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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5)

2013-09-18 17:55 作者:朱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1978年是思想开放的开端,当时在大家意识中,似乎都有一种要冲决一切禁区的欲望。

1978年的《人民文学》还发表了一篇当时影响较大的短篇小说是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这篇小说的发表曾有过坎坷——它被主管的责任编辑退稿,王亚平通过关系另走渠道,送给另一个编辑,还遭退稿,最后通过著名翻译家冯至先生推荐给了当时的常务副主编刘剑青。刘剑青是个评论家,从《文艺报》到的《人民文学》,当时《人民文学》是他主管日常工作。他是京郊人,高高的个子,身体不好,常咳嗽有痰,记忆中他一直是领扣扣得紧紧的,穿着一身蓝衣服,脸上总是质朴的厚道。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其实描写的是一个老干部顶住压力要为知识分子平反的故事,王亚平其实是沈阳军区一个年轻的创作员,穿一身有些肥大的军服。领扣也是扣得紧紧的。这其实不是他自己的生活体验。这篇小说在当时遇到的发表困难,主要是因超前提出了知识分子急需平反的问题,并涉及了文革中公检法的现状。它在当时提出的社会问题具备了一定的尖锐性,这样的作品能在当时的《人民文学》发表,涂光群的推动是功不可灭的。

这篇小说,后来被归纳为“伤痕文学”的早期代表性作品之一。所谓“伤痕文学”,公认以刘心武1977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班主任》为开端,刘心武因为当过十多年的语文老师,对文革时期文化荒漠对学生们的精神带来伤害的感受是真切的,他准确描绘出了谢惠敏与薛宝琦这两个形象,“救救孩子”的口号因此能引起全国普及的共鸣,《人民文学》也因它而进入了文革后的新时期。而197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发表当时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卢新华的《伤痕》,描写的是一位在上山下乡中与母亲决裂,仍背负沉重出身负担的女知青,在粉碎四人帮后得知了母亲被政治迫害的真相,母女团聚却已生死相隔。这篇虽然人为戏剧化凿痕明显的作品,在当时获得了太多在文革中有太多相同经历人的眼泪,因为文革蒙冤、亲人分离的现象太普遍了,所以,它开始了一个控诉的时代。它的发表,推动了一连串以血泪控诉的作品的诞生。应该说,《班主任》与《伤痕》,分别引导了“伤痕文学”的两个方向。而《文汇报》当时能推出《伤痕》这样的作品,应该说与梅朵先生分不开,他当时主管文艺副刊,后来又创办了《文汇月刊》。

1978年是思想开放的开端,当时在大家意识中,似乎都有一种要冲决一切禁区的欲望。要冲决一切禁区,邓小平似乎也给了大家一种希望,而现实中能发表的可能性又有限,处处都有障碍,于是“地下刊物”就开始诞生。许多人真以为,“北京之春”真正到了。

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发表的时候,我已经从《人民文学》到《中国青年》杂志了。当时我的知青同伴们都已返城,我想留在北京,不想回上海,而刘剑青非常诚恳地与我谈了一次话,在肯定了我的工作能力后,他对我说,《人民文学》没有能力解决我的进京户口问题,希望我在解决户口之后,可以“再回《人民文学》”。在这种情况下,王扶推荐我去正在筹备复刊的《中国青年》。她原来在少儿社工作,与《中国青年》熟。“他们那儿正要人,他们有办法能解决你的户口”,她对我说。于是,初秋雨后一个清爽的下午,我就到了北三里屯南三十楼,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社。当时我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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