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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实用主义者的想象与激情

2013-09-12 10:20 作者:蒲实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我曾提出金砖国家应有一项共同的议程表,其中包括对社会平等做出回应的经济增长方案和跨过唯一国际货币美元的货币构想,以改变美国货币政策主导世界经济的秩序。”“事情一直在进展,一些具体步骤逐渐变成了共同接受的原则和话语,这样,世界上就有了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强大的替代性道路。”

2008年11月18日,罗伯托·昂格尔在巴西总统府就国防战略计划发表演讲

今年4月的一个周末,我去哈佛法学院昂格尔的办公室拜见他。他倚在宽敞的办公室深处那张靠椅上,我隔着大办公桌落座,这距离构成了剧场感,使得留在我记忆里的交谈更像一场演说。他的办公桌上陈列着巴西运来的奇石,水晶石、铁矿石、古化石、玛瑙石等,一大桌,他说,这是他怀念故乡的方式。

昂格尔名声大噪于美国。28岁时,他以《知识与政治》和《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两部大作获得哈佛终身教职。法学史上,其旷世奇才常被与荷兰的格劳秀斯、德国的萨维尼和意大利的贝卡利亚相提并论。他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批判法学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这场运动深远地影响了世界。他立志为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寻求新的哲学基础,激进批判美国居于主宰地位的正统思想,《纽约时报》誉他为“永不疲倦的远见卓识者”,佩里·安德森则赞他为“第三世界走出的哲学天才,第一世界的福音传播者和预言家”。他曾指教许多美国与全球精英,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奥巴马曾上过他的“法理学”和“彻底改造民主”课,但2012年奥巴马连任竞选期间,他毫不留情地批评这个学生“背叛了民主党自由派的理想,未能在美国推动进步”。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我现在已很少再与他联系,我对他很失望。他任由自己的身边围绕金融界大佬的顾问,淹没在金融圈,未能像罗斯福那样,发展一条进步主义的道路,缺乏远景与洞见。”

昂格尔与美国联系如此密切,但他仍是巴西公民。他告诉我:“我如此深地介入巴西政治生活,不可能拥有双重国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的家族许多成员曾受到军政府的迫害和监禁,他作为活跃的政治活动家,组织过政党和工会,当过40年政治反对派,在卢拉总统政府内担任部长要职,是卢拉战略发展事务的亲密顾问。他对我说,在巴西政府任职时,“我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准备和组织金砖国家的首脑峰会,几年前,在很多次会面里,我曾提出金砖国家应有一项共同的议程表,其中包括对社会平等做出回应的经济增长方案和跨过唯一国际货币美元的货币构想,以改变美国货币政策主导世界经济的秩序。那时,这些建议还显得有点为时过早。当时中国代表团,包括戴秉国团长,对我的建议还非常谨慎,俄罗斯则非常感兴趣,一直是我的坚定同盟。但自那时起,事情就一直在进展,一些具体步骤也逐渐变成了共同接受的原则和话语,这样,世界上就有了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强大的替代性道路”。

在理性化、缺少人情味的时代,昂格尔以想象与激情去批判因成熟而随之堕落的西方体制,并试图超越它。他说,实用主义已不再关心如何建立重大的政治理论,沦为退守、市侩和琐碎,必须注入希望和想象,才能得到挽救。他说,不存在某种单一的或必然的社会、经济或军事发展路径,西欧积累起相对优势,源自某些社会部门无计划的、偶然的组织方式和行为。他说,我们可以缩短维持环境的活动与超越环境的活动之间的距离,使制度文化不再变得那么自然正当。他说,政治哲学需要恰当对待人的主动性、偶然性、为未来活着的特性,利用实验主义的方式来改变处境。他说,我们不能被常规化所吞噬,否则就会变得对时间消逝感麻木。“我们在每一个转折点上,都应该利用对表面世界的即刻体验,来换取某种更深远普遍的洞见。”他说,人类虽然身处某个特殊世界,却保留着反抗和超越的力量;在对抗时间和死亡的过程中,我们做出生命规划,形成各种情感纽带。他说,建设政治和建设人性是不可分割的双重目标,“给一群人带来秩序,要比给他们带来生命更加容易,政治的最大雄心不是帮助他们走向秩序,而是帮助他们赢得生命”。他说,我们唯有在抗拒所有既定结构约束的过程中,才能成其为人,这就是自我的觉醒。他说,我们的社会结构最终越来越类似于想象的活动,想象的未来,如同民主的未来一样,为我们创造某种更好的机会,使我们能重新找回自我生存的现实。他提出新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的论纲,那就是:“我们无法成为神,但我们可以变得更具神性。”

在美国与巴西之间穿梭,兼具思想家与政治家双重身份,这让他的实践行动与思想生活产生诸多矛盾,处于无处不在的悖论中:他抨击哈佛大学和美国社会政治的体制化,却又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他批判黑格尔主义式的“存在即合理”,拒绝与为现存秩序与制度合法性作注的人站在一起,但他又是拿着高额薪水、生活优越的全球主义精英;他能够无所顾忌地批判,因为他无被解雇之忧,而很多人没有他这样幸运;他的巴西国籍,成为他的庇护所,使他可以遁出美国政治,其哲学与理论在美国成为纯粹的学术思想;而他在巴西的政治实践,主要在国家工程的提案层面,未进入官僚体系的运转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他的儿女都加入了美国国籍,分别在读哈佛金融与耶鲁法律,准备好成为制度内的精英。我问昂格尔,他给卢拉最有价值的建议是什么?他回答说:“我只有建议的实权。我一直在与政府作斗争。我本需要调动国家的民众激情来实现我的方案,但我的职务是战略部部长,我又不能这样做”;“还是在政府之外,更能表达自己”。也许正如他所告诉我的:“黑格尔很早之前就观察到,布尔乔亚式生活最后的唯一悲剧,是不可能把践行的生活与思想的生活统一在一起。”这种精神分裂症似的脱节,是现代社会难以弥合的裂痕,也正是他试图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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