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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与上海的艰难改革(上)

2013-09-03 11:57 作者:吴琪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上海,一直包围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中:改革该“放”还是该“收”、产业如何转型、要不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金融改革要不要迈大步?对于地方官朱镕基来说,往前推动改革从不曾犹豫过,他所要做的,只是如何策略地为上海找到出路……
重温艰难改革时刻
朱镕基在上海
主笔吴琪
今天站在上海外滩,遥望黄浦江对岸高楼林立的浦东,一般人很难想象,20多年前困在浦西的这个中国工业基地,在财政逐步下滑、企业转型艰难、住房交通拥挤、社会矛盾激化的迷惘中,是怎样摸索着找到自己的道路。
“上海搞不好了。”研究上海党史的严爱云提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是上海市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们直接感受到的是物价高、经济不景气,马路上又脏又乱,一家几代人挤住在弄堂里的格子间,出门交通拥堵,上海人挤公交车的“惨烈”全国闻名。
曾任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的姚锡棠老先生,用几组数字向我说明当时生活在上海的感受: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上有不少工厂,上海钢铁厂也在市区里,这些工厂造成的污染非常严重。上海最拥挤的地段上,一平方公里住着16万人,全上海的弄堂里当时有80万只马桶。公交车每平方米要挤12人,整个上海高于12层的建筑只有十几栋。上海人逐渐发现,他们曾有的优越感在慢慢降低。
1981~1982年,上海全市曾展开“上海向何处去,建设什么样的上海”的大讨论。80年代初,《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文中说,相当一段时间里,上海工业总产值、出口总产值、财政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有效利用率、商品调拨量、内迁工厂与技术人员输出等10项指标均占全国第一。1980年它的产值曾占全国1/8,上交财政的数额曾占全国的1/6,但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却欠账较多。到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人均道路面积、人均居住面积都属全国倒数第一,而三废污染、车辆事故、人口密度等指标则居高不下。
上海人于是觉得不公平,他们对中央的财政贡献大,自己却缺乏资金解决城市建设、环境污染、住房拥挤等问题。“上海不就像只光下蛋不吃食的老母鸡嘛?”而这些表象的背后,是逐渐失去计划体制保护的上海,对未来之路的迷茫。虽然经济体量庞大,但经济基本是封闭的,它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却也成为走向市场最艰难的转型者。
这种感受,还源于对比。改革开放之后的广东经济活跃,“三来一补”的加工工业十分发达,合资企业遍地开花,深圳成为让人羡慕的经济样板。上海不远处的江苏、浙江的乡镇企业已有燎原之势,“苏南模式”的活力引来了全国关注。上海处在广东合资企业与江浙乡镇企业的夹击中,到了80年代中后期,每年经济发展速度不仅不像过去那样居于前列,还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3个百分点。
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出现了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通货膨胀加剧等现象。上海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新问题。最突出的是,地方财政收入连续几年不断“滑坡”,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过大,老百姓的怨言非常多。
实际上,这时候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重点从南部的珠江三角洲转移到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上海终于进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线。但是这种“进入”,伴随着持久的迷茫和争论。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对国民经济基础影响不大的地区入手,以第二产业开放为主。到了80年代中期,改革开始深入到腹地。邓小平谈到,上海开放了,“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这句话如果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也意味着从上海开始深入腹地的改革,不允许失败。从某种程度上说,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经济重镇上海探索出了方向,标志着改革已经从工业企业为主体的开放,扩展到了以发达的经济、现代交通手段、科技专业型人才为基础的第三产业。
姚锡棠说,中央关于上海的发展战略,在经过调研之后,1985年基本定下来了。这一年国务院批转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海的发展要走改造、振兴路子,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多功能作用,力争在20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上海走活第三产业这着棋,更能重新焕发青春和活力,更好地发挥经济中心的作用,运用综合功能为全国经济建设服务。”
其中提到上海走活第三产业,成为多功能城市,指明了改革的方向。解放前的上海是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经济活动和金融贸易活动极为发达。解放前上海商业批发有2000家,交易市场80处,进出口行2000家,金融机构650家。只是这些被冠以“资本主义”的帽子之后,人们好似遗忘了上海曾经的气质。
新中国成立30年后要找回那个远东大都市的感觉,这种转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光是要改变习惯了计划经济的上海干部的思想,就很困难。姚锡棠说,上海当时的不少干部,是工业部门提升上来的,顽固地认为发展经济就是发展工业,对发展第三产业比较抵触。而曾经在解放后30年里向中央上缴了3000个亿的上海纺织工业,也要在这种调整中大大缩减比重,很多人是想不通的。这种争论一直到1990年中央宣布了浦东开发,仍在持续。
在这段时期内,江泽民和朱镕基前后来到上海,作为从中央派下来的地方官,他们被赋予了上海改革“破题”的重任。怎样让上海从一个开始滑坡的计划体制的“壳”中破茧而出,在改革开放中后来居上,有许多具体的“硬骨头”要啃:原料短缺,特别是棉花、生铁这些初级原料的短缺,仍然折磨着上海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能源和原材料的暴涨,更使上海工业陷入新的困境。工业结构的调整,是把力量放在产品结构调整上,还是下决心调整上海工业的内部结构?怎么保障副食品的供应,改善上海城市面貌?怎么解决住房问题,让老百姓消消气?财政资金总是紧张,上海要进行庞大基建的资金从哪里来?上海有建立金融中心的基础,可是如果公开这么提,可能会戴上“资本主义”的帽子,上海怎么能既避免争论,又取得金融改革的实质性进步?
一系列问题困扰着决策者。江泽民说,上海人精明,却不高明。朱镕基提出,希望上海人既精明又高明。1990年中央开发浦东的决策已出,但是上海还在两种意见中徘徊:很多干部支持把浦西的工业转移到浦东,将浦东建设成为另一个工业基地;另一批人则认为浦东应该发展成综合性的区域,大力提高服务业的比重。朱镕基既到浦东的地面去考察,也坐着直升机从空中看浦东,在1990年夏天访问了新加坡和香港地区之后,朱镕基对于上海的道路选择更加坚定了,“上海是一个没有原材料、没有能源的城市,想过多地把工业发展到多么高的地步是不大可能的。你就搞高精尖,又能搞多少?高精尖那么容易搞?所以,真正把经济搞上去,还是要靠发展各种各样的第三产业”。方向的确定,为上海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上海找准了方向,为邓小平“南巡”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今年8月份,《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出版,又把我们带回了20多年前挣扎着突破重围的上海。翻看朱镕基的讲话,能感受到他对于改革陷入困境有时近乎捶胸顿足的急迫感:“上海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工业技术中心,从来是朝南而坐、老大自居。现在地位下降,但架子仍然不小。大家都说上海人精明,其实我看并不见得。上海人论精明不如广东人,更不如香港人,也就是缺乏商业意识……我常讲:‘决千金者不计锱铢。’没有这种气魄,如何同别人合作呢?”朱镕基批评上海和批评下属工作都毫不留情,倔强、铁面、无私、雷厉风行的性格跃然纸上。当我带着这样的印象去上海寻访他的老部下时,近距离验证了朱镕基在《讲话实录》里体现出的强烈个性。上海的改革路径,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从最高领导到上海具体官员共同探索的曲折过程。朱镕基从1987到1991年在上海的工作,更像一台倔强的推土机,将中央对上海的发展战略,变成一个一个具体推进落实的政策。
寻访20多年前的历史,让我惊诧的是,不同时期改革的困难,在当时看来都是难以克服的。当我们遇到新的困难、彷徨于改革到底该走向何处时,其实很需要回首当年的处境。今天人们感怀的,也正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的锐气,“每往前走一步,都是在打破体制,都是在做事”。
朱镕基很少流露个人感情,但是在1988年4月25日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这样吐露心声:“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他的老部下说,作风强硬的朱镕基偶尔也难免武断,但是正如他自己表露的,他毫无私心,“光是这一点,我们一辈子都敬重他”。
朱镕基与上海的艰难改革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上海,一直包围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中:改革该“放”还是该“收”、产业如何转型、要不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金融改革要不要迈大步?对于地方官朱镕基来说,往前推动改革从不曾犹豫过,他所要做的,只是如何策略地为上海找到出路……
主笔吴琪
兴师问罪
“久闻大名。你们日子过得很好啊,反正只要进口散件,组装一下就能卖钱了,钱赚得容易。”
1987年6月,在上海锦江小礼堂,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第一次见到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新来的总经理王荣钧,有些出言不善。朱镕基这次是在国务院领导指派下,带领一个阵容强大的工作组到上海,专门调查研究桑塔纳国产化问题。
1984年,上海大众合资项目历经6年共30多次的谈判才最终落地。按照当初上海跟德国大众谈判时确定的目标,桑塔纳有个长达7年的国产化计划表,每年都要有进度,第七年国产化率要达到90%以上。可是已经干了两年多,桑塔纳的国产化只有2.7%!这2.7%包括四个零件:轮胎、喇叭、天线、标牌。其中就轮胎值点儿钱,因为一辆车需要5条轮胎(包括一条备用胎),其他的就值100来块钱。
桑塔纳国产化的缓慢进展,让上海市领导非常着急。对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上海来说,有石化、飞机、汽车三大项目同时要上。仔细考察后,上海把重点放在了正在起步的汽车项目上。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明确说道,桑塔纳轿车是上海的一个重要关键项目,只能向前,不能犹豫,“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汽车搞上去”。桑塔纳的国产化,被列为上海新一轮经济发展中战略调整的重点扶持项目。如果做不起来,这个“宝”就押错了。
今年81岁的王荣钧向本刊回忆说,上海的汽车工业当时处在一个关口上,之前上海生产的吉普车比不过北京的“212吉普”,2吨半的轻型卡车比不过北京“二里沟”轻卡,5吨的“交通牌”中型卡车又比不过“一汽”的“解放”。完全国产化的“上海牌”轿车是当时国内唯一批量生产的轿车,可是名气没有“红旗”大。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合资品牌,“如果‘一汽’、‘二汽’先上了轿车合资项目,上海汽车工业的命运就很悬了,历史有可能会被改写”。
王荣钧说,1986年“两会”期间,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在北京找到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陈祖涛,请他推荐几位汽车专家,帮帮艰难起步中的上海大众。陈祖涛就推荐了在“一汽”、“二汽”都干过的他。王荣钧对上海大众初步了解后,听说上海部分干部偏爱上海汽车厂,认为上海汽车厂虽然不能和上海大众比,但它毕竟是“自己亲生的”,而上海大众是洋人的。王荣钧说,他于是提出要求,上海一定要把上海大众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爱护和支持,“如果做不到,不把桑塔纳项目搞上去,那么上海的汽车工业就完了”。
1987年王荣钧到任后,上海大众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质疑更多了——桑塔纳轿车国产化的进度为何这样慢?再加上有人写信告状,此事惊动了中央和国务院。于是有了开头的一幕,朱镕基见到王荣钧后略带讽刺的开场白。
王荣钧一听,感觉这句话是在批评上海大众,他回答说:“我上任刚3个月,我的看法是,上海大众如果不搞国产化,好像一个大楼建在沙滩上一样,迟早会倒掉。8.9万辆CKD(英文CompletelyKnockDown的缩写,指以全散件形式进口整车)指标用完后,如果没有国产化,上海大众就只有关门了。”这也正是上海市领导着急的原因,等到CKD指标用完了,大众若还没法国产化,不可能再持续地进口桑塔纳,那这个项目就彻底失败了。
朱镕基没作声,大家继续讨论。
出乎王荣钧意料的是,当晚,朱镕基单独找他到锦江饭店中条14楼谈话,这一谈就是3个小时。在看到王荣钧拿出的两张照片后,朱镕基的态度终于缓和了。
照片上是一个在总装线最后一道工序——转毂试验时爆裂的轮胎,这是当天下午刚发生的事。轮胎在转毂试验台上试验时,外层的橡胶与里头的帘布脱开,轮胎爆裂。这还是上海最有名的正泰橡胶厂的产品,它的橡胶、模具都是进口的,硫化工序也是国外技术,但还是出了问题。王荣钧说,要是汽车在行驶中发生这样的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事隔26年,王荣钧还记得朱镕基的反应。朱镕基震惊了,他说:“如果这样,你们搞国产化,每个零部件都相当于坐在一个火山口上,这样不行,国产化质量确实太重要了。”而这正是王荣钧坚持的,他当时正面临着是保速度还是保质量的压力。王荣钧来到上海讲的一句话,被上海媒体广泛引用:“如果只讲国产化的速度,不讲质量的高标准,那么上海牌轿车本来就是100%国产化的了,何必还要引进桑塔纳呢?”
王荣钧还向朱镕基提到,合资企业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很突出,不少上海干部认为,与德国人合作如果不吵架,就是跟德国人坐一条板凳,是软弱和卖国的表现。这种指责让第一任总经理非常为难,作为第二任总经理的王荣钧因为尊重德国人的意见,也遇到不小的压力。
而桑塔纳国产化的起步为何这样慢?这基于中国汽车工业当时的现实,桑塔纳80%的零件需要外购,自己只做两部分:一是短发动机,另一个是车身,把买来的薄板钢冲压成型,拼焊成白车身,再油漆、总装。两者加起来不超过一辆汽车价值的20%。所以,零部件对于桑塔纳国产化非常重要,占到汽车价值的80%,可是中国过去主要是生产卡车,几乎没有轿车的零部件工业。当时德国的《明镜》周刊报道说:“面对桑塔纳一切为零,上海大众像是被扔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国内几乎没有任何配件厂。”
按照合同规定,桑塔纳国产化的零部件必须拿到德国去测试,由总部设在沃尔夫斯堡的德国大众公司认可。可是每做一个零部件,如果要达到德国大众标准,都要引进设备,引进生产线,引进软件系统。但引进技术的资金又成问题。
王荣钧向本刊介绍说,上海牌轿车产量最高的一年也只有7000多辆,一般年份只有四五千辆,而桑塔纳的初期规模就是3万辆,这些零部件厂的产能规模远远不能满足要求,更不要说年产量达到几十万辆了。“这不是一年半载就能解决的,得有个过程。”
听到这些意见后,朱镕基明白了桑塔纳国产化的艰难。王荣钧说,在和他聊到夜里23点多之后,他坚持从14楼坐电梯送王荣钧下楼。
不过朱镕基有名的火暴脾气并没减少,在看到照片上的轮胎问题时,朱镕基马上提出要调查、要撤轮胎厂厂长的职。这点让王荣钧有些左右为难:“这个厂长是我的好朋友,对上海大众也很支持,如果因为我反映了轮胎的质量问题而被撤职,我会感到内疚。但掩盖质量问题,对桑塔纳国产化会带来危害,我想如实反映问题还是对的。”最后查出原因是一袋橡胶原料受了潮,白班的工人发现后把这袋受潮的原料放到了一边,而夜班的工人不知道,双方没有交接清楚,就把这袋受了潮的原料使用了。王荣钧发现,除了技术之外,管理也会使生产出现大问题。
在调查组离开上海前,朱镕基在总结发言时提出了后来被广为传颂的那句话:“国产化要坚持高质量,不要‘瓜菜代’!”
“桑塔纳”必须国产化
这次调查后,朱镕基总结说:“我开诚布公地说,上海桑塔纳销售得很好,但是推进国产化工作的进程很慢……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痛苦教训,三年来的国产化工作,实际上几乎没有向前迈进一步。”在这年底的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振兴汽车工业协调小组组长姚依林、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等提出了具体要求:上海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率1988年要达到25%,1989年达到50%,1991年基本实现国产化。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1987年12月22日,朱镕基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并被提名为上海市市长人选。桑塔纳国产化的难题,成了他需要打的一场硬仗。这也成为他初来上海主抓的一个重点项目。
对此朱镕基应该是已有准备,在半年前的1987年7月,他在全国对外经济合作会议上注意到工作能力突出的陆吉安,会议后通过广播找到他。“上海陆吉安请注意,朱镕基有事找你。”朱镕基请陆吉安吃饭,又给他买好回上海的飞机票,飞机刚落地,上海市的专车已经候在一旁。朱镕基与上海市领导商定,让时任上海市经委副主任的陆吉安,同时兼任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总裁、上海大众汽车公司董事长。为了保留他的公职,上海市特意打报告给国务院。而朱镕基的这一安排,上海大众首任德方副总经理波斯特在回忆录中说道:“那是朱镕基巧妙的一步棋,将一个他信任的人放在上海大众董事会的最高位置上,他相信那个人会在我们看来不寻常的双重角色中,以新的干劲将国产化和我们共同的项目向前推进。”
桑塔纳怎么往前迈步,涉及如何利用外汇、如何节省成本、如何发展汽车零部件工业等各方面,朱镕基不得不领着大家一起算账。
桑塔纳项目的散件需要进口,它是由德国大众采购来的,要收中方管理费、包装费、运输费等,它的包装费占了零件价格的30%多,所以说,组装一辆车要比进口一辆车的价格高。但为什么还要组装?由于零部件进口关税低,桑塔纳项目的高技术含量等原因,所以有优惠,只收50%的税。而当时整车进口的价格,要原价加220%的税,等于是3倍的价钱。这样算下来,组装还是便宜的。国家最初决策的整体想法,就是限制整车,放松一点组装。但组装也要动用大量外汇去购买零配件。一辆桑塔纳的CKD零件要花1万美元左右。1万辆就要1亿美元。
朱镕基对此十分着急。“(国产化)这个工作应我们自己做,不能只靠德国人,因为靠CKD他们照样赚钱,他们不会比我们着急。”“(国务院)每年准许上海生产轿车的数量按国产化率递增,不能无限制地搞CKD。现在搞CKD可能赚钱,但国家没有外汇,不能这么搞。所以对上海同志来说,搞国产化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朱镕基将他说干就干的工作作风带到了上海。1988年4月,朱镕基任上海市市长。上任不到3天,他就来到上海安亭大众汽车厂视察。他视察后第二天一大早,让德国合作伙伴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德方副总经理波斯特描述说:“第二天,一如往常,早晨6点半,保尔和我驱车驶往工厂。在我们就要达到目的地的时候,我们遭遇了堵车。在厂区入口处,一辆巨型吊车横卧在马路上,将路堵死,没人可以继续前进。中国人一夜之间从哪里弄来了这样一辆吊车,谁又将它运来横在我们的厂门前,我们并不知晓。不过,从那时起,洛浦路就在我们的厂门前打住了,同一天,开始了周围道路开通的挖掘工作。我们长舒一口气,感受到了朱镕基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做生意在中国仍然是‘政治事务’,碰到问题,最后还是政治说了算。”
原因是,在头一天的视察中,波斯特向朱镕基反映了三个问题,最紧迫的就是:“那条穿过我们厂区的公共道路,一直没有封闭。市长先生,您知道灰尘对于油漆车间意味着什么。穿过本来就很不封闭的窗户进入油漆车间的每一粒灰尘,您之后就会在出厂的桑塔纳的漆面上找到。照理说,这条道路两年前就该封闭,合资合同里也是这么规定的。”当时面色已经不好看的朱镕基马上说:“如果这条路24小时内没有被封闭,请您打电话给我。”然后波斯特第二天早上便看到了让他惊诧的一幕,这条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纠缠了3年,好几个部门“扯皮”都没能解决的公共通道,果真24小时内就给堵死了。
而在处理类似事情时,性情耿直的朱镕基常常是憋着一肚子火。1988年7月31日,朱镕基写信给时任上海市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的万学远,直接批评上海市府的机构现状:“一是机关重叠,互相牵制,扯皮习以为常;一是主要负责同志不过问,听之任之。”他提出:“久拖不办要追究一把手失职”,“凡副市长、副秘书长开会协调,一定要拿出仲裁意见,没有把握的事可随时直接请示市长。不解决问题,不拿出意见,就不要开会。不一抓到底,什么事也办不成”。
这也是朱镕基在上海工作3年多,给部下留下的主要印象。一位老局长向本刊回忆说:“朱镕基还没有来之前,我们就传开了,说这个人厉害得不得了,大家以后要小心了。果然,他来了后听各部门的局长汇报工作,就像提审一样,他如果问了好几个业务问题,局长答不上来,那就有得难堪了。他动不动就要撤大家的职,今天说要撤这个的职,明天要撤那个的职,当着几十个人的面,挨批的人真是下不来台。”
“我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
1988年2月正式来上海工作的朱镕基,正面临上海的“内焦外困”时期,他担心的是,如果上海找不到新的突破口,历史会让他和同僚们下不来台。
“桑塔纳”的国产化仅仅是难题之一。纵观上海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发展,给人留下“几起几落”的印象,但是到了80年中后期,随着改革深入,各地区无法再享受原有计划经济统配的廉价原材料,而需要面向市场自行筹措,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上海财政好几年滑坡,只“落”不“起”了。1985到1987年,上海的年财政收入由181亿元跌到165亿元,而在朱镕基接任市长的1988年,当年的财政收入预计为153亿元。
上海实业综合研究院的理事长钱启东那时正在上海市计委工作,他向本刊回忆说,当时正是上海的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时期。上海四周的乡镇企业星星之火已经燎原,上海郊区的乡镇企业也在发展,但是不如江浙的小企业灵活。而上海市区内的大工业,就更是笨重陈旧了。
大企业待遇低,不少江浙的乡镇企业来上海大企业挖技术人员,80年代初上海出现了“星期日工程师”。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的助理工程师韩琨,因为几年内每逢周日就帮助奉贤县一家橡胶厂技术攻关,收取了工资和奖金,成为全国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中上海的一只“大老虎”。坚信韩琨无罪的律师郑学诚据理力争,法院仍然判韩琨有罪,郑学诚将此事告知媒体,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以《救活工厂有功,接受报酬无罪》的醒目标题报道了韩琨事件,引起全国的强烈反响。
这场持续4个月的全国性大讨论,最终引起了有关领导的关注。时任国家劳动人事部部长的赵守一就科技人员兼职和业余科技劳动问题公开发表了意见,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做出了对韩琨不定罪的批示意见,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陈丕显还将此事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做出了韩琨无罪的结论。
就是在这样一种改革该“放”还是该“收”的争论中,上海的改革开放走得摇摇摆摆。钱启东说,江泽民来上海工作后,说了那句特别经典的话:“上海人精明,但是不高明。”当时各地为了拉到外资,乡镇干部几乎“赤膊上阵”,可是上海的干部有优越感,谈合作老怕吃亏,要求提得很高,最终谈成的项目不多。外商在上海办事,衙门难进,事情难办。
“我感觉自己是坐在火山上,不知哪一天会爆发。”就任市长两个月的朱镕基,面对来访的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坦言自己面对当时上海工厂火灾隐患的压力。而这场会面结束后,作家请求市长帮他买一张回北京的飞机票,因为当时上海的飞机票经过层层扣留,只能通过后门关系而非售票窗口购得。
从上海经济的层面来说,国营经济占上海经济的大头,计划体制要保障大量的工人有饭吃,国有企业必须改革。上海当时占地面积最大的就是纺织行业,在闸北区、闵行区几乎三分之一的人都在纺织业工作。而江浙乡镇企业的崛起,有着机制灵活、成本低的优势,一直是上海支柱产业的纺织业受到了外地竞争的冲击。上海的财政困难与企业经营不善、民生问题不好解决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老百姓自嘲上海是“30年代的马路,70年代的车辆,80年代的人流”,对现状觉得“气不顺”。
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上海市民,对当时的公交车、棚户区记忆深刻。1987年底,陆家嘴轮渡发生踩踏事故。1988年上半年,全市笼罩在甲肝阴影中,感染人数达31万。而上世纪30年代建成的市政自来水管道,频繁在这一时期出现老化爆裂情况,冲毁马路,影响用水,还可能造成人身伤亡。
上任不久的朱镕基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表达了工作的不易:“我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经验。我没有在地方工作过,一直坐在北京,所以到上海来了后,这3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预言一年之内我的头发全部变白,这是他的体会,我已经感受到了。”
在上海工作两年多之后,朱镕基形容上海老百姓的困难:“上下班交通困难,喝的水不像水,住的房子挤得一塌糊涂。这种情况下你要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是不大容易的。”
不过对1988年的上海来说,朱镕基的到来,“给了大家对‘京官’的一种期盼,认为他会带着中央的政策来,是来破题的”。钱启东说,今天回头来看,朱镕基在上海的3年多,“既是一个上海进一步市场化的过渡期,又是浦东开发引领新时代的启动时期,他为上海引领改革风潮、后来居上打下了坚实基础”。曾任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的姚锡棠说,江泽民和朱镕基两个外来干部,是非常坚定的市场经济倡导者,之前的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也是倡导改革的。“汪市长是个绅士,学者气质浓,非常温和;江市长在战略上能抓住改革的重点,有胸襟;朱市长是个冲锋的人,敢得罪人,办实事。”从江泽民在上海任职开始,每两个月上海市领导会组织专家开讨论会,市长直接听取专家们的发展建议,有时候也会与专家争论问题,这个习惯延续了十几年。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上海大众公司桑塔纳汽车销售店

兴师问罪

“久闻大名。你们日子过得很好啊,反正只要进口散件,组装一下就能卖钱了,钱赚得容易。”
1987年6月,在上海锦江小礼堂,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第一次见到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新来的总经理王荣钧,有些出言不善。朱镕基这次是在国务院领导指派下,带领一个阵容强大的工作组到上海,专门调查研究桑塔纳国产化问题。

1984年,上海大众合资项目历经6年共30多次的谈判才最终落地。按照当初上海跟德国大众谈判时确定的目标,桑塔纳有个长达7年的国产化计划表,每年都要有进度,第七年国产化率要达到90%以上。可是已经干了两年多,桑塔纳的国产化只有2.7%!这2.7%包括四个零件:轮胎、喇叭、天线、标牌。其中就轮胎值点儿钱,因为一辆车需要5条轮胎(包括一条备用胎),其他的就值100来块钱。

桑塔纳国产化的缓慢进展,让上海市领导非常着急。对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上海来说,有石化、飞机、汽车三大项目同时要上。仔细考察后,上海把重点放在了正在起步的汽车项目上。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明确说道,桑塔纳轿车是上海的一个重要关键项目,只能向前,不能犹豫,“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汽车搞上去”。桑塔纳的国产化,被列为上海新一轮经济发展中战略调整的重点扶持项目。如果做不起来,这个“宝”就押错了。

今年81岁的王荣钧向本刊回忆说,上海的汽车工业当时处在一个关口上,之前上海生产的吉普车比不过北京的“212吉普”,2吨半的轻型卡车比不过北京“二里沟”轻卡,5吨的“交通牌”中型卡车又比不过“一汽”的“解放”。完全国产化的“上海牌”轿车是当时国内唯一批量生产的轿车,可是名气没有“红旗”大。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合资品牌,“如果‘一汽’、‘二汽’先上了轿车合资项目,上海汽车工业的命运就很悬了,历史有可能会被改写”。

王荣钧说,1986年“两会”期间,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在北京找到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陈祖涛,请他推荐几位汽车专家,帮帮艰难起步中的上海大众。陈祖涛就推荐了在“一汽”、“二汽”都干过的他。王荣钧对上海大众初步了解后,听说上海部分干部偏爱上海汽车厂,认为上海汽车厂虽然不能和上海大众比,但它毕竟是“自己亲生的”,而上海大众是洋人的。王荣钧说,他于是提出要求,上海一定要把上海大众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爱护和支持,“如果做不到,不把桑塔纳项目搞上去,那么上海的汽车工业就完了”。

1987年王荣钧到任后,上海大众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质疑更多了——桑塔纳轿车国产化的进度为何这样慢?再加上有人写信告状,此事惊动了中央和国务院。于是有了开头的一幕,朱镕基见到王荣钧后略带讽刺的开场白。

王荣钧一听,感觉这句话是在批评上海大众,他回答说:“我上任刚3个月,我的看法是,上海大众如果不搞国产化,好像一个大楼建在沙滩上一样,迟早会倒掉。8.9万辆CKD(英文CompletelyKnockDown的缩写,指以全散件形式进口整车)指标用完后,如果没有国产化,上海大众就只有关门了。”这也正是上海市领导着急的原因,等到CKD指标用完了,大众若还没法国产化,不可能再持续地进口桑塔纳,那这个项目就彻底失败了。

朱镕基没作声,大家继续讨论。

出乎王荣钧意料的是,当晚,朱镕基单独找他到锦江饭店中条14楼谈话,这一谈就是3个小时。在看到王荣钧拿出的两张照片后,朱镕基的态度终于缓和了。
照片上是一个在总装线最后一道工序——转毂试验时爆裂的轮胎,这是当天下午刚发生的事。轮胎在转毂试验台上试验时,外层的橡胶与里头的帘布脱开,轮胎爆裂。这还是上海最有名的正泰橡胶厂的产品,它的橡胶、模具都是进口的,硫化工序也是国外技术,但还是出了问题。王荣钧说,要是汽车在行驶中发生这样的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事隔26年,王荣钧还记得朱镕基的反应。朱镕基震惊了,他说:“如果这样,你们搞国产化,每个零部件都相当于坐在一个火山口上,这样不行,国产化质量确实太重要了。”而这正是王荣钧坚持的,他当时正面临着是保速度还是保质量的压力。王荣钧来到上海讲的一句话,被上海媒体广泛引用:“如果只讲国产化的速度,不讲质量的高标准,那么上海牌轿车本来就是100%国产化的了,何必还要引进桑塔纳呢?”

王荣钧还向朱镕基提到,合资企业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很突出,不少上海干部认为,与德国人合作如果不吵架,就是跟德国人坐一条板凳,是软弱和卖国的表现。这种指责让第一任总经理非常为难,作为第二任总经理的王荣钧因为尊重德国人的意见,也遇到不小的压力。
而桑塔纳国产化的起步为何这样慢?这基于中国汽车工业当时的现实,桑塔纳80%的零件需要外购,自己只做两部分:一是短发动机,另一个是车身,把买来的薄板钢冲压成型,拼焊成白车身,再油漆、总装。两者加起来不超过一辆汽车价值的20%。所以,零部件对于桑塔纳国产化非常重要,占到汽车价值的80%,可是中国过去主要是生产卡车,几乎没有轿车的零部件工业。当时德国的《明镜》周刊报道说:“面对桑塔纳一切为零,上海大众像是被扔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国内几乎没有任何配件厂。”

按照合同规定,桑塔纳国产化的零部件必须拿到德国去测试,由总部设在沃尔夫斯堡的德国大众公司认可。可是每做一个零部件,如果要达到德国大众标准,都要引进设备,引进生产线,引进软件系统。但引进技术的资金又成问题。

王荣钧向本刊介绍说,上海牌轿车产量最高的一年也只有7000多辆,一般年份只有四五千辆,而桑塔纳的初期规模就是3万辆,这些零部件厂的产能规模远远不能满足要求,更不要说年产量达到几十万辆了。“这不是一年半载就能解决的,得有个过程。”

听到这些意见后,朱镕基明白了桑塔纳国产化的艰难。王荣钧说,在和他聊到夜里23点多之后,他坚持从14楼坐电梯送王荣钧下楼。

不过朱镕基有名的火暴脾气并没减少,在看到照片上的轮胎问题时,朱镕基马上提出要调查、要撤轮胎厂厂长的职。这点让王荣钧有些左右为难:“这个厂长是我的好朋友,对上海大众也很支持,如果因为我反映了轮胎的质量问题而被撤职,我会感到内疚。但掩盖质量问题,对桑塔纳国产化会带来危害,我想如实反映问题还是对的。”最后查出原因是一袋橡胶原料受了潮,白班的工人发现后把这袋受潮的原料放到了一边,而夜班的工人不知道,双方没有交接清楚,就把这袋受了潮的原料使用了。王荣钧发现,除了技术之外,管理也会使生产出现大问题。

在调查组离开上海前,朱镕基在总结发言时提出了后来被广为传颂的那句话:“国产化要坚持高质量,不要‘瓜菜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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