒂镇后,来到巴伐利亚的梅梅尔斯多尔夫,找到我在西方占领区唯一的熟人库尔茨(ErnstKurtz)博士。他所主管的一家公司是第一个将腕表机械化制造介绍进格拉苏蒂镇的。开始,我在他的公司里做一名制表人,但那里的手表是供过于求的。50年代开始,当地又出现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看到制表业的未来前途。不过,在公司工作时,我爱上了一位年轻女士,尤塔·梅亚(JuttaMay),她曾在格拉苏蒂镇的UROFA公司学制表,1945年,她从邻近格拉苏蒂镇的小城来到梅梅尔斯多尔夫。
1951年我们结婚了。1950年春天,我们这一对几乎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将全部家当打包在一个纸箱里,骑着自行车搬到普福尔茨海姆,并开始在当地表厂工作。这座城市有悠久的制表和珠宝加工历史,虽然在“二战”中也遭受重创,但很快就重新恢复繁荣,50年代时,它达到了手表和珠宝制造工业的极盛期,当地建立起16家制表企业,涌现出很多就业机会。恰巧,我的哥哥费迪南德(Ferdinard)从法国监狱释放后也在西德做制表师,最后他搬到普福尔茨海姆,在普福尔茨海姆表厂(PUW)工作。
在制表业,你有理由对未来感到乐观。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和哥哥想到要成立自己的手表制造公司,希望有一天继续传承伟大的朗格传统,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有资格和能力制造精准手表的。但显然,我们的企业必须从非常卑微的状态起步,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本建造工厂,除此以外,这个作坊的所有工人白天还必须上班、养家。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作坊式的手表制作。首先,我从DUROWE公司买来够造100只手表的零件,下班后和妻子在厨房桌子上组装。这些表被冠以“A.朗格·普福尔茨海姆”的名字出售。后来我们扩大了销售,并把重心放在手表装配上。哥哥主管营销,我负责加工,这时,“朗格工作室”已有了7名制表师。很快,我们重新联系到了位于瑞士比尔市的阿尔特斯(Altus)公司,从他们手里买到了战前的腕表机芯,以“Langevorm.Glashütte”命名在德国经销。在60年代,我在万国(IWC)公司找到了合作伙伴,这个合作创造了题有“A.LangevormalsGlashütte”的怀表,机芯由万国公司制造,这款表也是万国与朗格几十年友谊的开端。但是我想补充的是:朗格表的顾客最期望在朗格表中看到朗格的机芯。
1976年,政府允许部分流亡者回到故乡,这是我第一次回到了格拉苏蒂镇。此时,伯父奥托已于4年前逝世,留下很多关于朗格公司历史和手表制造的珍贵材料,我决定将这些材料带回去。尤塔将它们小心地藏在车后座的毯子下,我们幸运地将这些弥足珍贵的资料带回了西德。同年,在慕尼黑举办的表展证明了朗格仍有很多收藏者和爱好者,表展的组织者是安德烈亚斯·胡贝尔(AndreasHuber)的儿子马丁·胡贝尔(MartinHuber)。表展以费尔迪南多·阿道夫·朗格去世百周年纪念为契机,热情的手表爱好者从德国各地跑来参观,点燃了一股新的“格拉苏蒂镇热情”。似乎就是从这次表展中,我看到了人们对机械表的一贯热情,还看到了德国制表业正在经历一场复兴运动。
没过多久,机械表再次进入了困难期。精准而便宜的石英表的产生,使得传统机械表的市场受到很大打击。腕表,由一种身份表达转变为大量制造、只售几马克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传统制表公司消失,其他的也面临着减少生产和裁员,然而市场对石英表的需求仍然在快速增长,石英表的价格也变得越来越便宜。机械表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1986年12月31日,我放弃了所有的腕表销售,退休了,那时我63岁。
德国时间
1990年,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当时的东德市场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化工、农业甚至电力工业几乎停止运转,失业率达到历史之最,绝望情绪蔓延。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想回到格拉苏蒂镇,重建公司,恢复150年的朗格制作传统。
在1989年重新起家时,万国公司的甘特·布鲁姆伦(GunterBlümlein)的参与帮了不少忙。布鲁姆伦曾是万国和积家两个品牌的工程师,在石英表大行其道的日子里,我们这两个机械表的拥趸执著于机械腕表的复兴。他的出现是朗格公司的“巨大财富”,这位充满创意的制表天才使朗格公司在4年时间里,利用相对糟糕的条件招聘并发展了新的技术人员,并且完成了4款新表:男士腕表Lange1,女士腕表Saxonia、Arcade,以及陀飞轮PourleMérit。
1994年10月,这4款表受到了来自德国、奥利地和瑞士的12位珠宝商的鉴定,他们争相订购。由于当时朗格只能提供123块表,不能平分给12个人,最后他们通过火柴棍抽签来决定最后3块陀飞轮的归属。
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向媒体展示新作,最后,我们好不容易在德累斯顿宫内找到了一个修缮了一半的房间,用地毯盖住尘土满布的工地地板,凑成了一个临时的发布会现场。1994年10月24日,超过60位记者和政商人士出席了发布会,我和我的合作伙伴布鲁姆伦以及新公司的第一位员工一同揭开布幕,展示了4款新制的腕表,4款手表上的日期都定为25日,为的是与第二天报纸刊登朗格照片时的日期一致。公众的一致好评出乎我的意料,全球众多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在1994年的10月至11月期间,超过3000万的读者读到了下面这条新闻——“德国东部的经济突然开始了不同的运行,朗格回归了——传奇般的回归。”2001年10月,布鲁姆伦因病去世,那一年他才58岁,他的去世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悲痛。
1994年,朗格复兴大业完成后,我与尤塔有了更多的时间用来旅行。位于德国北海的修特(Sylt)小岛是我们最喜爱的度假之地,从1970年后,几乎我们每年暑假都在那里度过,下榻在同一间小旅馆。每次入住,我都要升起一面小小的萨克森州旗,我们为自己是岛上唯一的萨克森人感到骄傲。在25年后,我们夫妇成为小岛的荣誉客人,2001年,我们在岛上庆祝了金婚。不过,一年后,2002年2月15日,尤塔去世了。在过往的50年里,这位我深爱的女人,一直以她的坚定精神和乐观态度影响着我,这是在战后最为可贵的品质。尤塔以及布鲁姆伦都是我最怀念的人,他们与我经历的艰难岁月使得朗格表得以复兴。今天,我把关于德国制表业的、关于我的故事告诉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我也给他们讲述关于我和尤塔的故事,因为我很想念她。
朗格家族第四代成员及现代朗格创始人瓦尔特·朗格
年轻时代的瓦尔特·朗格
瓦尔特·朗格于1946年制作的怀表
上世纪20年代的朗格总部
1945年朗格主要厂房毁于盟军大轰炸中
鲁道夫·朗格
奥托·朗格
瓦尔特·朗格战场上的救星——挡住了弹片的军人证朗格创始人费尔迪南多·阿道夫·朗格
朗格大楼——位于格拉苏蒂镇的公司总部
当代朗格的标志系列Lange1(1994年)
2000年12月7日,时任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前排左三)出席现代朗格的10周年庆典

口述:瓦尔特·朗格(Walter Lange)

整理:黑麦

瓦尔特·朗格

“一战”后的危机

1924年,“一战”刚结束不久,我出生在德国萨克森州的首府德累斯顿(Dresden)。那时,德累斯顿的格拉苏蒂镇约有2400位居民,三个钟表厂、几个精密工程厂以及一些小作坊,那里几乎没有农业,多数人没什么太好的工作。那阵子,一篮子的德国马克只能买来一根面包,急剧的通胀让千万德国家庭穷困潦倒。我听闻,德国马克还没从银行送到表厂就已经贬值了,因此朗格公司在1923年末发行了自己的“货币”——“退休马克”(Retirement Mark),这也只能为一些员工提供微不足道的稳定。通胀几乎打垮了所有小型企业,即便是拥有大量有形资本的商人也变得拮据。当时的经济状况难以从“一战”后的货币贬值中复苏,格拉苏蒂镇的钟表产业也是如此,尤其是朗格(A.Lange&Sohne)公司。

不得不提的是,在“一战”前,朗格公司凭借80多年的经验,成功改变了格拉苏蒂镇的面貌。因而,格拉苏蒂镇的长者和钟表人,为了感谢我的曾祖父阿道夫·朗格所做的一切,在城中心广场建立了他的纪念像。我的祖父埃米尔(Emil)在公司的巅峰时期算得上是德国制表业的“霸主”,不过,当时没人能保证朗格第三代的成功。我的父亲鲁道夫(Rudolf)和他的兄弟奥托(Otto)还有格哈德(Gerhard)当然也是备受尊崇的市民,但他们并不享有任何形式上的特权。在朗格公司内,他们以一种实用的分工方式管理公司,奥托和鲁道夫作为钟表匠负责技术,格哈德负责打理生意。在经济困难时代,他们三人对公司的生存都感到了担忧,特别担心城市的钟表产业和工人们的岗位及福利。

“一战”后的通货膨胀,使朗格公司面临极其严峻的生存问题。只有库尔茨博士(Ernst Kurtz)的钟表公司认识到优惠的价格、工业化和腕表流行所能带来的机会。瑞士的竞争者早在10年前就推动了机器生产,一夜间,瑞士人成了赢家。1924年,当德国政府取消了进口瑞士手表的禁令后,瑞士的生产者以机器生产的怀表、腕表迅速冲击了德国市场。就这样,格拉苏蒂镇在这样的竞争下迷失了,似乎传统手表制造业迎来了一次末日。

左图:瓦尔特·朗格于1946年制作的怀表;右图:年轻时代的瓦尔特·朗格

奥托在公司80周年庆典上发表演讲的时候说过,为了与战后的瑞士公司竞争,公司必须以一种现代化且经济的方式重新组织。朗格公司不得不引进机器。然而,最终没人预测到,通胀和经济倒退席卷了整个德国。奥托说,真正的危机尚未显现,当它来临的时候将势不可挡,我的父亲也同意这种结论,虽然朗格最终幸免于难。在今天看来,奥托是一名极有远见的钟表匠,在“一战”后,他立刻意识到某种需求,于是在1919年提出了“国际原厂”(Original Lange International Werk)这个系列,和顶级手表比它更加朴实,指针的标志也不一样。不幸的是这个系列产品比原先预想的花了更长时间成型,直到1923年准备工作才全部完成,当通胀爆发的时候,已经不可能继续生产了。1925年,奥托、鲁道夫、格哈德在格拉苏蒂镇建立了Uhrenfabrik OLIW Offene Handelsgesellschaft,开始生产平价手表,并一直生产到“二战”爆发前。由此,朗格公司的前辈们设法保留了有关制表的所有素材,朗格也成为了唯一一家在危机年代幸存的德国钟表公司。

格拉苏蒂镇的整个钟表产业都陷入了低谷。在1925年,传统的Assmann公司停产,DPUG公司也相继停产。之后,大量的人失业,使各个阶层的人变得贫穷。我还有些儿时的记忆,当股市的“黑色星期五”来临时,大量的股票被抛售,在格拉苏蒂镇,上百人失去了工作,朗格公司的总部也有大批被解雇的人。这一切简直就是一出悲剧。而另一出悲剧也正在上演——纳粹主义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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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薛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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