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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与上海的艰难改革(下)(2)

2013-09-04 10:10 作者:吴琪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上海,一直包围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中:改革该“放”还是该“收”、产业如何转型、要不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金融改革要不要迈大步?对于地方官朱镕基来说,往前推动改革从不曾犹豫过,他所要做的,只是如何策略地为上海找到出路……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大量市民等待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在财政滑坡的现实下,曾经狠抓财政的朱镕基越来越意识到金融的重要性,1989年12月朱镕基谈到《关于上海金融业发展和开放问题》说道:“去年,我是2月6日到上海工作的,早晨下火车,下午就听市财政局汇报,为什么呢?我觉得要是不会理财,市长没法当,首先得把财政情况弄清楚了。搞了一年,感觉到光靠财政还是不行,越来越意识到金融的重要性,差不多每天都碰到这个问题。”

朱镕基积极建立上海的投融资体系,外国朋友建议上海要搞金融中心,朱镕基说最好不要这样提,免得树大招风。但是他定下了两项金融改革的重要工作,一是设外资银行,二是设立证券交易所。

姚锡棠告诉本刊,江泽民任市长的时候,就有了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最初想法。有一次江泽民组织专家讨论上海要不要建立证券交易所,这在当年是非常“前卫”的想法。这场讨论十分热闹,江泽民最后总结说:“根据大家的讨论,我看某种程度上说,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建立证券交易所的。”这句话给姚锡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江泽民对搞活上海的金融市场非常积极。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龚浩成向本刊回忆说,当时国家规定必须卖完了国债,企业才能发股票和债券。1986年,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上海市工行静安信托投资分公司证券营业部,向全社会发放第一批个人认购的100万股票,成为上海第一家发行股票的企业。

有意思的是,这年11月,时任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约翰·范尔林访华,向邓小平赠送了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邓小平会见他时特意提到新中国也发行了股票,决定赠送范先生一张新中国股票。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紧急从各地调来了股票样张,挑来选去,决定用飞乐股票作为回赠。

于是,人行上海分行的副行长周芝石买了一张股票,特意从上海坐飞机到北京,将股票送给了范尔林。谁知这位范先生十分认真,看到股票不是自己的名字,决定第二天亲自飞到上海去办理过户。范先生希望上海的警察为他开道,但是不符合中国的规定,于是范先生出了2000美元租借警察开道。龚浩成说:“那时候的静安证券营业部,只有两个小房间、一个柜台。可是世界上最大证交所的老总,来到了世界上可能是最小的证券营业部买股票,一时间成了世界新闻,为我们做了很好的宣传。”

小小的证券营业部于是出名了,老百姓也乐意买“小飞乐”的股票,可是真要建立证券交易所,在当时却是件显得“胆子太大”的事情。在1989年初,上海就开始酝酿成立证券交易所,但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过后,一切都不同了。上证所第一任副理事长、曾任申银证券总裁的阚治东回忆说:“在很多场合,有些曾支持尽快成立中国证券交易所的专家学者话又反过来,说中国成立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如何不成熟。”

但奇妙的是,阻力也是动力。回头看,龚浩成说:“国内一些同志的担忧是很大的阻力,国际社会的压力倒又推动了。”此时江泽民已经上调中央,朱镕基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直接抓起了证交所的筹建工作。

确定要筹备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在1989年12月初,87岁的龚浩成还清楚记得每个细节。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朱镕基主持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也特意被请来了。
朱镕基头一个问交通银行总行行长李祥瑞:“你对建立证交所怎么看?”李祥瑞回答:“在我看来,主要是政治意义。”朱镕基接着问龚浩成,龚表达了人民银行一向的观点:“积极准备,水到渠成。”但他委婉地表示了担忧:“要有100家股份制公司,50家有条件上市,交易所就可以运转了。”朱镕基第三个问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贺最为积极,说:“不管什么条件了,办了再讲。”

朱镕基最后拍板定论:“搞了再说,慢慢扩大。”他还说:“老李、老龚你们不要担心,真正出问题,还有我和刘鸿儒在一线,你们在二线。”朱镕基的态度非常明确,不要争论来争论去了,边决策边做,做了再说。所以朱镕基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几个原则:一是“对外宣传,对内少宣传”,对内少宣传是怕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办不成事情;另外,李祥瑞、龚浩成和贺镐圣组成的班子不能叫“证交所筹备小组”,而是叫“三人小组”,直接对朱镕基负责。

龚浩成分析说,朱镕基这一招非常高明。因为交通银行和人民银行是中央单位,本来不属于地方管辖,而朱镕基通过“三人小组”将银行的工作安排到了自己的指挥之下,“节省了大量的时间,非常符合朱镕基的作风”。

当时舆论的压力比较大,龚浩成说:“真要出了问题,我估计一家人都不会好过了。我们只知道上海的意见是要搞证交所,可是我没有接触过中央领导对此事的意见,完全不知道中央的态度。”当时上海几家企业发行股票效果不错,老百姓愿意购买。但是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一些老同志想不通,明确劝告过他:“老龚,你最好不要去搞这种资本主义的东西。”

当朱镕基把香港证监会主席利国伟请到上海,与“三人小组”开会商议证交所的筹备工作时,利国伟第一句话就说:“朱市长,证券交易所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啊!”朱镕基却非常干脆地说:“利先生,我们今天不谈政治问题,只说交易所的技术问题。”

朱镕基积极促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建立,这里边还有一层暗含的意思,怕其他城市把建立证券交易所抢在了前头。朱镕基对上海的发展有更深远的打算,在1990年3月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汇报时,朱镕基提到费孝通等人建议在上海搞个“香港”,“原来小平同志就说过要搞几个‘香港’。……现在广东大量的钱是让香港赚去了,珠江三角洲就是个加工厂,所有金融、信息、外汇结算等赚钱的服务行业都在香港。上海这方面具有的优势,比广东不差,把银行、股票等搞起来为江浙服务是可以的”。姚依林插话说:“不光是江浙,还有长江流域。”

为了抢时间,朱镕基的工作劲头像个年轻人。龚浩成告诉本刊:“我那时候63岁了,朱镕基比我小一岁,但是他经常会半夜打电话给我问数据。”本来习惯早起早睡的龚浩成,托电话局的人在床头安了一个分机,这样方便冬天半夜起床,接朱镕基的电话。

结果,仅仅用了一年时间,1990年12月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浦江饭店内500平方米的孔雀厅里正式挂牌成立,当时上市交易的仅有30种国库券、债券和被称为“沪市老八股”的8只股票。龚浩成原本认为要有100家股份制公司,其中50家有条件上市才适合建立证交所,但是只有8只股票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张了,它对中国金融体制的完善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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