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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8)

2013-10-05 10:00 作者:朱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我当时为自己能进入这样一个单位而自豪,其实那时我的关系还在黑龙江农场里,并不是正式员工,只不过《中国青年》允诺一定能解决我的户口问题而已。当听说《中国青年》已经被贴到西单民主墙的时候,我骑自行车赶去,带着极激动的心情。

 

《中国青年》复刊号是一出刊就出了问题的,9月10日刊物印完在北京开始上市是个周日,到傍晚,社长关志豪就接到了团中央书记的电话。老关与王江云于是马上被叫去团中央谈话,等他们回来,全编辑部基本都知道刊物出了问题。当晚,编辑部自然是灯火通明。我们,陈汉涛、孙兴盛、陈端民,记得都在办公室等老宋从老关那里探回来的消息。老宋回来说,要求我们删改韩志雄那篇文章,要撤掉天安门诗选的编者按。“先不动”,他说,编辑部决定先通过正式渠道,向党中央说明情况。
在这个事件中,我是一个最低级别的旁观者。作为一个低级旁观者,我看到了关志豪故作镇定的脸色,从他脸色中,我能感觉到他的压力。他下令中止了杂志的发行,但明显没有服从对刊物修改的要求,直到第二天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到编辑部提出明确的修改意见,他仍然坚持申诉理由,不执行对刊物的修改。这让我对他充满钦佩。而且,当时所有的编委,都是这样毫不含糊的坚决,这也让我对这个单位心生敬意。事实证明,能这样顶住来自高层的压力并不容易。在这过程中,关志豪找没找过胡耀邦?打没打过胡耀邦秘书的电话呢?遗憾是老关生前自己并没有发表回忆,现在他已经过世了。而且,奇怪的是,几位当时真正亲历整个过程的编委,包括老宋在内,都没有回顾这一段。按现在叙述这个事件经过的孙兴盛的说法,当时并没有惊动胡耀邦,只是通过一些关系,找了邓颖超,找了王震。但孙兴盛当时只是文艺部的一个记者,并不是编委。
我当时为自己能进入这样一个单位而自豪,其实那时我的关系还在黑龙江农场里,并不是正式员工,只不过《中国青年》允诺一定能解决我的户口问题而已。当听说《中国青年》已经被贴到西单民主墙的时候,我骑自行车赶去,带着极激动的心情。当时的民主墙并不像后来那样火爆,围观的人并不多,那是22路汽车站前的一堵旧墙,那时已经有人在那里贴一些惨遭迫害的控诉,也有一些浅显的观点。这一期的《中国青年》就一页页贴在那里,我还记得当时从内心升起的那种骄傲感。现在回想,西单民主墙形成的那段时间,应该是最开放的一段时间。这个民主墙为什么能形成?刚开始大约是因为北京市委要换人而还没换,在政局变换尚不明朗时,谁也不敢贸然地处置。而在政局变换形成之前,这个墙之所以能保留,按中国的政治逻辑,显然也是因为有可利用价值的缘故。
《中国青年》这一期从通知有问题到问题解决,戏剧性地只持续了四天时间。我自己的看法,在整个过程中,编辑部作出的努力其实是有限的,重要是它正好面临了一个契机。汪东兴当时主管意识形态,《中国青年》这个事件之重要性,恰是借这个汪东兴自己造成的契机,真正动摇了他的意识形态主管地位。因为一本杂志而挪动了意识形态,这在1978年才可能发生。因为,这个事件发生时,其实,邓小平所掌握的政治力量已经大于了华国锋与汪东兴所维系的政治力量。当时的四个副主席,邓、叶、李联盟,加上老干部们因胡耀邦的积极推进纷纷解放,华与汪已经成为弱势,历史发展进程就必须拿掉汪东兴的意识形态主导权,所以,复刊的《中国青年》事件反而给政治较量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个政治较量背景所构成的结局就是,最终,9月14日,星期四的晚上,部主任以上的干部都被叫去大会堂。去之前,他们都是忐忑的,下属们都担忧结果,是在等待中深夜未归,音讯全无。等第二天早上见到领导们时,一个个都喜形于色,老宋扬着眉毛,带着他特有的兴奋,一字一顿说,“解决了,不改了,都不改了,只用夹一份毛主席诗词。”

《中国青年》复刊号是一出刊就出了问题的,9月10日刊物印完在北京开始上市是个周日,到傍晚,社长关志豪就接到了团中央书记的电话。老关与王江云于是马上被叫去团中央谈话,等他们回来,全编辑部基本都知道刊物出了问题。当晚,编辑部自然是灯火通明。我们,陈汉涛、孙兴盛、陈端民,记得都在办公室等老宋从老关那里探回来的消息。老宋回来说,要求我们删改韩志雄那篇文章,要撤掉天安门诗选的编者按。“先不动”,他说,编辑部决定先通过正式渠道,向党中央说明情况。

在这个事件中,我是一个最低级别的旁观者。作为一个低级旁观者,我看到了关志豪故作镇定的脸色,从他脸色中,我能感觉到他的压力。他下令中止了杂志的发行,但明显没有服从对刊物修改的要求,直到第二天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到编辑部提出明确的修改意见,他仍然坚持申诉理由,不执行对刊物的修改。这让我对他充满钦佩。而且,当时所有的编委,都是这样毫不含糊的坚决,这也让我对这个单位心生敬意。事实证明,能这样顶住来自高层的压力并不容易。在这过程中,关志豪找没找过胡耀邦?打没打过胡耀邦秘书的电话呢?遗憾是老关生前自己并没有发表回忆,现在他已经过世了。而且,奇怪的是,几位当时真正亲历整个过程的编委,包括老宋在内,都没有回顾这一段。按现在叙述这个事件经过的孙兴盛的说法,当时并没有惊动胡耀邦,只是通过一些关系,找了邓颖超,找了王震。但孙兴盛当时只是文艺部的一个记者,并不是编委。

我当时为自己能进入这样一个单位而自豪,其实那时我的关系还在黑龙江农场里,并不是正式员工,只不过《中国青年》允诺一定能解决我的户口问题而已。当听说《中国青年》已经被贴到西单民主墙的时候,我骑自行车赶去,带着极激动的心情。当时的民主墙并不像后来那样火爆,围观的人并不多,那是22路汽车站前的一堵旧墙,那时已经有人在那里贴一些惨遭迫害的控诉,也有一些浅显的观点。这一期的《中国青年》就一页页贴在那里,我还记得当时从内心升起的那种骄傲感。现在回想,西单民主墙形成的那段时间,应该是最开放的一段时间。这个民主墙为什么能形成?刚开始大约是因为北京市委要换人而还没换,在政局变换尚不明朗时,谁也不敢贸然地处置。而在政局变换形成之前,这个墙之所以能保留,按中国的政治逻辑,显然也是因为有可利用价值的缘故。

《中国青年》这一期从通知有问题到问题解决,戏剧性地只持续了四天时间。我自己的看法,在整个过程中,编辑部作出的努力其实是有限的,重要是它正好面临了一个契机。汪东兴当时主管意识形态,《中国青年》这个事件之重要性,恰是借这个汪东兴自己造成的契机,真正动摇了他的意识形态主管地位。因为一本杂志而挪动了意识形态,这在1978年才可能发生。因为,这个事件发生时,其实,邓小平所掌握的政治力量已经大于了华国锋与汪东兴所维系的政治力量。当时的四个副主席,邓、叶、李联盟,加上老干部们因胡耀邦的积极推进纷纷解放,华与汪已经成为弱势,历史发展进程就必须拿掉汪东兴的意识形态主导权,所以,复刊的《中国青年》事件反而给政治较量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个政治较量背景所构成的结局就是,最终,9月14日,星期四的晚上,部主任以上的干部都被叫去大会堂。去之前,他们都是忐忑的,下属们都担忧结果,是在等待中深夜未归,音讯全无。等第二天早上见到领导们时,一个个都喜形于色,老宋扬着眉毛,带着他特有的兴奋,一字一顿说,“解决了,不改了,都不改了,只用夹一份毛主席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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