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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与上海的艰难改革(下)

2013-09-04 10:10 作者:吴琪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上海,一直包围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中:改革该“放”还是该“收”、产业如何转型、要不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金融改革要不要迈大步?对于地方官朱镕基来说,往前推动改革从不曾犹豫过,他所要做的,只是如何策略地为上海找到出路……
财政依旧困难
虽然有了中央给上海的财政包干,上海也在千方百计利用外资,但是上海的财政仍旧吃紧。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龚浩成告诉本刊,他记得1988年的最后一天,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找他来“求救”。财政局长说,今年上海的地方财政出现了1个亿的赤字,但是当时不允许地方财政有赤字,没法对外公布。局长想来想去,他曾给一个对口单位拨款了1亿元,可是如果收回这个钱,又怕企业遇到困难。于是希望龚浩成所在的人民银行给这家企业提供1亿元贷款,这样政府就可以把拨款收回了。
朱镕基在1989年12月《关于上海金融业发展和开放问题》时也说到当时的困难:“上海不同于其他地方,不采取一点深化改革的措施,怎么搞得下去啊!我现在是一天一天感到捉襟见肘啊!这两年,政府的亏损补贴直线上升,去年增加9亿多元,今年增加13.7亿元,搞不下去了。今年承包基数都完不成,明年会非常困难。”
当朱镕基瞄准机会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把上海的困难说得十分沉重。朱镕基说,上海的财政滑坡成为兄弟省市的一个“笑话”,兄弟省市说,我们要学习上海的经验就是财政滑坡,意思是财政一滑坡,中央就来支持了。“但是说老实话,谁愿意滑坡呢?用财政滑坡来争取中央支持,谁愿意干这件事情?滑坡是客观的趋势。”
一方面财政收不上来,一方面要产业转型、改善城市面貌,财政的支出却在加大。朱镕基说,在财政不理想的时候,“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还能不能搞得下去?……如果我们还想要黄浦江大桥,还想要地铁,还想要合流污水治理工程,就得砍楼堂馆所,特别是砍宾馆项目,否则搞不下去。……我们已专门抽调一批得力的干部,成立了一个市重大工程建设办公室,集中力气抓一批必保的项目,包括彩色显像管、冷轧薄板、30万吨乙烯等调整产业结构的重大项目,把全市的资金、财力、物力和施工力量首先集中在这些项目上。”
虽然带领着上海奋力确保财政收入,抓产业转型、企业改革,可是上海的困难并非短期内能够解决。1990年4月向姚依林汇报工作时,朱镕基直言:“我是过了60岁的人了……刚来上海工作的时候,我的劲头是很大。经过这两年多的磨炼,我深深体会到上海现在像是一个进入了晚年的老头,老态龙钟,精疲力竭。我不是强调困难,而是如实反映情况。我这两年来没有在这里偷懒,一直在喊这个,抓那个,拼命地搞,但的确有困难。不是说你批评了,施加压力了,严格要求了,就能改变,而是确有历史的原因,客观的困难,形成了这么一种状况。”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上海是以加工业为主,负担很重,竞争能力很差,而中央要背它又背不起。能源、原材料根据价格改革的原则不断地提价,而上海的加工工业产品不能够相应地提价,形成了财政滑坡。”
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在财政滑坡的现实下,曾经狠抓财政的朱镕基越来越意识到金融的重要性,1989年12月朱镕基谈到《关于上海金融业发展和开放问题》说道:“去年,我是2月6日到上海工作的,早晨下火车,下午就听市财政局汇报,为什么呢?我觉得要是不会理财,市长没法当,首先得把财政情况弄清楚了。搞了一年,感觉到光靠财政还是不行,越来越意识到金融的重要性,差不多每天都碰到这个问题。”
朱镕基积极建立上海的投融资体系,外国朋友建议上海要搞金融中心,朱镕基说最好不要这样提,免得树大招风。但是他定下了两项金融改革的重要工作,一是设外资银行,二是设立证券交易所。
姚锡棠告诉本刊,江泽民任市长的时候,就有了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最初想法。有一次江泽民组织专家讨论上海要不要建立证券交易所,这在当年是非常“前卫”的想法。这场讨论十分热闹,江泽民最后总结说:“根据大家的讨论,我看某种程度上说,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建立证券交易所的。”这句话给姚锡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江泽民对搞活上海的金融市场非常积极。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龚浩成向本刊回忆说,当时国家规定必须卖完了国债,企业才能发股票和债券。1986年,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上海市工行静安信托投资分公司证券营业部,向全社会发放第一批个人认购的100万股票,成为上海第一家发行股票的企业。
有意思的是,这年11月,时任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约翰·范尔林访华,向邓小平赠送了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邓小平会见他时特意提到新中国也发行了股票,决定赠送范先生一张新中国股票。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紧急从各地调来了股票样张,挑来选去,决定用飞乐股票作为回赠。
于是,人行上海分行的副行长周芝石买了一张股票,特意从上海坐飞机到北京,将股票送给了范尔林。谁知这位范先生十分认真,看到股票不是自己的名字,决定第二天亲自飞到上海去办理过户。范先生希望上海的警察为他开道,但是不符合中国的规定,于是范先生出了2000美元租借警察开道。龚浩成说:“那时候的静安证券营业部,只有两个小房间、一个柜台。可是世界上最大证交所的老总,来到了世界上可能是最小的证券营业部买股票,一时间成了世界新闻,为我们做了很好的宣传。”
小小的证券营业部于是出名了,老百姓也乐意买“小飞乐”的股票,可是真要建立证券交易所,在当时却是件显得“胆子太大”的事情。在1989年初,上海就开始酝酿成立证券交易所,但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过后,一切都不同了。上证所第一任副理事长、曾任申银证券总裁的阚治东回忆说:“在很多场合,有些曾支持尽快成立中国证券交易所的专家学者话又反过来,说中国成立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如何不成熟。”
但奇妙的是,阻力也是动力。回头看,龚浩成说:“国内一些同志的担忧是很大的阻力,国际社会的压力倒又推动了。”此时江泽民已经上调中央,朱镕基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直接抓起了证交所的筹建工作。
确定要筹备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在1989年12月初,87岁的龚浩成还清楚记得每个细节。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朱镕基主持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也特意被请来了。
朱镕基头一个问交通银行总行行长李祥瑞:“你对建立证交所怎么看?”李祥瑞回答:“在我看来,主要是政治意义。”朱镕基接着问龚浩成,龚表达了人民银行一向的观点:“积极准备,水到渠成。”但他委婉地表示了担忧:“要有100家股份制公司,50家有条件上市,交易所就可以运转了。”朱镕基第三个问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贺最为积极,说:“不管什么条件了,办了再讲。”
朱镕基最后拍板定论:“搞了再说,慢慢扩大。”他还说:“老李、老龚你们不要担心,真正出问题,还有我和刘鸿儒在一线,你们在二线。”朱镕基的态度非常明确,不要争论来争论去了,边决策边做,做了再说。所以朱镕基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几个原则:一是“对外宣传,对内少宣传”,对内少宣传是怕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办不成事情;另外,李祥瑞、龚浩成和贺镐圣组成的班子不能叫“证交所筹备小组”,而是叫“三人小组”,直接对朱镕基负责。
龚浩成分析说,朱镕基这一招非常高明。因为交通银行和人民银行是中央单位,本来不属于地方管辖,而朱镕基通过“三人小组”将银行的工作安排到了自己的指挥之下,“节省了大量的时间,非常符合朱镕基的作风”。
当时舆论的压力比较大,龚浩成说:“真要出了问题,我估计一家人都不会好过了。我们只知道上海的意见是要搞证交所,可是我没有接触过中央领导对此事的意见,完全不知道中央的态度。”当时上海几家企业发行股票效果不错,老百姓愿意购买。但是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一些老同志想不通,明确劝告过他:“老龚,你最好不要去搞这种资本主义的东西。”
当朱镕基把香港证监会主席利国伟请到上海,与“三人小组”开会商议证交所的筹备工作时,利国伟第一句话就说:“朱市长,证券交易所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啊!”朱镕基却非常干脆地说:“利先生,我们今天不谈政治问题,只说交易所的技术问题。”
朱镕基积极促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建立,这里边还有一层暗含的意思,怕其他城市把建立证券交易所抢在了前头。朱镕基对上海的发展有更深远的打算,在1990年3月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汇报时,朱镕基提到费孝通等人建议在上海搞个“香港”,“原来小平同志就说过要搞几个‘香港’。……现在广东大量的钱是让香港赚去了,珠江三角洲就是个加工厂,所有金融、信息、外汇结算等赚钱的服务行业都在香港。上海这方面具有的优势,比广东不差,把银行、股票等搞起来为江浙服务是可以的”。姚依林插话说:“不光是江浙,还有长江流域。”
为了抢时间,朱镕基的工作劲头像个年轻人。龚浩成告诉本刊:“我那时候63岁了,朱镕基比我小一岁,但是他经常会半夜打电话给我问数据。”本来习惯早起早睡的龚浩成,托电话局的人在床头安了一个分机,这样方便冬天半夜起床,接朱镕基的电话。
结果,仅仅用了一年时间,1990年12月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浦江饭店内500平方米的孔雀厅里正式挂牌成立,当时上市交易的仅有30种国库券、债券和被称为“沪市老八股”的8只股票。龚浩成原本认为要有100家股份制公司,其中50家有条件上市才适合建立证交所,但是只有8只股票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张了,它对中国金融体制的完善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浦东破题
1986年江泽民任上海市长时,上海向国务院提交了《上海总体规划方案》,在国务院的批复中正式明确了开发浦东。1988年5月,上海组织召开了有100多位国内外专家参加的“开发浦东新区国际研讨会”。中央关于开发浦东的意图,虽然酝酿了好几年,但是在政策正式出台前,上海还很难获得真正的实惠。
在上海工作两年多后,朱镕基更加体会到,要解决上海发展的根本问题,必须充分利用浦东的空间和中央的政策优惠,用比较少的成本解决上海当时面临的人口十分拥挤、交通非常困难、工业过分集中、污染比较严重等问题,同时吸引外资、盘活土地,把上海发展成为多功能的中心城市。
为了早些争取到政策,在向姚依林汇报开发浦东问题时,朱镕基的耿直性格依旧:“依林同志你两年来一次上海,这一次我希望你能彻底地解决问题,别再两年来一次了。那时再有问题,用不着你来就行了,那时是来视察,看一看。”
1990年的中国也需要向世界证明,它仍然在积极地融入世界,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上海市加快浦东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中央宣布了浦东开发的决策,朱镕基兴高采烈,与一个月前向中央叫苦、称上海是个老态龙钟的老人时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在《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成立大会》上,朱镕基说:“各位父老乡亲,我不是自吹,上海有两个别的地方无法比拟的优点:第一,中国没有一个地方像上海的工业这样配套齐全。上海除了采矿业没有,其他什么行业都有,一般来讲水平还不错。……第二,上海人的科技素质是中国别的地方无法比的。”朱镕基非常认可时任国际顾问公司董事长林同炎的判断:“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个城市像上海这样,能在市中心的旁边有这么一块900平方公里的没有开发的宝地。两座大桥一通车,环线一修成,从浦东到市中心的外滩非常方便。天时、地利、任何的条件,上海都具备。”
浦东开发政策的落实,为上海在改革开放中后来居上,留下了最大的财富。今天上海已经成为GDP总量居中国城市之首的国际都市,地区生产总值在亚洲仅次于东京。朱镕基当年批评的老部下,也基本是80岁以上的老人了。梅寿椿说,朱镕基实际上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离开上海后,有一次梅寿椿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北京开会。休会时,突然有人拍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已经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朱镕基说:“我在上海时对你们批评很多,我是为了你们好,心里着急。你们不要记我的气啊。”
朱镕基的老部下还说,作风强硬的朱镕基有时候容易先入为主,谁先告状告到他那儿了,他听着有理,被告的那一方就有得受了。“但他是一个愿意认错的人,一旦知道自己错了,开会的时候会当着大家的面说:我错了。”
今年5月底,梅寿椿接到了国务院的一封信,落款是朱镕基。朱镕基在信里说:“根据我在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兼市长期间有关讲话、谈话、信件等资料编辑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拟于近期公开出版发行,其中大部分内容为第一次公开发表。现将书稿送上,请予审阅,并请将意见于6月30日前反馈给我。”这封信一下子把梅寿椿拉回到20多年前,他感叹:“他这样风格的领导,独一个啊!”
(记者刘敏、阿润对本文亦有贡献)
1999年4月8日,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间,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1991年12月1日南浦大桥竣工通车,它是黄浦江上第一座建于上海市区的大桥(摄于2005年4月21日)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上海大众公司桑塔纳汽车销售店
上海大众公司第二任总经理王荣钧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上海大众汽车厂组装车间生产线
1980年10月19日,上海飞跃电视机厂的一名女工正在调试电视机
上海社科院前副院长姚锡棠
1988年6月8日,朱镕基在上海西藏中路与北京路交汇处察看自来水管爆裂情况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任上海市纺织局局长的梅寿椿
纺织业曾经雄踞上海支柱产业40年之久。图为1952年上海的呢织女工在操纵织布机
1983年7月16日傍晚,公交公司派出数辆公交车送地处漕河泾开发区的上海感光胶片一厂职工回家。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大量市民等待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龚浩成

1983年7月16日傍晚,公交公司派出数辆公交车送地处漕河泾开发区的上海感光胶片一厂职工回家。

财政依旧困难

虽然有了中央给上海的财政包干,上海也在千方百计利用外资,但是上海的财政仍旧吃紧。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龚浩成告诉本刊,他记得1988年的最后一天,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找他来“求救”。财政局长说,今年上海的地方财政出现了1个亿的赤字,但是当时不允许地方财政有赤字,没法对外公布。局长想来想去,他曾给一个对口单位拨款了1亿元,可是如果收回这个钱,又怕企业遇到困难。于是希望龚浩成所在的人民银行给这家企业提供1亿元贷款,这样政府就可以把拨款收回了。

朱镕基在1989年12月《关于上海金融业发展和开放问题》时也说到当时的困难:“上海不同于其他地方,不采取一点深化改革的措施,怎么搞得下去啊!我现在是一天一天感到捉襟见肘啊!这两年,政府的亏损补贴直线上升,去年增加9亿多元,今年增加13.7亿元,搞不下去了。今年承包基数都完不成,明年会非常困难。”

当朱镕基瞄准机会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把上海的困难说得十分沉重。朱镕基说,上海的财政滑坡成为兄弟省市的一个“笑话”,兄弟省市说,我们要学习上海的经验就是财政滑坡,意思是财政一滑坡,中央就来支持了。“但是说老实话,谁愿意滑坡呢?用财政滑坡来争取中央支持,谁愿意干这件事情?滑坡是客观的趋势。”

一方面财政收不上来,一方面要产业转型、改善城市面貌,财政的支出却在加大。朱镕基说,在财政不理想的时候,“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还能不能搞得下去?……如果我们还想要黄浦江大桥,还想要地铁,还想要合流污水治理工程,就得砍楼堂馆所,特别是砍宾馆项目,否则搞不下去。……我们已专门抽调一批得力的干部,成立了一个市重大工程建设办公室,集中力气抓一批必保的项目,包括彩色显像管、冷轧薄板、30万吨乙烯等调整产业结构的重大项目,把全市的资金、财力、物力和施工力量首先集中在这些项目上。”

虽然带领着上海奋力确保财政收入,抓产业转型、企业改革,可是上海的困难并非短期内能够解决。1990年4月向姚依林汇报工作时,朱镕基直言:“我是过了60岁的人了……刚来上海工作的时候,我的劲头是很大。经过这两年多的磨炼,我深深体会到上海现在像是一个进入了晚年的老头,老态龙钟,精疲力竭。我不是强调困难,而是如实反映情况。我这两年来没有在这里偷懒,一直在喊这个,抓那个,拼命地搞,但的确有困难。不是说你批评了,施加压力了,严格要求了,就能改变,而是确有历史的原因,客观的困难,形成了这么一种状况。”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上海是以加工业为主,负担很重,竞争能力很差,而中央要背它又背不起。能源、原材料根据价格改革的原则不断地提价,而上海的加工工业产品不能够相应地提价,形成了财政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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