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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2)

2013-09-05 16:05 作者:朱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一个好编辑绝对不是委身于作家,附依于作家的,好编辑应该在独特理解了作品价值后,才能与作家建立起真正亲近的关系。

  张天翼先生的《大林与小林》、《宝葫芦的秘密》曾是我少年时代的励志读物,于是免不了以敬仰心望那闭门的北屋。冬日一个有阳光的早晨,看到被家人推着轮椅到北屋门口一个清瘦的,经过风霜的老人。张天翼在文革前是当过《人民文学》主编的,要是不当主编,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命运。老涂说,他是在咸宁干校就突然半身不遂的。

 那一段到老涂家,记忆最深是借书还书。文革前,作家出版社曾以内部资料的方式,出版了一批“黄皮书”,其中的大部分,我都是从老涂家藏书中读到的。记得他特别向我推荐的是艾特玛托夫的《我的包红头巾的小白杨》、《查密莉亚》,凯鲁阿克的《在路上》。老涂喜欢那种苏联油画式描述的细腻情感,而我当时对《在路上》删去的部分充满了好奇心。那时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还未扩散,还是苏联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为审美主调。

艾特玛托夫

在小说组,负责带我的是王扶,她爽直、能干,是从少儿出版社调到《人民文学》的。当时的小说组,崔道怡、王朝垠还都是编辑,他们都是文革前的老人。崔、王之后,业务能力强的女编辑就是王扶、向前与杨筠,向前与杨筠其实都是复刊时就到了《人民文学》,但王扶当时管北京,向前管西北,杨筠管华东,北京是重地,许以似乎更看重王扶。作为最早带我的老师,王扶带给我对编辑这个岗位的理解有三,其一,校对与改错,是当一个好编辑的基础。当时的《人民文学》在新华印刷厂印刷,还是铅字排版,付印前要集体下厂作最后一遍校对,校对是彼此交换,以便发现对方未发现的错误。凡是王扶校对过的,别人是绝对再找不出错字的。第二,编辑与作家间的关系,王扶让我懂得了,一个好编辑绝对不是委身于作家,附依于作家的,好编辑应该在独特理解了作品价值后,才能与作家建立起真正亲近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如不能发展,仍会被作家抛弃。其三,一个编辑的能力与他的阅读量成正比,兴趣面决定了阅读量,阅读量决定视野,视野决定判断力。这三点,第一点是我当时认识的,第二、第三点则是1983年真正到《人民文学》工作后,才逐渐意识到的。这是后话。

 当时小说组的午睡是奇观。食堂在楼下,饭是打到办公室吃,饭后每人都打开自己的折叠床,十多人一间的办公室,横七竖八,无分男女,每一空隙都给占满,很有集体生活的氛围。

那时《人民文学》的宿舍在天坛南里,有一套两居室,我和美术编辑杨学光住一间,对门住着四人帮倒台后下台,还没回上海的原常务副主编施燕平。施燕平是张春桥专门从上海《朝霞》调来的,说实在我对他印象甚好,很温文尔雅的一个读书人。遗憾是中国政治,都是以线定人,政治又多风浪,有才华的人往往就是这样,忽然被抛上波峰,迅速又坠向浪谷。这其中,不被风浪裹挟的,反而是相对的平庸者吧。

施燕平当初一直在自己屋里写回忆录,极少说话,问他是一部什么样的回忆?他说是有关新四军的,那是他的青年时代。偶然也记住了他的感慨——一次,我们一起去看香港电影《三笑》,那时常有内部电影票,散场后他感慨说,这样低俗的唱词,越剧《红楼梦》原来的唱词多好啊。从他嘴里,我是第一次听到了“趣味”这个词,因此还专门去找了《红楼梦》的剧本。那还是个饥渴的时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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