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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汉字里的中国思维

2013-08-09 10:43 作者:王鸿谅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欧洲哲学倾向于在实体中去寻求真实性,而中国哲学则倾向于在关系中去寻求。”汉字是中国人认识自身与周边关系的认识论的具象体现,只有研究了这其中的思维方式,才能体会汉字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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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天下而皆象”

象字的甲骨文字形,就是描画的一头大象。根据现代的考古发现,黄河流域出土了很多大象的骨骼,这说明殷商时期的黄河流域,是温润的亚热带气候,很适合大象的生存,只是后来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大象变得十分稀少甚至绝迹。那个时期的大象,就好比后来的牛或马,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论衡·书需篇》记载着“传书言,舜葬于苍梧,象之为耕;禹葬会稽,鸟为之田”,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象耕鸟耘”。甲骨文里的“为”字,从手从象,看起来像人用手牵着一头大象,表示驾驭大象进行耕作,进而引申为一般的行为做,应该就是这种传说的见证。

从大象而来的“象”字,与语言相结合之后的使用中,被赋予了更多层次的意义。它可以指形象,《尚书·皋陶谟》里说:“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它也可以指意象,《周易·系辞上》里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所宜,故谓之象。”“中国的文化,无论是哲学思想领域,还是科学技术、文学艺术范畴,几乎无处不有‘象’的形影。”研究者王作新说,“论天体,说天象;论人体,说脉象;谈思维,则有想象、意象。”王夫之在《周易外传》里这样总结:“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对“象”这个字,从构形到赋予多层次意义的过程本身,就是我们传承下来的东方式认知和思维方式——“观物取象,立象尽意”。

客观物象是这种认知的起点。体现在造字里,就是象形,对事物进行描绘。许慎在《说文》里解释为,“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这种描绘并不是简单的原物实录,如果仅止于此,那就是绘画,而不是文字。从绘画跨越到文字,关键在于取象过程中的思维创造,这就是古人说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种思维创造,帮助人们突破了对客观世界的依赖,自然万物可取象,人类的社会活动可取象,人类在社会活动中获知的抽象概念也可取象,就像《周易》里说的,“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体现在文字的演变上,就是从源生字到孳生字的发展,音、形、义的组合方式,让文字的丰富有了无限种可能。

“象”与“意”的关联,一直就是古代文献乐于论述的主题。《周易·系辞上》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王弼在《周易·明象》里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这种具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结合,研究者王作新认为,“产物就是汉字里强烈的形象情结”。王作新做过一个统计:“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所录殷商文字,包括甲骨文和少量金文,1016字,无声(符)复体字381个,其中,意象组合式(会意字)有316个,占83%,语言组合式65个;《说文》小篆无声(符)复体字829个,意象组合式237个,占28%。”这意味着,“殷商文字,经历周秦发展,到《说文》小篆,汉字的画面性大大削弱,同语言结构相关联从而体现出的抽象性明显增强”。

王作新的结论是:“意象思维的认识方式,由汉字这一子系统来看,在《说文》时代,并没有退出民族思维传统舞台,而为抽象的逻辑思维认识所取代,倒是有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在单体文字中表现了鲜明的意象特征以及使用理性思维具象化的特征;在复体字中,语言组合式的会意字,借助概念的形式构成一种意向性判断,形声字以声符连接词语形式都涉入到了汉字结构基础——语言,反映了利用语言或概念来表达,解释客体对象的思维认识特征。同时,也正是形声字的崛起对同音假借形成的抗阻和补济,表现了对单纯抽象运思的淡漠,反映了对意象思维的偏爱钟情。”

在“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过程里,人们的认知和思维,完成了具象—抽象—意象的转换。王作新称之为“源于物象,介以法象,成于意象”。首先是对客观物体表象特征的考察,这是具象的,但是人们的观察并不仅仅停留在这种表象的描述,而是对客观物体进行抽象和归类,在造字时取其特征,由一个而知一类。比如甲骨文里的“人”字,并不是具体某个人的肖像描绘,而是一个侧立的人形。这种提炼的特征,最后固定为表意的汉字,又成为一种意象的存在。这种频繁的思维转换,也让汉字里的东方式认知,不同于西方科学,并不是通过内在的微观本质的分析来获得规律,而是通过整体特征之上的高度抽象而获得概念,注重的是来源于实践的直观、形象和感悟。王国维曾经论述说:“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吾国人之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需要之外,殆不欲穷究之也。”
这不仅为我们认识从商到秦汉时代的民族思维特征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依据,同时,它也昭示了这样一种事实,“在文化传承中,具有厚重历史感的汉民族,在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上有着强烈的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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