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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与上海的艰难改革(上)(2)

2013-09-03 11:57 作者:吴琪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上海,一直包围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中:改革该“放”还是该“收”、产业如何转型、要不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金融改革要不要迈大步?对于地方官朱镕基来说,往前推动改革从不曾犹豫过,他所要做的,只是如何策略地为上海找到出路……

上海大众公司第二任总经理王荣钧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上海大众汽车厂组装车间的生产线

“桑塔纳”必须国产化

这次调查后,朱镕基总结说:“我开诚布公地说,上海桑塔纳销售得很好,但是推进国产化工作的进程很慢……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痛苦教训,三年来的国产化工作,实际上几乎没有向前迈进一步。”在这年底的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振兴汽车工业协调小组组长姚依林、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等提出了具体要求:上海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率1988年要达到25%,1989年达到50%,1991年基本实现国产化。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1987年12月22日,朱镕基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并被提名为上海市市长人选。桑塔纳国产化的难题,成了他需要打的一场硬仗。这也成为他初来上海主抓的一个重点项目。

对此朱镕基应该是已有准备,在半年前的1987年7月,他在全国对外经济合作会议上注意到工作能力突出的陆吉安,会议后通过广播找到他。“上海陆吉安请注意,朱镕基有事找你。”朱镕基请陆吉安吃饭,又给他买好回上海的飞机票,飞机刚落地,上海市的专车已经候在一旁。朱镕基与上海市领导商定,让时任上海市经委副主任的陆吉安,同时兼任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总裁、上海大众汽车公司董事长。为了保留他的公职,上海市特意打报告给国务院。而朱镕基的这一安排,上海大众首任德方副总经理波斯特在回忆录中说道:“那是朱镕基巧妙的一步棋,将一个他信任的人放在上海大众董事会的最高位置上,他相信那个人会在我们看来不寻常的双重角色中,以新的干劲将国产化和我们共同的项目向前推进。”

桑塔纳怎么往前迈步,涉及如何利用外汇、如何节省成本、如何发展汽车零部件工业等各方面,朱镕基不得不领着大家一起算账。

桑塔纳项目的散件需要进口,它是由德国大众采购来的,要收中方管理费、包装费、运输费等,它的包装费占了零件价格的30%多,所以说,组装一辆车要比进口一辆车的价格高。但为什么还要组装?由于零部件进口关税低,桑塔纳项目的高技术含量等原因,所以有优惠,只收50%的税。而当时整车进口的价格,要原价加220%的税,等于是3倍的价钱。这样算下来,组装还是便宜的。国家最初决策的整体想法,就是限制整车,放松一点组装。但组装也要动用大量外汇去购买零配件。一辆桑塔纳的CKD零件要花1万美元左右。1万辆就要1亿美元。

朱镕基对此十分着急。“(国产化)这个工作应我们自己做,不能只靠德国人,因为靠CKD他们照样赚钱,他们不会比我们着急。”“(国务院)每年准许上海生产轿车的数量按国产化率递增,不能无限制地搞CKD。现在搞CKD可能赚钱,但国家没有外汇,不能这么搞。所以对上海同志来说,搞国产化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朱镕基将他说干就干的工作作风带到了上海。1988年4月,朱镕基任上海市市长。上任不到3天,他就来到上海安亭大众汽车厂视察。他视察后第二天一大早,让德国合作伙伴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德方副总经理波斯特描述说:“第二天,一如往常,早晨6点半,保尔和我驱车驶往工厂。在我们就要达到目的地的时候,我们遭遇了堵车。在厂区入口处,一辆巨型吊车横卧在马路上,将路堵死,没人可以继续前进。中国人一夜之间从哪里弄来了这样一辆吊车,谁又将它运来横在我们的厂门前,我们并不知晓。不过,从那时起,洛浦路就在我们的厂门前打住了,同一天,开始了周围道路开通的挖掘工作。我们长舒一口气,感受到了朱镕基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做生意在中国仍然是‘政治事务’,碰到问题,最后还是政治说了算。”

原因是,在头一天的视察中,波斯特向朱镕基反映了三个问题,最紧迫的就是:“那条穿过我们厂区的公共道路,一直没有封闭。市长先生,您知道灰尘对于油漆车间意味着什么。穿过本来就很不封闭的窗户进入油漆车间的每一粒灰尘,您之后就会在出厂的桑塔纳的漆面上找到。照理说,这条道路两年前就该封闭,合资合同里也是这么规定的。”当时面色已经不好看的朱镕基马上说:“如果这条路24小时内没有被封闭,请您打电话给我。”然后波斯特第二天早上便看到了让他惊诧的一幕,这条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纠缠了3年,好几个部门“扯皮”都没能解决的公共通道,果真24小时内就给堵死了。

而在处理类似事情时,性情耿直的朱镕基常常是憋着一肚子火。1988年7月31日,朱镕基写信给时任上海市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的万学远,直接批评上海市府的机构现状:“一是机关重叠,互相牵制,扯皮习以为常;一是主要负责同志不过问,听之任之。”他提出:“久拖不办要追究一把手失职”,“凡副市长、副秘书长开会协调,一定要拿出仲裁意见,没有把握的事可随时直接请示市长。不解决问题,不拿出意见,就不要开会。不一抓到底,什么事也办不成”。

这也是朱镕基在上海工作3年多,给部下留下的主要印象。一位老局长向本刊回忆说:“朱镕基还没有来之前,我们就传开了,说这个人厉害得不得了,大家以后要小心了。果然,他来了后听各部门的局长汇报工作,就像提审一样,他如果问了好几个业务问题,局长答不上来,那就有得难堪了。他动不动就要撤大家的职,今天说要撤这个的职,明天要撤那个的职,当着几十个人的面,挨批的人真是下不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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