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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与上海的艰难改革(中)

2013-09-03 13:55 作者:吴琪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上海,一直包围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中:改革该“放”还是该“收”、产业如何转型、要不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金融改革要不要迈大步?对于地方官朱镕基来说,往前推动改革从不曾犹豫过,他所要做的,只是如何策略地为上海找到出路……
权力下放与“要政策”
朱镕基到来的1988年,财政困难的上海确实迎来了好政策。1988年2月21日,国务院原则批准上海市《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报告》,同意上海市从1988年起实行财政“基数包干,一定五年”的财政管理体制,包干上缴基数为105亿元,全国当时仅有广东和上海享受了“财政包干”的待遇。朱镕基很是兴奋,“一定要把过去吃中央财政的思想转到包干思想。包干后会发生巨大变化,大家尚无体会。区县包干会有很大潜力。只要上面少干预一点,让他包死,他可以大有作为,办法有的是。”如果转变思想观念,“上海就大有希望”。在持续深化的改革中,中央将权力下放到地方,朱镕基对上海的干部一再强调,要转变观念,权力下放。上海市政府的权力下放至区县,1989年底,朱镕基提到各个区县比财政包干指标多收两三千万元,“区县管的事多了,办的事多了,财力也增加了”。
但是上海干部转变观念的过程,并没有朱镕基期望的那样快。“我现在最头疼的是,我们提出一桩事情,有些同志就说,这件事上海过去不是这么办的,我跟你讲讲过去的历史吧!我就说,我愿意听来龙去脉,但现在需要变革,需要改革。不是说过去不能办的现在都不能办,也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要改。但总不能一听说这个办法跟过去不太一样,马上就反感、抵触吧。”
朱镕基在上海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好像成了对上海人习性的批判,虽然他偶尔也做自我批评,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对下属“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又冒出来了。朱镕基在上海市政务信息工作会议上说道:“很多同志都很爱护我,说我的脾气太大了,批评人家太狠了,往往当着别人的面使人家下不了台,而且今天要撤这个人的职,明天又要撤那个人的职,有没有想过自己将来是怎么样的下场?同志们,我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看到另外一面,就是看到人民群众疾苦的时候,看到我们的事情办得这样慢吞吞,特别是那种不负责任的情况时,我的心里就发急。当然,我这个毛病要改,批评要注意方式,要注意效果,要肯定成绩,多进行个别谈话。但是不公开批评,往往难以使大家吸取教训。所以,我把自己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同志们,我没有别的目的,我只是要为上海人民服务好。”
当时上海作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对外贸易口岸,对全国财政的贡献非常大。它以大约占全国1/1500的土地、1/100的人口,提供了占全国1/6的财政收入、1/10的工业产值。1988年上海预计财政收入153亿元,按照原来的制度需要上缴中央119亿元,占比达到78%。财政包干后,上海只用上缴基数105亿元,多出了14亿元的机动财力。朱镕基说,这“14亿元就可以成为振兴上海的基金了”。
在上海工作两年多之后,朱镕基把财政包干形容为中央为上海打的“强心针”,给上海安了一个“心脏起搏器”,给了上海很大的支持,使得他“接手市长工作蛮有信心”。
但上海要解决发展问题,一年多出十几亿元的资金又远远不够。困扰朱镕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为上海市的财政收入“开源”。找中央“要政策”是方法之一。朱镕基刚刚到上海工作,就给李鹏总理写了一个“陈情表”,由江泽民签发。这份“陈情表”的目的是找中央要生产“桑塔纳”的指标。朱镕基在就任市长的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谈道:“现在‘桑塔纳’是非常赚钱的,一辆汽车要赚好多万,但今年计划只能生产1万辆,为什么?因为现在国产化的程度很低,你大量生产等于买人家的散件来装配,花费大量的外汇,所以国务院的政策是卡住上海不让多生产。但是我考虑,上海现在这么困难,如果不再多生产一点‘桑塔纳’赚一点钱的话,日子过不下去……现在上海的原材料非常困难,就得靠‘桑塔纳’去换原材料,不然就要停产了,因此无论如何请求生产1.5万辆。多这5000辆汽车,财政收入就可以增加好几个亿啊!”中央支持了上海,朱镕基的机动财力里边又多了几个亿。
要保证财政收入,就得把生产搞上去。朱镕基刚到上海的1988年1~4月份,虽然工业增长了4.8%,但地方国营工业是下降的。当时制约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原材料缺乏。
朱镕基给金融部门开会,希望他们支持企业发展。“过去上海主要是原材料靠分配,产品靠调拨,占用资金少。现在转向商品经济,企业流动资金占用额逐年上升,因此,有必要规定企业压缩流动资金的任务,加速资金周转,以促进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企业真正搞活了,生产发展了,银行资金的潜力会更大。”
这种筹集原材料的过程,就像一场“战斗”,从年初开始,上海需要派出不同的队伍四处活动。一方面派代表团去北京呼吁中央“开仓济贫”,把国库的东西借给上海;一方面派各路大军去各省市,有的去催,有的去求援,有的拿“桑塔纳”轿车、电冰箱去换。朱镕基发现,原材料光靠国内不行,还得大进大出,搞原材料进口。可是进口离不开外汇,除去上缴给中央的15亿美元的外汇,上海自己还需赚到外汇,来进口生产所需的原材料。
实际上,朱镕基在到上海工作前,已经找国家计委借了一个亿的外汇额度,来帮助上海工业进口紧缺的原材料。国外供货方掌握了中国进口原材料的习惯,按朱镕基的说法是:“每年11月份开计划会议,定下明年的生产指标,然后要进口多少原材料,把外汇拨给你,到第二年1月份派代表团出去。他(外国人)就在那个时候涨价。”于是朱镕基和相关部门研究后,“上海今年(1988年)打破常规……要很好地研究国际行情,不能迟疑,看准了就要抓住时机赶快买下来。大进大出,这是上海很重要的措施”。
原料告急
梅寿椿领导的上海市纺织局,便是上海当时生产和创汇的重要部门。81岁的梅寿椿向本刊回忆说:“上海当时一年生产总值200多个亿,上缴中央100多个亿,其中我们纺织赚45个亿,创汇占到全市的40%多。”上海纺织的产值当时占全国纺织业一半以上,“市政府进口小轿车也要找我们帮忙,因为我们能创汇”。
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原材料问题就困扰着上海纺织业,“去要原材料得拼命”。梅寿椿说,纺织工业的原材料棉花、涤纶、腈纶等,什么都缺。1988年纺织部配给上海纺织部门的涤纶是1500吨,完全不够全年生产。梅寿椿去找国家纺织部部长,部长说:如果再给你上海分一些,有些省市就完全没有了,总不能一点不照顾他们吧?部长给出了一个主意:金山化工就在上海,你们缺的三种纶里边,有两种都是上海的,你要不自己去找嘛!原材料紧缺背后,除了国家逐步下放权力,减少配给之外,也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起来后都急需原材料有关。
梅寿椿说,于是他找到金山化工的领导,这位老朋友提了4瓶茅台,半开玩笑地对老梅说:“你喝一杯,我就给你100吨的原材料。”梅寿椿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旧两眼放光:“这我还不赶紧喝,一杯就是100吨啊!”那顿酒的结果是,梅寿椿喝了1.3斤,几乎倒下。爽快的金山石化领导说:“你喝了多少,我再给你翻倍的材料。”最终给了梅寿椿3000吨,把他乐坏了。
今天向本刊回忆起这个场景,老人家笑开了花,可是当年缺乏原材料的困境,让他不得不硬着头皮“闯”朱镕基的家。1988年朱镕基从国家计委借的一个亿外汇额度,“大方”地给了上海纺织8000万的额度。有了这些外汇额度后,上海纺织局选择时机订了外棉2万吨,但签约时间特别紧张,只有两三天时间,可上海纺织局缺少与外汇额度配套的人民币8000万元。梅寿椿向市政府、银行各相关部门求援,因为金额太大,没人敢拍板。
实在没有办法了,梅寿椿说,他只能在某天傍晚18点多,来到朱镕基位于康平路46号的家。朱镕基的夫人劳安接待了他,说镕基还没回来,让老梅坐下来等等。老梅坐下不久,朱镕基回来了,见面就问:“你来有什么事?”梅寿椿有些难以开口,说:“不急,朱市长你先吃晚饭。”朱镕基端起碗又问:“你们纺织的事情不少,今天到底是什么事?”老梅说:“我们已经搞到进口棉花2万吨,品质价格都合适,现在就是缺配套人民币。”朱镕基一问,需要8000万元,顿了一会儿说:“这个数字不小。这次解决了原料问题,以后还要解决吗?”老梅马上表示:“以后没有了,我保证今年超额完成任务,不向市长再提原料问题。”朱镕基说,“你说话作数!”当场打电话给人民银行毛行长,说:“纺织局老梅在我这儿,明天他们急需贷原料款8000万元,是我同意的。”
梅寿椿说:“这就是朱镕基的特点,他能解决问题,找别人解决不了的事情,找他能解决。别人不敢拍板的时候,他敢拍板。”
但是这个敢拍板的市长,也以敢骂人闻名。梅寿椿记得1988年的除夕,朱镕基刚刚到上海工作第十天,当时还只是市委副书记,已经开始负责全面工作。大年三十的下午朱镕基召集各个局长汇报工作。外经贸委汇报了一半,朱镕基问了几个问题,负责人答不上来,直接被轰了出去。梅寿椿准备了一大叠材料,第三个汇报,朱镕基说:“我不看你的材料,我问你几个问题。”便开始问上海纺织一年要用多少棉花、多少化纤、多少涤纶,国内什么价、国际上什么价。一连十几个问题,老梅都答上来了,朱镕基才缓和了一下气氛,说“你脑子还很清楚嘛”。这才说:“你简单汇报一下,两页纸的内容就可以了,多的不要讲了。”梅寿椿现在说起朱镕基开会的风格,眉毛会不自觉地扬起,边笑边摇头:“大家都怕被他轰出去,当着几十个人,多没面子。”
朱镕基喜欢工作到半夜,碰到需要解决的问题,直接给下属打电话,往往是问几个数字,问完了就挂电话。梅寿椿说他因此不敢夜里零点前睡觉。“在朱镕基下边做事就不要图舒服,他那么拼命,我们还能早早就睡了吗?”
不过偶尔遇到让朱镕基满意的工作,他也难得会表扬下属。梅寿椿说,1989年纺织局完成了年度计划,春节时他接到了朱镕基的电话,表扬上海纺织。这几句话把梅寿椿高兴坏了,在老家嘉兴过年的他,马上打电话给纺织局的值班室,让全局同志都知道:朱市长特意打电话表扬我们了,“大家都高兴地不得了啊”。梅寿椿说,上海纺织有50多万职工,都是非常好的工人,只要上面号召鼓励几句,大家就会毫无怨言地加班,再大的困难也坚持生产,完成目标。
当时效益非常好的纺织业,只是苦于原材料紧缺,一旦有条件生产,利润仍然可观。梅寿椿说,上海纺织有很大的优势,棉、毛、丝、麻、化纤、纺织印染、机械等工艺都是全套的。
但是随着中央进一步放松经济管制,上海的支柱产业不再具有保证低价供给原材料的优势了。1990年3月,朱镕基在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汇报工作时谈道:“第一个问题是上海向何处去,中央究竟把上海摆在什么战略位置?……我现在考虑,要解决上海的问题,挤中央不行,靠其他省市也不行。比如棉花都不肯给我们了,1987年的30万吨是全数分配的,1988年的20万吨是靠中央费了好大劲才解决的,1989年只有15万至16万吨,只占一半了,今年估计只能拿到三分之一,纺织工业要是这么萎缩,那么占上海出口的40%就没有办法完成。上海这个趋势,靠中央、压中央、挤中央不行了……”
产业的痛苦转型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上海纺织业,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即将进入大滑坡时期。姚锡棠对本刊说,工业革命就是从纺织业开始的,很多国际大都市曾经都是纺织城,比如伦敦、纽约、东京。但是这种劳动密集行业,一旦失去了人力成本的优势,就会成为大都市的累赘。到了1991年,上海纺织业55万职工,要养28万退休工人,纺织业年税利从43亿元降到13亿元。上海的产业结构,到了必须转型的时期。
上海对此已有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制定了“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的“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推动上海产业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在产业布局上,将不符合中心城区发展需要、有污染的工业单位搬迁到郊区,为中心城区发展高层次服务业腾出空间。纺织业便是需要搬迁和转型的“大户”。400多个纺织企业大多分布在中环线以内,所占土地面积有800多万平方米。
“吃饭的‘饭’字是一个‘食’,加上一个‘反’,50多万纺织工人被端掉了饭碗,却没有引起任何大的波动。”引导这场纺织业悲壮转型的,正是朱镕基的侄子朱匡宇。朱镕基在上海任市长时,朱匡宇时任上海纺织局党委副书记。但是当着堂哥朱经冶夫妇的面,朱镕基对他们的儿子说:“匡宇,我在上海一天,你就不要想升官。”而朱匡宇也极为低调,从基层纺织企业“打铁工”一步步做起来的他,在领导那场50多万纺织工人的下岗转型中,他一直感恩工人们的善良。事后回忆起这个过程,朱匡宇说:“上海纺织业的调整是以一部分职工的牺牲和奉献换来的,在调整成功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这批工人,他们也是确保上海城市顺利转型的功臣和英雄。”那时候对着下岗再就业的工人们开会时,朱匡宇讲着讲着忍不住哭起来,再也讲不下去,台下也哭成一片。朱匡宇后来说:“我们常常讲,上海纺织实现了多少万人的安全大转移,可是实际上哪有‘安全’可言,都是我们工人把最不安全的那部分默默地吞下去了。”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上海纺织业大调整,主要是朱镕基离开上海之后的事情。但是取代纺织业成为上海支柱性产业的,正是朱镕基狠抓的汽车业。1991年,在纺织业年税利从最高峰的43亿元跌落到13亿元时,只有2.4万人的上海汽车工业,税利一下子突破了14亿元。雄踞上海第一大支柱产业40年之久的纺织业,被新兴的汽车工业所代替。朱镕基在上海汽车的一次誓师大会上发言,恭喜汽车工业终于占领了上海第一大支柱产业的位置,甚至还说:“我就要气气上海纺织!”
朱匡宇说,上海纺织业也慢慢意识到,“我们55万人,如果还是墨守成规,还是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不率先去搞再就业工程的话,可能今天还会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个很大制约和瓶颈。以国际化大都市作为奋斗目标的上海,不能容纳一个落后的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无情调整,有情操作”的指导思想下,庞大的纺织业最终顺利转型。
上海纺织业成功转型后,朱匡宇说,全国不少省市企业来考察,想学习上海经验。但他认为上海的经验比较独特,因为纺织企业占了中环线以内8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是“捧着一个金饭碗的‘叫花子’”。从1992年之后的15年中,这800万平方米的土地被置换了500万平方米。“讲到底,上海纺织的调整成本是从全市其他国有企业的超额利润中流过来的。这是一个国有土地变现的过程。”
上海的土地批租制度,正是在朱镕基担任上海市长之后,大力推动发展起来的。朱镕基意识到,只有把土地盘活,才能大大缓解财政不足造成的投资瓶颈,那些被转移出来的老产业也有了发展的资本。土地批租也成为持续的生财之道。1988年,虹桥开发区第26号地块1.29万平方米50年土地使用权成功出让,成为国内第一块由外国投资者通过市场方式得到使用权的地。2805万美元的地价引起了海内外很大的关注,在1988年8月会见香港仲量行董事梁振英时,朱镕基说到自己在土地批租方面的打算:“我看总的战略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把已经花了钱的开发区尽快完善,搞土地批租,积累经验,形成市场;第二步,把成功的经验在浦东开发中推广应用。我们要纠正一种观点,认为什么用地都可以批租。其实不是所有的地都能卖高价的,如工业用地还会赔。因此,浦东开发主要靠土地批租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当前要先利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贷款搞基础设施建设,为建设‘新上海’创造有利条件。

上海社科院前副院长姚锡棠

1988年6月8日,朱镕基在上海西藏中路与北京路交汇处察看自来水管爆裂情况

权力下放与“要政策”

朱镕基到来的1988年,财政困难的上海确实迎来了好政策。1988年2月21日,国务院原则批准上海市《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报告》,同意上海市从1988年起实行财政“基数包干,一定五年”的财政管理体制,包干上缴基数为105亿元,全国当时仅有广东和上海享受了“财政包干”的待遇。朱镕基很是兴奋,“一定要把过去吃中央财政的思想转到包干思想。包干后会发生巨大变化,大家尚无体会。区县包干会有很大潜力。只要上面少干预一点,让他包死,他可以大有作为,办法有的是。”如果转变思想观念,“上海就大有希望”。在持续深化的改革中,中央将权力下放到地方,朱镕基对上海的干部一再强调,要转变观念,权力下放。上海市政府的权力下放至区县,1989年底,朱镕基提到各个区县比财政包干指标多收两三千万元,“区县管的事多了,办的事多了,财力也增加了”。

但是上海干部转变观念的过程,并没有朱镕基期望的那样快。“我现在最头疼的是,我们提出一桩事情,有些同志就说,这件事上海过去不是这么办的,我跟你讲讲过去的历史吧!我就说,我愿意听来龙去脉,但现在需要变革,需要改革。不是说过去不能办的现在都不能办,也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要改。但总不能一听说这个办法跟过去不太一样,马上就反感、抵触吧。”

朱镕基在上海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好像成了对上海人习性的批判,虽然他偶尔也做自我批评,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对下属“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又冒出来了。朱镕基在上海市政务信息工作会议上说道:“很多同志都很爱护我,说我的脾气太大了,批评人家太狠了,往往当着别人的面使人家下不了台,而且今天要撤这个人的职,明天又要撤那个人的职,有没有想过自己将来是怎么样的下场?同志们,我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看到另外一面,就是看到人民群众疾苦的时候,看到我们的事情办得这样慢吞吞,特别是那种不负责任的情况时,我的心里就发急。当然,我这个毛病要改,批评要注意方式,要注意效果,要肯定成绩,多进行个别谈话。但是不公开批评,往往难以使大家吸取教训。所以,我把自己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同志们,我没有别的目的,我只是要为上海人民服务好。”

当时上海作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对外贸易口岸,对全国财政的贡献非常大。它以大约占全国1/1500的土地、1/100的人口,提供了占全国1/6的财政收入、1/10的工业产值。1988年上海预计财政收入153亿元,按照原来的制度需要上缴中央119亿元,占比达到78%。财政包干后,上海只用上缴基数105亿元,多出了14亿元的机动财力。朱镕基说,这“14亿元就可以成为振兴上海的基金了”。

在上海工作两年多之后,朱镕基把财政包干形容为中央为上海打的“强心针”,给上海安了一个“心脏起搏器”,给了上海很大的支持,使得他“接手市长工作蛮有信心”。

但上海要解决发展问题,一年多出十几亿元的资金又远远不够。困扰朱镕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为上海市的财政收入“开源”。找中央“要政策”是方法之一。朱镕基刚刚到上海工作,就给李鹏总理写了一个“陈情表”,由江泽民签发。这份“陈情表”的目的是找中央要生产“桑塔纳”的指标。朱镕基在就任市长的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谈道:“现在‘桑塔纳’是非常赚钱的,一辆汽车要赚好多万,但今年计划只能生产1万辆,为什么?因为现在国产化的程度很低,你大量生产等于买人家的散件来装配,花费大量的外汇,所以国务院的政策是卡住上海不让多生产。但是我考虑,上海现在这么困难,如果不再多生产一点‘桑塔纳’赚一点钱的话,日子过不下去……现在上海的原材料非常困难,就得靠‘桑塔纳’去换原材料,不然就要停产了,因此无论如何请求生产1.5万辆。多这5000辆汽车,财政收入就可以增加好几个亿啊!”中央支持了上海,朱镕基的机动财力里边又多了几个亿。

要保证财政收入,就得把生产搞上去。朱镕基刚到上海的1988年1~4月份,虽然工业增长了4.8%,但地方国营工业是下降的。当时制约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原材料缺乏。
朱镕基给金融部门开会,希望他们支持企业发展。“过去上海主要是原材料靠分配,产品靠调拨,占用资金少。现在转向商品经济,企业流动资金占用额逐年上升,因此,有必要规定企业压缩流动资金的任务,加速资金周转,以促进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企业真正搞活了,生产发展了,银行资金的潜力会更大。”

这种筹集原材料的过程,就像一场“战斗”,从年初开始,上海需要派出不同的队伍四处活动。一方面派代表团去北京呼吁中央“开仓济贫”,把国库的东西借给上海;一方面派各路大军去各省市,有的去催,有的去求援,有的拿“桑塔纳”轿车、电冰箱去换。朱镕基发现,原材料光靠国内不行,还得大进大出,搞原材料进口。可是进口离不开外汇,除去上缴给中央的15亿美元的外汇,上海自己还需赚到外汇,来进口生产所需的原材料。

实际上,朱镕基在到上海工作前,已经找国家计委借了一个亿的外汇额度,来帮助上海工业进口紧缺的原材料。国外供货方掌握了中国进口原材料的习惯,按朱镕基的说法是:“每年11月份开计划会议,定下明年的生产指标,然后要进口多少原材料,把外汇拨给你,到第二年1月份派代表团出去。他(外国人)就在那个时候涨价。”于是朱镕基和相关部门研究后,“上海今年(1988年)打破常规……要很好地研究国际行情,不能迟疑,看准了就要抓住时机赶快买下来。大进大出,这是上海很重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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