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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1)

2013-09-04 11:07 作者:朱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我的八十年代,是从到《人民文学》杂志当实习生揭开序幕的。那时候,《人民文学》在东四八条52号,借居在戏剧家协会的楼里,斜对面就是叶圣陶先生的大院。编辑部在楼里一共只有两大间、三小间办公室:小说组与行政组占了两大间,诗歌散文与评论组占了两小间……

人民文学

近日,某周刊创刊400期,做《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的专刊,有记者联系要采访我,我谢绝了。八十年代我的经历,恐怕不是一篇采访可以完成的。而今天拿到赠送的这期刊物,倒是激发了我自己回顾的兴趣——不是因为已经到了可怀旧的年龄,而是因为目前我们对过去,无论五、六十年代、还是七、八十年代的回顾,都浮于浅表。没有一种认真反思的态度,很轻浮就可以把一个年代翻过去了。

因此,作为一个亲历者,就有责任把这种反思表达出来。

七十年代末的《人民文学》

我的八十年代,是从到《人民文学》杂志当实习生揭开序幕的。那时候,《人民文学》在东四八条52号,借居在戏剧家协会的楼里,斜对面就是叶圣陶先生的大院。编辑部在楼里一共只有两大间、三小间办公室:小说组与行政组占了两大间,诗歌散文与评论组占了两小间,另一小间是常务副主编的。《人民文学》是文革后期,1976年初复刊的,四人帮粉碎后,主编从诗人袁水拍换成了诗人李季,但编辑部人员无变化。当时,小说组组长副组长分别是许以与涂光群,诗歌散文组组长是周明,评论组组长是阎纲,吴泰昌、刘锡诚都在评论组。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我是在当作家无望的前提下,到《人民文学》的。1971年,下乡后第三年,我便不知天高地厚,自顾自趴在炕头上,日积月累,写了一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那时正好赶上培养“知青作家”,我就因它脱离了艰苦的农作,被“请”到了北京。当时的写作,无非胡编乱造,而文革时期,当然政治标准第一,改稿标准是“三突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于是一遍遍改,只能越改越晕。这期间错过了高考,当时我的责任编辑李景峰对我:“上大学能学到什么呢?作家不是大学能培养出来的。你这样的情况,完全可以自学呀。”因他这个说法,我至今只有初中学历。

现在回想,那五六年持续不断的改稿,好处一是练了字——改了四五遍,培养了书写能力、书写速度;二是读了书,七十年代是苦于找不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料室对我而言犹如宝库,而每认识一个前辈作家,家里都有大批的藏书。我的十九世纪文学的基础阅读就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我至今仍然留恋七十年代北京的空与静——知识分子下干校,知识青年下乡,毛泽东当时把几乎所有思想活跃的因素都疏散到了农村,又实行严格的户口制度,到北京买火车票都必须凭介绍信。那时冬夜之北京,满城飘着蔚蓝的煤烟,似乎全城都早早就熟睡了。走进胡同里,寂寞的路灯,风吹灯影,恍惚还有回到三十年代的感觉。有轨电车在窗下驶过的声音,好像就撼动了整个城市的梦。

现在回想,我之所以能走上文学编辑路,首先是因为我那时一天可如饥似渴读完一本书的速度。出版社里挤压了大量编辑来不及阅读的书稿,我的责任编辑就让我帮忙处理——读完写一个稿签,描述其内容及好坏。因我读得快,亦有点判断力,他就认为,“其实你是很好的当编辑的材料”。而我能到《人民文学》,则因为认识了涂光群。他是湖北人,五十年代始就在《人民文学》工作,亲历过无数名家名作的诞生。留在我记忆中的他似乎每天都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穿一双布鞋,蓬乱着不羁的头发,黑色拎包里每天都是带回家看的稿子与书。那时候老涂住在美术馆后街,美术馆后街当时还叫大佛寺,老涂常推着自行车,带我穿胡同到他家,那是一扇极破旧沉重的大门,里面的大院里,老涂家只蜗居于一间东偏房,正房住的是著名的童话作家张天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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