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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与上海的艰难改革(上)(3)

2013-09-03 11:57 作者:吴琪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上海,一直包围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中:改革该“放”还是该“收”、产业如何转型、要不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金融改革要不要迈大步?对于地方官朱镕基来说,往前推动改革从不曾犹豫过,他所要做的,只是如何策略地为上海找到出路……

1980年10月19日,上海飞跃电视机厂的一名女工正在调试电视机

“我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

1988年2月正式来上海工作的朱镕基,正面临上海的“内焦外困”时期,他担心的是,如果上海找不到新的突破口,历史会让他和同僚们下不来台。

“桑塔纳”的国产化仅仅是难题之一。纵观上海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发展,给人留下“几起几落”的印象,但是到了80年中后期,随着改革深入,各地区无法再享受原有计划经济统配的廉价原材料,而需要面向市场自行筹措,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上海财政好几年滑坡,只“落”不“起”了。1985到1987年,上海的年财政收入由181亿元跌到165亿元,而在朱镕基接任市长的1988年,当年的财政收入预计为153亿元。

上海实业综合研究院的理事长钱启东那时正在上海市计委工作,他向本刊回忆说,当时正是上海的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时期。上海四周的乡镇企业星星之火已经燎原,上海郊区的乡镇企业也在发展,但是不如江浙的小企业灵活。而上海市区内的大工业,就更是笨重陈旧了。

大企业待遇低,不少江浙的乡镇企业来上海大企业挖技术人员,80年代初上海出现了“星期日工程师”。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的助理工程师韩琨,因为几年内每逢周日就帮助奉贤县一家橡胶厂技术攻关,收取了工资和奖金,成为全国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中上海的一只“大老虎”。坚信韩琨无罪的律师郑学诚据理力争,法院仍然判韩琨有罪,郑学诚将此事告知媒体,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以《救活工厂有功,接受报酬无罪》的醒目标题报道了韩琨事件,引起全国的强烈反响。

这场持续4个月的全国性大讨论,最终引起了有关领导的关注。时任国家劳动人事部部长的赵守一就科技人员兼职和业余科技劳动问题公开发表了意见,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做出了对韩琨不定罪的批示意见,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陈丕显还将此事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做出了韩琨无罪的结论。

就是在这样一种改革该“放”还是该“收”的争论中,上海的改革开放走得摇摇摆摆。钱启东说,江泽民来上海工作后,说了那句特别经典的话:“上海人精明,但是不高明。”当时各地为了拉到外资,乡镇干部几乎“赤膊上阵”,可是上海的干部有优越感,谈合作老怕吃亏,要求提得很高,最终谈成的项目不多。外商在上海办事,衙门难进,事情难办。

“我感觉自己是坐在火山上,不知哪一天会爆发。”就任市长两个月的朱镕基,面对来访的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坦言自己面对当时上海工厂火灾隐患的压力。而这场会面结束后,作家请求市长帮他买一张回北京的飞机票,因为当时上海的飞机票经过层层扣留,只能通过后门关系而非售票窗口购得。

从上海经济的层面来说,国营经济占上海经济的大头,计划体制要保障大量的工人有饭吃,国有企业必须改革。上海当时占地面积最大的就是纺织行业,在闸北区、闵行区几乎三分之一的人都在纺织业工作。而江浙乡镇企业的崛起,有着机制灵活、成本低的优势,一直是上海支柱产业的纺织业受到了外地竞争的冲击。上海的财政困难与企业经营不善、民生问题不好解决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老百姓自嘲上海是“30年代的马路,70年代的车辆,80年代的人流”,对现状觉得“气不顺”。

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上海市民,对当时的公交车、棚户区记忆深刻。1987年底,陆家嘴轮渡发生踩踏事故。1988年上半年,全市笼罩在甲肝阴影中,感染人数达31万。而上世纪30年代建成的市政自来水管道,频繁在这一时期出现老化爆裂情况,冲毁马路,影响用水,还可能造成人身伤亡。
上任不久的朱镕基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表达了工作的不易:“我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经验。我没有在地方工作过,一直坐在北京,所以到上海来了后,这3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预言一年之内我的头发全部变白,这是他的体会,我已经感受到了。”

在上海工作两年多之后,朱镕基形容上海老百姓的困难:“上下班交通困难,喝的水不像水,住的房子挤得一塌糊涂。这种情况下你要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是不大容易的。”

不过对1988年的上海来说,朱镕基的到来,“给了大家对‘京官’的一种期盼,认为他会带着中央的政策来,是来破题的”。钱启东说,今天回头来看,朱镕基在上海的3年多,“既是一个上海进一步市场化的过渡期,又是浦东开发引领新时代的启动时期,他为上海引领改革风潮、后来居上打下了坚实基础”。曾任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的姚锡棠说,江泽民和朱镕基两个外来干部,是非常坚定的市场经济倡导者,之前的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也是倡导改革的。“汪市长是个绅士,学者气质浓,非常温和;江市长在战略上能抓住改革的重点,有胸襟;朱市长是个冲锋的人,敢得罪人,办实事。”从江泽民在上海任职开始,每两个月上海市领导会组织专家开讨论会,市长直接听取专家们的发展建议,有时候也会与专家争论问题,这个习惯延续了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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