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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佩斯:携话剧《雷人晚餐》归来

2013-09-24 11:15 作者:麦小麦来源:时代周报
陈佩斯在网上被许多人想念,如今他带着话剧《雷人晚餐》前来与观众见面,万众所归。
他吃了一碗面,我们笑了27年;他演了个匪兵乙,我们一提匪兵就想起他;他敢和国家电视台叫板,不怕被任何人封杀;他扮丑,他演戏,他种树,做一切自己愿意做的事,或是不得不做的事。无论他做什么,都有很多人支持他。他叫陈小二,他叫陈佩斯。
特约记者麦小麦发自广州
陈佩斯来广州,不少人嘱我问这问那。这个名字太久远,太熟悉,嵌入每个成年中国人的生命里,伴随人们长大成人。说起他,每个人脑海里就会浮现那张充满喜感的脸,他以自己的形象镌刻了许多仅属于中国人的关键词,比如“春节联欢晚会”,比如“小品”,比如“封杀”,比如“文艺个体户”。
他晚到三分钟,一个人走进屋子,条纹T-shirt、棉布裤子,还有一双黑面千层厚底老布鞋,像直接从二十年前的电影里走出来。
他解释:“一下飞机就赶紧排练,然后赶到这里,还是晚了点。”很自然地坐下,拧开随身带的塑料水杯喝口水,开始聊天。他最喜欢说自己的舞台和戏,关于第二天的《雷人晚餐》演出、艰难的改编和磨合过程、喜剧艺术的摸索……每个问题他张嘴就答,反应很快,语速很快。
开始还顾虑他会不会不愿提及十几年前被央视封杀的事件—1999年初,陈佩斯发现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擅自出版并发行了他和朱时茂创作表演的《吃面条》、《拍电影》等八个小品的VCD光盘,寻求解决办法未果只好诉诸法律,陈佩斯拿到了16万余元的侵权赔偿金。此事经过一系列媒体报道引发“央视封杀风波”,直接导致原被告双方矛盾激化,各个电视台和演出单位不敢再追捧他,他也从春晚舞台上彻底消失。谁知他毫不介意,有问必答,与之前媒体报道的情景大有出入。
说到搞笑处他会仰天哈哈大笑,很酣畅,那么多年来的无奈,或是我们以为的不值与不平,在他平静的脸上基本不见端倪。
同一个剧换着角色演
时代周报:到广州不习惯吧?
陈佩斯:不习惯。热倒不怕,就怕一热一冷,进出空调房,气温不断地变化,立刻机体就反应了,喉咙就很紧,喉咙一紧声带就不舒服,怕到台上影响演出。
时代周报:平时都不开空调?
陈佩斯:在北京这几年我都很少开空调。排练我都把空调关了,为什么呢?就是怕一冷一热,影响演出,我们都把空调关了,一直坚持到演出完了,回家也尽量不用空调,现在养成习惯了。
时代周报:能否介绍一下这次的《雷人晚餐》?
陈佩斯:是一个法国经典作品改编的,我们前后连修改带排练用了一年时间,因为是一个外国作品,我们期望它能够尽量本土化,尽量拉近和观众的距离,尽量抹平外国人文的东西,让中国人能适应、接受。最初在北京演出本来真是很有点忐忑的,但是演出效果还是很好。
时代周报:这次你在戏中的角色是笨蛋,以前有个版本你演的是出版商?是不是因为看起来不够精英,所以换个角色?
陈佩斯:对,我原来演出版商,演精英分子。这次演笨蛋了。上一轮演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耳目一新,觉得你就该演成功人士了,真的是这样。演笨蛋就好像不用动脑子似的,天生的喜剧演员。这些年做到现在,舞台上的自我控制能力在增强。所以要换着角色来演一演,很有趣。
时代周报:你的戏来广州演出不多,是因为语言的问题吗?
陈佩斯:不是语言的原因,我觉得还是演出中介的问题,推销的问题。文化推销实际上是一个商业行为,就像卖水果一样,你怎么卖这箱苹果,怎么推销出去,怎么卖得好价钱,它是一门学问。因为我们过去都是在体制内生活,文艺是被牢牢禁锢在金丝笼里的鸟,市场的风浪都没有经历过,我们跟市场是脱节的。我们现在缺文化中介,特别缺这种商人,能推广文化产品的商人。没有这方面的教育,没有教材,想把外国的案例和教材拿到中国来也拿不来,因为环境不一样。你拿外国的教材来,你说你代理这么一个演出,你需要通过哪些手续来做,你到中国来一定做不成,你不知道上哪申报去,外国人哪知道要到文化局备案啊!
智慧越高,笑点越低
时代周报:你涉足的几种喜剧艺术形式,最喜欢哪一种?
陈佩斯:还是舞台剧好玩。人与人关系更亲近,人与人要直接面对,远了根本不可能排练的,大家要共同站在一个台上,很需要默契的,增加了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时代周报:每演完一次舞台剧的感觉会怎样?
陈佩斯:松一口气。因为它就像运动员去竞赛一样,每一次都是一场竞赛,这场比赛打完了就很轻松,然后你要总结台上有什么问题,发生了什么,怎么改进,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总结。
时代周报:有没有在台上忘词的时候?
陈佩斯:有。编,要编得让观众看不出来,让对手接得下去,这就是默契。以前是我经常接人家的,人家“爆肚”我来接。现在我也经常忘词了。没办法,年纪大了。
时代周报: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一个角色是你最喜欢的?
陈佩斯:我特别喜欢《狗娃与黑妞》里面的狗娃,在创作的时候特享受,特喜欢享受创作的过程和表演的感觉。
时代周报:演了这么多年喜剧,一直面对观众,你觉得观众有什么变化吗?
陈佩斯:我觉得观众越来越容易被逗乐了,笑点变低了,不是说低俗的那个“低”,就是对幽默的感应增加了。为什么呢?人的智慧被开发了,变聪明了,笑点就低了,一个人智慧量要是低,他就不爱笑,很难被逗笑。一个越是开放包容的城市,笑点也越低,是一个道理。
时代周报:可是现在好的喜剧并不多。
陈佩斯:那是现在喜剧艺人能力不够。没有发掘,没有发现,这是其一。其二是不得要领,没有方法,所以只好去学人家,他有什么桥段,我就去模仿,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比较严重,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光是艺人本事的问题,是我们艺术教育本身的问题,我们艺术教育里头没有喜剧教育这个科目,一切要从头来。
时代周报:有没有想过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努力,贡献一些自己的经验?
陈佩斯:有,我前几年受上海戏剧学院的邀请去讲过几次课,把我的一些经验告诉他们,他们说,如果你认为你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能不能实践一下?就找了一个05届导演班,把我的戏拿给他们演,上大戏,用我的方法演我的戏,看看观众乐不乐。结果一个班分成四组,四组人一起上,第一天上A、B角,上半场前两幕是A,后两幕是B,第二天换C、D角。这样演下来都笑,而且不是学院内部玩,是对外售票的。很成功。
时代周报:我觉得喜剧好有压力,万一在我们设置的笑点上面没有人笑,那怎么办?
陈佩斯:那就修改,想为什么,问自己,不能问别人,问自己到底为什么,问完了,修改好再试,还不笑再试。
时代周报:但会不会一个东西一直试,到最后自己都没有感觉了?
陈佩斯:先放一放,放一年、两年、三年都可以。像当年的《王爷邮差》从1991年就开始弄,1991年给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被刷掉了,大家觉得不好,说不上哪不好,反正大家都觉得不好,那我们俩就走了。一直又等了很长时间,7年以后才拿出来,改成另外一个东西,完全不同了。
“我有广告收入的”
时代周报:说到中央电视台,我们想到当年你与央视对簿公堂那件事,对你的人生影响很大,如果当年没有被央视封杀,后来会不会更顺利一些?
陈佩斯:那就肯定不顺利了。你面对的好像是爬一座永远不到头的山,每天去爬的话,你会感觉到很疲惫、很失败,天天老有挫败感,没有成就感。因为你是个人对一个体制,你永远是挫败的,你永远不可能获得舒畅的享受。
时代周报:一个小品上春晚到底有多难?
陈佩斯:刚开始那些年比较好,不是说我有个节目为了上春晚怎样怎样,而是为了在这个舞台上把自己最好的作品展示出来,大家都在一起切磋,甚至台长、副台长都在一起切磋,题材行还是不行,哪里好哪里不好,畅所欲言地谈,大家想办法帮着你完善这个节目。后来就不行了,你在台上演,底下一排审查的人用挑剔的目光看,这受不了。喜剧节目尤其怕,它不能检验你喜剧的可能性,它没有一个正常的环境,因为审查的人代表不了真正的观众。但正是这些审查者决定你这个作品成还是不成,所以当时我其实是有点做不下去了。那个官司是老天爷给我的一个台阶,正好不想做了。
时代周报:后来转做舞台剧,却也成功了。
陈佩斯:这也算我运气好,走到点上了。一个是电视普及的时候,一个是话剧最低迷的时候,我入场了。好像股票似的,你买的时候正好是往上涨的时候,你就买对了嘛。所谓不顺就是你刚买它就跌了。有一个运气的问题,我运气算比较好的。
时代周报:那你有没有人生低谷?
陈佩斯:肯定有,但不像外人说的那么惨,我一直过得挺好的。可能欲望也没有那么强,没有非得到不可,得不到就特别痛苦那种感觉。
时代周报:百度贴吧上,第一个置顶的帖就是支持陈佩斯重回中央电视台的请签到,有三万多名粉丝来签名,恳请你回到中央电视台。还有一种声音是说如果你没有从春晚撤下去,也许就没有今天的赵本山了。
陈佩斯:这个不能这么说,因为在我离开之前,人家已经出来了,这个不存在谁离开谁进去,其实这个地球离开谁都转,真的是这样。
时代周报:如果现在春晚邀请你,你会去吗?
陈佩斯:没时间去。过去为了十几分钟的东西,要拿出半年的时间,反复磨,反复被审查,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年年如是。一下十几年,等于一个人最好的时间都给了它,最后你会发现是个很不幸的结局,所以我不愿意到那一天。老天爷给我一个台阶下去了,我真的很感谢苍天。
时代周报: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陈佩斯:我没困难过。
时代周报:当时所有体制内的电视台都不请你演出了,你的公司也遇到了一些困境,然后不得不去种树,是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陈佩斯:那个是瞎编的,根据好多资料组合起来的。其实我们种树是承包荒山,当时北京有一个政策鼓励承包荒山,说名人带个头,当时跟市领导关系比较好,他说让我带个头,我就去了。
时代周报:其实是一个很开心的选择。看来很多事情一定要面对面交流才知道真相。
陈佩斯:对呀。正好当时我接的一个广告跟我续约,一续约就把钱拿去换了那片山,不用种。那片山看起来光秃秃的,后来才发现根本不是,只要没有人去破坏它,你保护好了,它一定会长起来的。土地之德,厚德载物,原来不懂,其实土地真是这样的。
时代周报:种树不苦?
陈佩斯:不苦,又不是要我们亲自去种,请人的嘛。偶尔自己也去,那是锻炼。
时代周报:那后来种树赚了钱开始做话剧吗?
陈佩斯:哪用得着那个钱?种树是赚了点,可哪用得着那个,也不够啊,我有广告收入的。
尽量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时代周报:还有一件事想当面核实一下,是关于你的光头,有说是为了打架受伤后缝针方便,有说本来就不长头发,真相是什么?
陈佩斯:从《二子开店》开始的,之前还是有头发的,后面就光头了。真相是形象设计的需要,为营造一个喜剧形象。我这个容貌说实在喜剧有点够不上,正剧又不够格,夹在中间特别难看,后来我就想出这么一招。当时挺大胆的,因为那时候留光头的人很少,一般光头都是牢里放出来的。
时代周报:微博上征集关于你的140字,我写了一段:“他吃了一碗面,让我们笑了27年;他演了个匪兵乙,我们一提起匪兵就想起他;他敢和国家电视台叫板,他不怕被任何人封杀;他演戏,他扮丑,他种树,他做一切自己愿意做的事或者不得不去做的事,无论他做什么,都有很多很多人支持他。他叫陈小二,他叫陈佩斯,他是一位喜剧演员,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陈佩斯:人人都有自己对一个事物的判断,起码这是你的一个表述。我自己觉得吧,这就是一个人,也许自己觉得挺了不得的,别人可能说得很了不得,其实都不是。所谓“堂堂正正”都是理想化的东西,其实每个人都有猥琐的东西,包括欲望、行为都会有,有时候生活中也有很多不得已的事情,你还必须得去做,甚至要去跟着人一块儿点头,随风迎合一下。总的来说我真的算是一个平常的人。
时代周报:你谦虚了。
陈佩斯:你又没有什么靠山、后台,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也是艺人的老父亲,老得不能动了。两代艺人而已,真的在这个社会上全要靠自己去打拼,上养老下养小,有些事情你必须得变通一下,所以堂堂正正也是我心里的一个理想。尽量,尽量去往这个方向上靠,因为有理想嘛。

他吃了一碗面,我们笑了27年;他演了个匪兵乙,我们一提匪兵就想起他;他敢和国家电视台叫板,不怕被任何人封杀;他扮丑,他演戏,他种树,做一切自己愿意做的事,或是不得不做的事。无论他做什么,都有很多人支持他。他叫陈小二,他叫陈佩斯。

陈佩斯在网上被许多人想念,如今他带着话剧《雷人晚餐》前来与观众见面,万众所归。

陈佩斯来广州,不少人嘱我问这问那。这个名字太久远,太熟悉,嵌入每个成年中国人的生命里,伴随人们长大成人。说起他,每个人脑海里就会浮现那张充满喜感的脸,他以自己的形象镌刻了许多仅属于中国人的关键词,比如“春节联欢晚会”,比如“小品”,比如“封杀”,比如“文艺个体户”。

他晚到三分钟,一个人走进屋子,条纹T-shirt、棉布裤子,还有一双黑面千层厚底老布鞋,像直接从二十年前的电影里走出来。

他解释:“一下飞机就赶紧排练,然后赶到这里,还是晚了点。”很自然地坐下,拧开随身带的塑料水杯喝口水,开始聊天。他最喜欢说自己的舞台和戏,关于第二天的《雷人晚餐》演出、艰难的改编和磨合过程、喜剧艺术的摸索……每个问题他张嘴就答,反应很快,语速很快。

开始还顾虑他会不会不愿提及十几年前被央视封杀的事件—1999年初,陈佩斯发现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擅自出版并发行了他和朱时茂创作表演的《吃面条》、《拍电影》等八个小品的VCD光盘,寻求解决办法未果只好诉诸法律,陈佩斯拿到了16万余元的侵权赔偿金。此事经过一系列媒体报道引发“央视封杀风波”,直接导致原被告双方矛盾激化,各个电视台和演出单位不敢再追捧他,他也从春晚舞台上彻底消失。谁知他毫不介意,有问必答,与之前媒体报道的情景大有出入。

说到搞笑处他会仰天哈哈大笑,很酣畅,那么多年来的无奈,或是我们以为的不值与不平,在他平静的脸上基本不见端倪。

同一个剧换着角色演

时代周报:到广州不习惯吧?

陈佩斯:不习惯。热倒不怕,就怕一热一冷,进出空调房,气温不断地变化,立刻机体就反应了,喉咙就很紧,喉咙一紧声带就不舒服,怕到台上影响演出。

时代周报:平时都不开空调?

陈佩斯:在北京这几年我都很少开空调。排练我都把空调关了,为什么呢?就是怕一冷一热,影响演出,我们都把空调关了,一直坚持到演出完了,回家也尽量不用空调,现在养成习惯了。

时代周报:能否介绍一下这次的《雷人晚餐》?

陈佩斯:是一个法国经典作品改编的,我们前后连修改带排练用了一年时间,因为是一个外国作品,我们期望它能够尽量本土化,尽量拉近和观众的距离,尽量抹平外国人文的东西,让中国人能适应、接受。最初在北京演出本来真是很有点忐忑的,但是演出效果还是很好。
时代周报:这次你在戏中的角色是笨蛋,以前有个版本你演的是出版商?是不是因为看起来不够精英,所以换个角色?

陈佩斯:对,我原来演出版商,演精英分子。这次演笨蛋了。上一轮演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耳目一新,觉得你就该演成功人士了,真的是这样。演笨蛋就好像不用动脑子似的,天生的喜剧演员。这些年做到现在,舞台上的自我控制能力在增强。所以要换着角色来演一演,很有趣。

时代周报:你的戏来广州演出不多,是因为语言的问题吗?

陈佩斯:不是语言的原因,我觉得还是演出中介的问题,推销的问题。文化推销实际上是一个商业行为,就像卖水果一样,你怎么卖这箱苹果,怎么推销出去,怎么卖得好价钱,它是一门学问。因为我们过去都是在体制内生活,文艺是被牢牢禁锢在金丝笼里的鸟,市场的风浪都没有经历过,我们跟市场是脱节的。我们现在缺文化中介,特别缺这种商人,能推广文化产品的商人。没有这方面的教育,没有教材,想把外国的案例和教材拿到中国来也拿不来,因为环境不一样。你拿外国的教材来,你说你代理这么一个演出,你需要通过哪些手续来做,你到中国来一定做不成,你不知道上哪申报去,外国人哪知道要到文化局备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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