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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7)

2013-10-04 10:00 作者:朱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当然,它的背后支持者就是胡耀邦,是他推动了当时整个的思想解放。《中国青年》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与胡耀邦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应该说,《中国青年》复刊本身就是胡耀邦的一颗棋子。


《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出版是9月11日,我进杂志社是在八月底或九月初,正是准备出刊的后期。当时按照重要性,评论部在社里排第一,思想教育部排第二,文艺部排第三,这决定了部主任在杂志社编委会中的排名。文艺部的办公室在四楼,一大一小两间,工作分为三个版块:深度报道,主要负责一线采访,由孙兴盛负责,他是湖北人,心直口快。文艺欣赏,由副主任陈汉涛负责,他是广东人,中山大学毕业,在当时的《中国青年》文化修养最高,他是思教部主任郭楠柠的丈夫。“朝华”文艺副刊由陈端民负责,是个广东大姐,也是中山大学,学语言出身,文字功底极好。主任老宋宋文郁是天津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是老资格的《中国青年》人,一个善于调度每人积极性,又极其温和的好领导。在大多时候,他脸上总是温和带有笑意。

我是一到《中国青年》,就得到了老宋与陈汉涛的器重,他们就像是大哥,因为他们的呵护,我在《中国青年》有了一个阳光灿烂的五年。当时分配给我的工作是与陈端民一起负责编辑“朝华”副刊,“也可以出去走走,自己写点东西,年轻人嘛。”老宋说。

复刊的《中国青年》1978年第一期,文艺部体现在版面上的重要性排名第二。这一期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中成为了一个重要起点,一是因为破除现代迷信的两篇重要文章,那是评论部的贡献。两篇文章,一篇是署名特约评论员,实际是李洪林写的《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李洪林当时在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工作,这篇文章原名《科学和迷信》,原是《人民日报》的退稿,它成为这期刊物的头条,放在复刊词之后,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这篇文章其实是胡耀邦看过,审定的。另一篇是当时在社科院哲学所工作的邢贲思的《“句句是真理”为什么是荒谬的》,进一步阐发了破除“现代迷信”的主旨。这都是李禹兴约的稿子,当时他与这些站在思想最前沿的思想家极熟。

而文艺部的贡献是对“天安门事件”的报道与选载“四五”诗选。《革命何须怕断头》,对“天安门事件”中青年工人韩志雄与那个青年团体的长篇报道是老宋、陈汉涛、孙兴盛一起撰写,孙兴盛具体负责的。“天安门诗抄”则是二外的“童怀周”编选的。“童怀周”是一个群体,是“同怀周”,那时怀周让许多人热泪盈眶。我到文艺部时这一期已经进入发稿,韩志雄与王雷都到编辑部来看过稿子,但贺延光没见到,所以,认识贺延光就是八十年代后的事了。

复刊的这一期《中国青年》就因为这两部分内容而荣获了一个光荣的停刊事件。从历史进程说,文革后的第一个突破就必须是“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必须坚决拥护;凡是毛泽东的指示,都必须遵循,这是当时华国锋坚守的阵地。如以这“两个凡是”为标准,邓小平就不能复出。其实,当时邓小平已经复出了,但并未形成政治实力。而胡耀邦急切要做的是对一大批老干部平反,就是为形成强大的组织力量,紧接着,再在道路决策上要为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开路,这也必须解决“两个凡是”的问题,所以,思想理论问题背后,是政治布局。

“破除现代迷信”是建立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上的。其实,《光明日报》5月份就已经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打破禁区、打破精神枷锁的问题,那篇文章其实也是胡耀邦审定的。李洪林的《科学和迷信》是在此基础上更突出了突破禁区的急迫性。而“天安门事件”虽然表面是悼念周恩来,背后也是邓小平。1978年9月,吴德还未被免职,他还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所以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正式平反是1978年的11月了。所以说,《中国青年》复刊号的这两组文章对当时的政治态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它的背后支持者就是胡耀邦,是他推动了当时整个的思想解放。《中国青年》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与胡耀邦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应该说,《中国青年》复刊本身就是胡耀邦的一颗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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