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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盛密码——大秦帝国背后的四张面孔(上)

2013-09-09 10:43 作者:朱步冲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3年第36期
从今天的视角看,商鞅变法之根本目的,就是为将秦国彻底变成一个对全体人口实行有效控制的中央科层式集权国家,进而最大限度从社会汲取人力与物质资源,进行有效率的对外扩张战争。

“君如青山,我如松柏,此生相扶,永不相负。”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剧照——秦孝公与商鞅联手,在秦国实行了深彻的变法

强盛密码——大秦帝国背后的四张面孔
主笔朱步冲
商鞅:“作法自毙”的帝国奠基人
前362年,夏日炎炎,在通往秦都栎阳的驿道上,从西面走来了一个年近而立、精力充沛、箱笼中满是书经文牍的中年男子。就在前不久,操劳成疾的秦国国君献公因病溘然长逝,即位的是年仅21岁的太子渠梁,是为秦孝公。孝公继位后,秦国形势依旧岌岌可危。虽然,秦军在少梁再次击败魏军,俘虏魏国大将公孙痤,收回繁庞,但秦弱魏强的大格局基本未变,一旦魏军西出长城,冲破秦军的洛水防线,就能直逼泾渭地区,不仅新都栎阳难保,旧都雍城也难保。于是,孝公在登基伊始,即发布“求贤令”:明确提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明确提出了招徕人才的首要标准是身怀富国强兵之策,而非门第显贵或德性纯笃与否。一时间,各国士人纷纷西迁,从函谷入秦,期待在这个陌生而充满机会的新兴大国中一展雄才。
这名行色匆匆的中年男子,就是少梁之战中被俘的魏相公孙痤府上的中庶子卫鞅。孝公继位同年,为秦所俘的公叔痤归魏后病死,病重时向魏惠王推荐卫鞅,说其才大志高,可任国相之重任。但又警告魏惠王说,如其不用,则必须诛杀,以免其为他国所用,成为心腹大患。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语无伦次,于是皆不采纳。卫鞅预计在魏难酬壮志,遂离魏入秦,日后遂以商鞅之名见诸史册。
当商鞅来到秦国都城栎阳时,为了能尽快面见孝公,遂投在其宠臣景监处,暂时充当门客。
商鞅自幼好刑名之学,又仕宦在魏,受李悝、吴起的遗教甚多,决心将三晋之变法措施推行于秦,这已是他心中定见。然而刚上台的孝公到底胸中志向如何,他却没有底。《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入秦之初,四次谒见秦孝公,分别以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术为游说主题。结果孝公对标榜道德仁政的“帝道”都无兴趣,“时时睡,弗听”,讲到王道也兴味阑珊,直到商鞅奉上以短期称霸为目的的“霸道”时,才兴味盎然。而当商鞅最终谈及富国强兵之术时,孝公更是大喜,于席上跪坐对谈之时,不时向商鞅的座位前趋,畅谈数日仍不知足。这深刻说明,法家之术重在解决现实的政治矛盾,是现实政治迫切需要的,即在短时间内富国强兵。而儒家的帝王之道却要以德来安近怀远,此固非一日之功,况且在诸侯力征的战争年代也断难实现。
从今天的视角看,商鞅变法之根本目的,就是为将秦国彻底变成一个对全体人口实行有效控制的中央科层式集权国家,进而最大限度从社会汲取人力与物质资源,进行有效率的对外扩张战争。
然而,尽管有来自秦孝公“自上而下”的支持,但当时秦国世族的保守势力依旧强大,出于“恐天下议己”从而引发政治风波,动摇自身王位的原因,孝公亲自安排了一场御前会议,核心即让商鞅与守旧派代表、世族老臣上大夫甘龙及左司空杜挚等进行一场针锋相对的当堂辩论。对于甘杜两人“无百倍好处不可变法,无十倍功效不变更祖宗器物典制”、“圣人与智者只能因循守旧进行统治教化”的观点,商鞅犀利地提出,此仅是“世俗之言”——治理国家并无一成不变之法,前代之礼法各不相同,商汤、周武王并未恪守成规,才兴旺发达,夺取天下。他鼓励孝公当机立断,“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最终,孝公被商鞅的雄辩与热情打动,于六年(前356年)拜商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6年后,迁都咸阳,标志着强盛崛起的秦王朝向东扩展的决心,这里地处渭河台地,具备丰厚的黄土,耕种简易,且利于漕运。由渭河北岸古道,可以东出临晋关,渡河可东至蒲坂,直取夙敌魏的腹地,由渭南古道,则可以东出崤山、函谷关,与中原诸侯争雄。
商鞅前后两次变法,核心内容即按照源于三晋的法家政治理念与变法经验,增强秦国的“耕战”之力。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商君考》中明确指出,编民为伍,彼此连坐之法,出自李悝《法经》;罢黜守旧勋贵出京,整饬军备,沿自吴起;甚至变法之初,立木封金于都城南门,也是模仿吴起“南门偾表”。首先“废井田,开阡陌”,改百步之田亩度量为240步,着重开辟与分配耕地,鼓励垦荒,所以“开阡陌”的最终目的不仅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统一缴税,终极目的也是将土地度量与户籍徭役兵役管理“绑定”在一起。根据商鞅所撰《垦草令》,秦王还采纳了其建议,招徕三晋之人,给予田宅和国人身份待遇,一则削弱了三晋帝国的人力资源和相应的农业生产和军事动员能力,也使相当部分秦国男性青壮年可投军入伍,增强秦军的战斗力。
商鞅变法之另一核心举措,在于在秦国全境推行县制,以往秦、三晋与楚设县,多为边境偏僻地区,军事边防作用为先。商鞅变法后,将秦国全境统一划分为41县,最高行政长官为县令,秩级从600石至1000石不等,职责相当庞杂琐屑,包括管理农业生产、管理粮仓、管理公府金钱、兴发徭役兵役、铸造兵器等。县令之下有县丞和县尉,合称为长吏,是县令的佐官,分别负责辅助管理政务,以及县内军事之职。县令与长吏之下,有厩啬夫、皂啬夫等职责明确的胥吏。县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国家可以强力控制编户齐民,予取予求,赋税、兵役、徭役悉出于编户。
户籍编制和授田之法的最终目的,在于驱民为战,对外扩张,而商鞅变法中实行的军功爵制,则是军事组织动员的强心针。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简中,亦有《军爵律》两条,分别规定了军功赏赐的具体政策,战场得敌人首级一,就能赏爵一级,为五十石之官;斩两首者爵二级,为百石之官……可谓简单直接,通晓民心。军功爵制的推行,也有力促进了秦王国的社会转型,使得周代贵族赖以维系统治的“礼乐”教养更加失去了意义。发达的军事组织与官僚制度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和与互相促进性,使得万民在一条统一的起跑线上接受自上而下的统一指挥,协调行动。
随着变法各项措施雷厉风行地推行,秦国的国力迅速增强,东进拓疆,建立霸权成为孝公和商鞅关注的核心问题。东进,就必须彻底摧毁秦的宿敌魏国,也许在商鞅内心深处,他一直没有忘记魏惠王对他的冷落与忽视,而让魏国付出霸权旁落、疆域缩减、军力被毁的代价,则是最好的复仇。他游说秦王说:“秦与之魏,譬如人之有腹心患,非魏并秦,秦即并魏。”公元前354年,趁着魏赵大战邯郸之际,秦军东进,元里一站大获全胜,斩首7000,夺取了少梁,这是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外战大胜。两年后,商鞅晋升大良造,再次趁着魏国争霸中原,无暇西顾之势,率大军穿越河西,夺取了魏国的旧都安邑,并进而攻陷魏国防秦重镇固阳。
曾经轻视商鞅的魏惠王,终于尝到了悔之莫及的滋味。公元前344年,他派出使节前往宋卫邹鲁等国之间,试图建立联盟,集各国之力联盟伐秦。然而,这次表面上声势浩大的反秦联盟,却被洞悉魏惠王心理的商鞅轻松破解。他告诉孝公:独立抗击联军是下策;请齐楚等与魏国有隙的东方大国发兵来救,是中策;上策则是先以利害分歧破魏组织的反秦联盟,再设法令齐楚等国自行伐魏,这样秦国不仅自身无损,还可以再次趁魏国交困之际出兵收复河西之地。魏惠王居然在亲身涉险的商鞅游说下,吃下了秦国支持自己称帝这枚空心汤圆,计划联合燕国伐齐楚,兴冲冲地“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斿,从七星之旟”,闭门过起了皇帝瘾,结果引发东方六国众怒,先是在桂陵之战中败给齐军,丧师10万,又被商鞅率秦军趁火打劫,大将公子卬被俘,失去了河西之地。
凯旋而回的商鞅,达到了其事业与威望的顶峰,秦孝公亲去东郊迎接凯旋之师,同时兑现了自己“有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诺言,将商鞅“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然而,正在商鞅达到自己政治生涯与理想抱负巅峰之时,灭顶之灾也悄然降临。一位名叫赵良的官员曾拜访商鞅,当商鞅洋洋自得地让他比较自己与曾经的穆公贤相百里奚哪个功劳大时,赵良说,百里奚出任秦相,劳累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打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的车辆,不带武装防卫。而商鞅却在封地南面称君,天天用新法来逼迫秦国的贵族子弟,用刑罚惩处反对变法的太子师傅。一旦出巡,则前呼后拥,车马众多,卫士们弓上弦,刀出鞘,实在不是长久之计。赵良进而说,商鞅的权势表面上炙手可热,实则除了秦孝公的支持外别无依托,如同日光下的朝露。他进而劝告商鞅其将十五邑封地交还秦国,到偏僻荒远的地方浇园自耕以自保。对赵良的建议,商鞅自然嗤之以鼻——5个月后,公元前338年,45岁的秦孝公骤然去世,新君太子驷刚继位,嗅到了政治风险改变的朝廷诸臣马上就将矛头指向了孤立的商鞅,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清洗立刻拉开了序幕。
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君秦惠文王绝对不会允许卧榻之旁还有商鞅这样位高权重且有宿怨的前朝旧臣,曾因反对变法而受到文身等肉刑的太子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立刻劝告昔日的学生不要养虎遗患,于是商鞅被收缴了相印与兵权,逐回封地。不仅如此,惠文王又借口商鞅离行之仪礼形制太过奢靡,有越制非礼之罪,索性宣布其为罪臣叛党。穷途末路的商鞅在奔魏未果的情况下,只得暗自逃回封地起兵,作孤注一掷的抵抗。最终被惠文王所派大军击败,被执于郑国境内的渑池,惨遭车裂处死。
商鞅虽死,但其变法却已在秦国牢牢生根,所谓“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秦国已经如同一列呼啸的列车,完全在他设计的旨在富国强兵的法家政治轨道上隆隆前行。商鞅以后,各国客卿依旧源源不断涌入秦境,出自三晋或与三晋之学有渊源者众多。在其他秦代“四世而霸胜”前来助力的主要客卿中,韩非是韩国贵族,尉缭来自魏国,黄留珠在《秦客卿制度简论》中做过统计。在秦惠文王、秦悼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王嬴政六位国君统治期间,“先后担任秦国相国要职的共有22人,其中18人是受人推荐的客卿,张仪、公孙衍、范雎、李斯……秦国遂成为战国时代外籍布衣将相最为密集的国家,也就此奠定了自己统一六国、合并天下的基础”。
张仪:三寸之舌动天下
公元前337年,对于张仪来说,是个充满不得志与屈辱的时光。这位战国隐世奇才鬼谷子的高足,魏国公室之后,由于家道中落,正屈就在楚国首都郢,充当楚国令尹昭阳君门下一名下等门客。不甘于终日饱食君禄的张仪,屡屡试图献计进言,但一概如石沉大海。更令其愤恨难名的是,在一次宴会上,昭阳君在酒性之余,拿出楚王赏赐的珍贵玉璧传视四座,纷乱狼藉间,玉璧竟无故在席间遗失,“贫而无行”的张仪,莫名其妙地被疑为嫌犯,忍受了令尹手下惨无人道的拷问刑求,“掠笞数百”。嘴硬顽固的张仪当时并没有被屈打成招,当他拖着遍体鳞伤的残躯回到家中,听到妻子不禁埋怨说,若是他不走求学游说之路,哪里来如此飞来横祸时,奄奄一息的他却豪兴大发,声称只要自己的三寸之舌尚在,就有逢雨化龙、意气风发的一天。
纵横游说之士,欲想实施胸中的锦绣韬略,权谋机变,必须首先得到一国君王的青睐,才能出将封相,执掌大权。与张仪同为鬼谷子门下高足的苏秦,此时已经担任赵国之相,力使东方六国实现“合纵”,联手抗秦。是年(公元前330年)秦国大良造公孙衍(号犀首)新破魏军于雒阳,生擒魏将龙贾,《史记·张仪列传》中记取了一段叙事生动、曲折跌宕的故事:苏秦急于派人游说秦惠王,使其兵锋暂缓对准发起合纵的赵国,遂相中了郁郁不得志的同门师兄弟张仪。但又恐张仪至赵后贪恋相府中的优裕,所以苦心孤诣,等待张仪前来相见后不叙同学之谊,分尊卑而坐,飨其粗茶淡饭,并不时出语讥刺,迫使张仪一怒之下西去入秦。
虽然这一段描述引人入胜,但其事很可能有误。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证明,苏秦活跃之年代,较之张仪要晚许多。而根据《吕氏春秋·报更》篇中的记载,资助张仪入秦的是诸侯小国,周天子直属王畿附庸“东周国”的国君昭文君,这位小国诸侯虽封土狭促,籍籍无名,但慧眼识人,直言“寡人之国小,不足以留客”。他慷慨地赠送张仪千金之资,劝其西入争霸天下的秦国寻求功名发展。
入秦后,张仪的“以连横之策破六国合纵”的外交大战略受到了秦惠文王的欣赏,遂拜张仪为客卿。云梦秦简《秦法律令》对于客卿功绩之考核,有如下记载:“故客卿相,论盈,就正卿。”即客卿由监察官吏考核其功过,一旦稽考评议达到水准,可当正卿。在秦20级军功爵制等级中,第10级左庶长以上,至第18级大庶长,都为“卿”级别,可见秦国对于客卿之礼遇重视。张仪上任后,立即着手推行其连横外交的第一步,“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他在连横之初曾指出,“夫秦之所以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魏国是合纵的核心,楚国是合纵举足轻重的后盾。魏国既服,会在六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进而制服楚国,合纵自然会失去根基和力量,难以取得成效。
张仪的连横外交基础,即是秦国对六国一系列势不可挡的军事胜利:公元前328年,秦国公子华、张仪率军队攻陷魏国重镇蒲阳。张仪又建议秦王,将蒲阳还给魏国,并派公子繇到魏国去当人质,作为威逼利诱魏国屈服的香饵。一切妥当后,志得意满的张仪亲临大梁劝说魏王,惊慌失措的魏惠王于是割让上郡15个县与秦国,张仪回国后被任命为秦国国相。
公元前322年,张仪辞去秦国国相职务,只身入魏,担任魏国国相,魏以张仪为相,传统史家于此一律斥责魏惠王昏聩懦弱,开门揖盗。但从另一方面讲,魏国固然是看中了张仪的外交经验,但也是迫于秦的压力,而向秦做出的友好姿态,是魏国试图通过张仪而跟强秦联络的一种方式。而此时各国也经常任命出自他国的“客卿”为相,诸如苏秦佩六国相印,著名纵横家公孙衍也分别相于秦魏之间,再加上这些客卿的功能大多为外交,所以我们似乎能够推断出,这些客卿所担任的“相”类似于今天的外籍高级顾问以及驻外大使,除了外交与军事外,不能涉足其他领域的政务。
为了使魏国屈服,在魏国宫廷内埋设张仪这一枚重要棋子后,秦惠文王便派兵进攻魏国,夺取曲沃、平周。公元前318年,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五国联军联合讨伐秦国,进攻函谷关。秦国出兵迎敌,五国联军再次大败而归。张仪遂趁热打铁劝说新继位的魏襄王,声称魏国此时已经衰落为二流强国,地方不满千里,士兵不足30万,地势四下平坦,没有关隘河川之险要,为四战之地,各国虽然表面“合纵”,但私下各有算盘,魏国一旦惹怒秦国,秦国发兵,则各国也援救不及。襄王大惧,连忙宣布退出合纵联盟,并邀请张仪返回秦国替自己求和,志得意满的张仪回到咸阳,立刻重新担任了秦国的国相。
在三晋中第一大国,心腹之患魏国臣服后,张仪将连横目标转向了合纵轴心的另一中枢楚国。公元前314年,张仪到楚国后,以口头承诺的商於之地六百里作为齐楚断交的条件。贪婪而目光短浅的楚怀王听信了张仪的空头许诺,“闭关绝约”于齐。
事成后,楚王派使臣逢丑父随张仪入秦受地。张仪假装坠车受伤,三月不上朝。楚王利令智昏,以为自己与齐国断交的迹象还不够明显,居然遣使入齐境,大骂齐王。齐王愤怒之下,宣布与楚断交。此时张仪图穷匕见,干脆对逢丑父玩起了厚黑学,言及秦国之土岂能轻易让人,自己有方圆六里的俸邑,倒是愿意献给楚王。楚怀王一怒之下,和秦国绝交,派大将屈匄率师攻秦。秦国派兵迎战,公元前312年,秦楚战于丹阳(今河南丹水北),楚大败。秦俘楚将屈匄及副将等70余人,斩首8万。秦取楚汉中郡。失败的消息传到楚国,楚怀王更加恼羞成怒,派遣全国之师攻打秦国。公元前312年,秦楚又战于蓝田(今陕西蓝田县),楚军再次溃败。韩国、魏国趁楚失败的机会,出兵攻楚,至邓(今河南邓县)。楚军两面受敌,被迫仓皇撤退,割让两座城池,忍气吞声地与秦讲和。汉中落入秦之手,使秦国本土与巴蜀连成一片,不仅消除了楚国从南方来的威胁,而且使巴蜀丰富的物质资源畅通无阻地运向关中,秦国的战略优势进一步加大了。
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想用武关以外的地方换取楚国的黔中之地。恨透了将自己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楚怀王表示,只要能将张仪交出,一切悉听秦国尊便。张仪思忖万千,明白自己不过乃是一名在秦国毫无根基的客卿,此时不去,不但保不住性命,还要在朝堂上被群臣攻讧不忠不义,失去秦王的信任。于是他果断主动请求秦王应允,以自己五尺之躯,为秦国换地。果不其然,张仪一入楚国,就被打入天牢,然而他并不以自身安危为虑,原因就在魏国任相期间,早就以重金馈赠在楚国宫廷内编织了一张密集牢固的关系网,包括魏王宠臣靳尚与楚王宠姬郑袖在内。最终,在两人一内一外的劝说下,张仪不但没有被楚王押赴刑场,反而被隆重地礼送出境,
轻松脱困、志得意满的张仪并没有急忙返秦,而是假道韩国,劝说韩王与秦结盟,既虚声恐吓,又旁征博引,晓以利害:“韩国地方险恶多山,所产五谷,不是豆子而是杂麦,国家口粮积存不够两年,现在军中的士兵不过二十万,秦国却有甲兵百余万。崤山以东的人要披上盔甲才可以参战,而秦国人个个赤膊便能上阵迎敌,左手提着人头,右手夹着俘虏。秦国用孟贲、乌获那些勇士们来进攻不肯臣服的弱国,正像在鸟蛋上压下千钧重石,无一可幸免……”惊恐的韩王立刻同意了张仪的建议,决定与秦国修好。
张仪返秦后,鉴于他凭借自己远胜百万甲兵的三寸之舌,游说得六国合纵之势冰消瓦解,秦惠文王列土分茅,赐他六邑之地,以及武信君的爵位。张仪受命再次出使齐、赵、燕三国,以滔滔雄辩说得三国纷纷表示,自己愿意卷甲束兵,与秦国结盟。
然而,正当志得意满的张仪准备返回秦国复命时,传来了惠文王突然驾崩、武王即位的晴天霹雳。张仪冷静地得出判断,鉴于新王与自己素来不睦,而自己的显赫地位已遭朝中同僚长期侧目,如果再贪恋权位返秦,恐怕就要重蹈商鞅的覆辙,于是主动请求入魏。武王也落得顺水推舟,为张仪备革车三十乘,隆重送其出境。张仪出任魏国相国一年后,卒于自己的故土。与他同时代,叱咤风云的纵横游士与客卿,吴起、商鞅、庞涓、苏秦,大多在荣誉的巅峰后遭遇飞来横祸,客死他乡,他能够荣归故里,寿终正寝,实则是一种难得的福气。
虽然后人如扬雄,斥责张仪、苏秦、公孙衍等人的纵横游说为“诈术”,然而他们在乱世中独步政治舞台、纵横捭阖的事迹,却是战国历史上最闪耀的一幕。与张仪同时代的孟子弟子景春曾形容张仪之游说效力宏大,到了“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地步。更重要的是,他的连横之术,奠定了秦帝国之后半个世纪的外交策略,也成为秦帝国霸业的重要基石之一,正如李斯所说:“惠文王用张仪之计……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商鞅:“作法自毙”的帝国奠基人

前362年,夏日炎炎,在通往秦都栎阳的驿道上,从西面走来了一个年近而立、精力充沛、箱笼中满是书经文牍的中年男子。就在前不久,操劳成疾的秦国国君献公因病溘然长逝,即位的是年仅21岁的太子渠梁,是为秦孝公。孝公继位后,秦国形势依旧岌岌可危。虽然,秦军在少梁再次击败魏军,俘虏魏国大将公孙痤,收回繁庞,但秦弱魏强的大格局基本未变,一旦魏军西出长城,冲破秦军的洛水防线,就能直逼泾渭地区,不仅新都栎阳难保,旧都雍城也难保。于是,孝公在登基伊始,即发布“求贤令”:明确提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明确提出了招徕人才的首要标准是身怀富国强兵之策,而非门第显贵或德性纯笃与否。一时间,各国士人纷纷西迁,从函谷入秦,期待在这个陌生而充满机会的新兴大国中一展雄才。

这名行色匆匆的中年男子,就是少梁之战中被俘的魏相公孙痤府上的中庶子卫鞅。孝公继位同年,为秦所俘的公叔痤归魏后病死,病重时向魏惠王推荐卫鞅,说其才大志高,可任国相之重任。但又警告魏惠王说,如其不用,则必须诛杀,以免其为他国所用,成为心腹大患。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语无伦次,于是皆不采纳。卫鞅预计在魏难酬壮志,遂离魏入秦,日后遂以商鞅之名见诸史册。

当商鞅来到秦国都城栎阳时,为了能尽快面见孝公,遂投在其宠臣景监处,暂时充当门客。
商鞅自幼好刑名之学,又仕宦在魏,受李悝、吴起的遗教甚多,决心将三晋之变法措施推行于秦,这已是他心中定见。然而刚上台的孝公到底胸中志向如何,他却没有底。《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入秦之初,四次谒见秦孝公,分别以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术为游说主题。结果孝公对标榜道德仁政的“帝道”都无兴趣,“时时睡,弗听”,讲到王道也兴味阑珊,直到商鞅奉上以短期称霸为目的的“霸道”时,才兴味盎然。而当商鞅最终谈及富国强兵之术时,孝公更是大喜,于席上跪坐对谈之时,不时向商鞅的座位前趋,畅谈数日仍不知足。这深刻说明,法家之术重在解决现实的政治矛盾,是现实政治迫切需要的,即在短时间内富国强兵。而儒家的帝王之道却要以德来安近怀远,此固非一日之功,况且在诸侯力征的战争年代也断难实现。

从今天的视角看,商鞅变法之根本目的,就是为将秦国彻底变成一个对全体人口实行有效控制的中央科层式集权国家,进而最大限度从社会汲取人力与物质资源,进行有效率的对外扩张战争。

然而,尽管有来自秦孝公“自上而下”的支持,但当时秦国世族的保守势力依旧强大,出于“恐天下议己”从而引发政治风波,动摇自身王位的原因,孝公亲自安排了一场御前会议,核心即让商鞅与守旧派代表、世族老臣上大夫甘龙及左司空杜挚等进行一场针锋相对的当堂辩论。对于甘杜两人“无百倍好处不可变法,无十倍功效不变更祖宗器物典制”、“圣人与智者只能因循守旧进行统治教化”的观点,商鞅犀利地提出,此仅是“世俗之言”——治理国家并无一成不变之法,前代之礼法各不相同,商汤、周武王并未恪守成规,才兴旺发达,夺取天下。他鼓励孝公当机立断,“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最终,孝公被商鞅的雄辩与热情打动,于六年(前356年)拜商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6年后,迁都咸阳,标志着强盛崛起的秦王朝向东扩展的决心,这里地处渭河台地,具备丰厚的黄土,耕种简易,且利于漕运。由渭河北岸古道,可以东出临晋关,渡河可东至蒲坂,直取夙敌魏的腹地,由渭南古道,则可以东出崤山、函谷关,与中原诸侯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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