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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与飓风:普罗旺斯文学之旅

2013-07-29 10:55 作者:董强(发自普罗旺斯)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当上帝怀疑这个世界,他会欣慰地想起,自己创造了普罗旺斯。”(米斯特拉)在最具代表性的普罗旺斯作家中,米斯特拉是最接地气的一位,加缪是位于天空最高处的一位。

普罗旺斯区至美小镇戈尔特

阳光与飓风:普罗旺斯文学之旅
“当上帝怀疑这个世界,他会欣慰地想起,自己创造了普罗旺斯。”——米斯特拉
文董强(发自普罗旺斯)
在普罗旺斯的任何一天,都没有人向我提起彼得·梅尔。
普罗旺斯人不需要提彼得·梅尔,正如我们说起故宫时不需要提贝特鲁奇的《末代皇帝》。
因为普罗旺斯有自己的作家。
根据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的说法,一个地域的自然环境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上,都会对当地居民产生一种决定性影响,进而影响到由此产生出的文化与艺术。这样的理论,与精神分析学说相似,总是可以反驳,但也总有诸多道理。普罗旺斯成年的阳光、终日裸露的岩石、树木掩映下的清溪、成片的薰衣草、路上偶遇的野生动物:大自然显然是这里的主宰。然而,每一处民居,每一座山庄,都流露出人类最顽强的生存意志和对美的追求。普罗旺斯天生就是悖论的:在封闭中不乏面向大海的开放,在对大自然的膜拜中,隐含着人类坚韧而乐观的反抗。
所以,从普罗旺斯“走出”的作家——加引号是因为有的作家并没有离开,走出的是他们的名声——都有一些共性。
普罗旺斯是那样的感性、自然,一览无余,美得令人心醉。所以,最受它吸引的,首先是画家。无论是塞尚、凡高,还是毕加索,都在普罗旺斯找到了他们最强烈的表达。普罗旺斯可以给人上最生动的感性课程,教你将声、色、嗅、味、触五感发挥到极致。同样,对文学家们来说,在巴黎的喧嚣和地中海的波涛之间,普罗旺斯代表了一种永恒。普罗旺斯的山和水,仿佛在继续讲述古老的“知音”的故事:高山流水。在一片空旷、孤寂之中,普罗旺斯是友情、团结之地。它的文学在友情的印记下,如阳光下的花草一般灿然开放。
《太阳之后》:加缪和夏尔
1957年,加缪获诺贝尔文学奖。第二年,他得以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在普罗旺斯的卢尔马兰(Lourmarin)购下一所房子,至今,他的女儿卡特琳娜仍然住在这所房子里。他对普罗旺斯心仪已久,因为一位普罗旺斯本地人、伟大的诗人勒内·夏尔此前已多次邀他前往居住。
勒内·夏尔1907年6月14日生于普罗旺斯地区沃克吕兹省的索格河畔伊勒村。普罗旺斯孕育了他一生对永恒、对美的追求:“在我们的幽暗里,并没有一个位置给予美。所有位置都给了美。”(《催眠之神的散页》)他早年加入超现实主义,与布勒东、艾吕雅共同出版诗集。然而,他的独立性格使他很快就离开了超现实主义的集体创作。普罗旺斯造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以“亚历山大上尉”的名字进入抵抗运动,在南方丛林中与德国侵略者打游击战。对普罗旺斯古老历史的眷恋,使他写出了古希腊格言似的诗句,并成就他一生诗歌的鲜明风格。《催眠之神的散页》(1946)、《愤怒与神秘》(1948)和《晨起者》(1950)等诗集,奠定了他法国20世纪最伟大诗人之一的地位。阅读他的诗歌,无论它们创作的场景是何处,都会令人想起普罗旺斯在人身上唤起的那种永恒感,正如旅行到普罗旺斯的纳博科夫所描述的:“我任意行走,无论大路小径/我专心聆听历史的回声/恺撒时代的鸣蝉在继续吟唱/一样的太阳在墙上攀援、驻足。”
对反抗的认识、对正义的追求,在来自地中海另一边的阿尔及利亚的加缪身上,体现得同样完整。所以,加缪到了法国之后,很快就与夏尔结下了友谊,而且这种友谊与日俱增。普罗旺斯成为连接两人友谊的纽带。从1946年起,到1959年加缪因车祸不幸遇难,两人共留下184封通信。在一封信中,加缪如此写道:
在认识您之前,我对诗歌丝毫不感兴趣。而近两年来,我感到一种虚空,唯有阅读您的诗歌方能填补;读您的诗,能将这种虚空一直填满,直到漫溢……
“二战”之后,夏尔经常邀请加缪到他的故乡索格河畔伊勒村居住。周边的许多村庄都留下了两人散步、闲聊的足迹。索格河是一条32公里长的小河,流经托尔村、索格河畔伊勒村和沃克吕兹喷泉村。两人的共同漫步留下了许多闪光的思考和词句。在托尔村的教堂边,加缪感受到了泰戈尔般的诗意:“托尔的教堂岿然不动,那是石头的力量。然而,你看它倒映在清澈的索格河中,石头的力量顿时净化,变成了智慧。”
1959年,加缪不幸遇难后两天,夏尔即给一位瑞士出版商写信:“我刚刚失去了一位兄弟,一位我自己选择的兄弟,而非我母亲盲目地赋予我的兄弟。”
1965年,夏尔与加缪共同创作的文集《太阳之后》出版。2009年,该书在伽利玛出版社重版。这是一部讴歌友谊、阳光的文集,是普罗旺斯的颂歌。在文中,加缪眷恋南方永恒的夏季:“即便是在严冬,我也在身上/感受到不可战胜的夏季。”他将给了他好友夏尔永不枯竭灵感的太阳比喻为“真理之光”,并为自己荒谬的辞世埋下了一个光明的伏笔:“明天,在这幸福的山谷中,我们将找到幸福地死去的勇气。”
如今,加缪就葬在普罗旺斯“幸福的山谷”中。在卢尔马兰村的墓地里,他的墓简朴、自然,旁边盛开着一株欧洲夹竹桃树,时刻替他感受着“不可战胜的夏季”。
《大地之歌》:季奥诺和帕尼奥尔
如果你问一名法国人,谁是最能代表普罗旺斯的作家,他多半会提到季奥诺。确实,让·季奥诺是一位普罗旺斯孕育出来的文学大师。他1895年出生于普罗旺斯的马诺斯克,而且可以说终生居住在普罗旺斯,生于斯,卒于斯,1970年在马诺斯克去世。唯一促使他离开马诺斯克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被应征入伍,还参加了凡尔登战役。这次经历给他留下了终生的创伤。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与荒诞,成为坚定的反战分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反战态度使他被认为是妥协分子,两次锒铛入狱,还被法国的作家委员会关了禁闭。这一经历在他的创作中成为一个转折点。早年的作品中,季奥诺讴歌普罗旺斯的大自然,并在其中灌入了许多万物有灵的虚幻想象,《潘神三部曲》(《山丘》、《一个波米涅人》、《再生草》)令他蜚声法国文坛,被安德烈·纪德视为同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而在此之后,他的内心变得沉郁、苦闷。在普罗旺斯明艳的阳光下,他开始挖掘人类灵魂的幽暗,创作出《强悍的灵魂》、《无聊的国王》,尤其是《屋顶上的轻骑兵》这样的杰作,使得法国文坛不得不再度接受这位普罗旺斯大作家,并摘去了他带有贬义的“地区作家”标签,成为真正的普世作家。
由于正统人士对他的偏见,季奥诺一直没有在法国获得最高荣誉,唯有入选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算是对他的一种认可。另一位来自普罗旺斯的作家对他的力挺,使他在遭人摒弃的孤独中,再度感到了南方的暖阳,那就是马塞尔·帕尼奥尔。
马塞尔·帕尼奥尔的生活和创作范围在普罗旺斯地区可谓跨度最大,涵盖幅度最广。人们提到普罗旺斯,一般就会想到阳光下的山丘与平原,殊不知,马赛这座法国第二大城市和最大的港口,也是普罗旺斯的一部分,而且是普罗旺斯之都。最近,它更是获得了“欧洲文化之都”的称号,从而将普罗旺斯的另一面,即面向大海的中转站,展示得淋漓尽致。帕尼奥尔生于马赛边上的奥巴涅村(1895年),10岁时丧母,使他终身都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然而,普罗旺斯的阳光,山里人的乐观、热情,以及一种天生的幽默,使他战胜了这种忧郁。所以,他对季奥诺的文学世界尤其心仪。他将季奥诺的作品搬上银幕——《安吉尔》(1934),《再生草》(1937),《面包商的女人》(1938)。在季奥诺和帕尼奥尔之间,产生了一种相互间的吸引和影响:从自己早期以马赛为背景的系列作品,帕尼奥尔渐渐转向了普罗旺斯的内陆,直至写出并拍摄出《我父亲的荣耀》、《泉水玛农》等讴歌普罗旺斯的阳光、自然和山丘的杰作;而季奥诺则在帕尼奥尔的影响下,开始关注电影创作,撰写剧本,甚至以帕尼奥尔为榜样,成立了自己的影片公司,并作为制片人和监制人,将自己的文学作品《无聊的国王》搬上了银幕。
同样是普罗旺斯的大作家,两人可以说是互补的。季奥诺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抒情性,作品中贯穿着一种他本人称之为“大地之歌”的强烈气息,即便是在后期转向沉郁、深入内心的作品中,依然能感到这种大地的诗性。帕尼奥尔则长于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以一种略带距离的温情和天生的幽默情怀,描写小人物的种种生活境遇,在他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一种生活的睿智,一种加缪在描写托尔教堂倒映在索格河中时感受到的“智慧”。
在季奥诺和帕尼奥尔的作品中,存在着普罗旺斯作家的共性:对外部感官世界的高度敏感,一种诗人加画家的感性。他们同时成为作家和电影制片人、导演,从文字走向图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普罗旺斯的灵魂”:米斯特拉和都德
在阿尔勒最著名的中心广场上,就在凡高创作过著名的夜景画的咖啡馆旁,矗立着一座雕像。他头戴当地的帽子,仿佛在行走。绝大多数游客都会以为这是一座凡高像。其实,他就是“普罗旺斯的灵魂”,普罗旺斯人的骄傲,190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
如果说在法国人心目中最能代表普罗旺斯的作家是让·季奥诺,那么,对于普罗旺斯人来说,普罗旺斯作家的桂冠非米斯特拉莫属。
“米斯特拉”(Mistral)在法文中专门指一种在南部和地中海上刮起的强烈的、干燥寒冷的飓风。这样一个家族的名字(并非笔名)仿佛赋予了米斯特拉一种天职:为普罗旺斯找回一种史诗的力量。从他最初的创作开始,他就自称是“荷马谦卑的弟子”。他一生的创作都在寻找这种史诗的力量,寻找“神圣诗歌的气息和火焰”。
米斯特拉1830年生于普罗旺斯的玛亚纳村,1914年葬于同地。他的一生几乎都在普罗旺斯地区度过:阿维尼翁、艾克斯-昂-普罗旺斯,还有邻近的尼姆城。但他居住时间最长的,还是他的出生地玛亚纳。他的故居已辟为米斯特拉博物馆,供人瞻仰。他拒绝了父亲为他定好的当律师的前程,一生致力于恢复、弘扬他心目中真正的文化语言:普罗旺斯语。1854年,他与6位好友一道,成立了普罗旺斯语协会。他还独自编撰了一部普罗旺斯语-法语词典,至今仍是这方面的权威工具书。1859年,他出版了历时8年创作完成的普罗旺斯语诗作《米莱伊》。“米莱伊”是一个姑娘的名字,但同时又有“美妙”的意思。他将这部作品题献给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拉马丁,显示出他的浪漫主义诗歌源泉。这部作品获得了巨大成功,卡雷将它改编成歌剧,由著名作曲家古诺作曲。米莱伊是一位富家女子,但她与贫穷的樊尚相爱。她拒绝了许多富人的求婚。然而,她的爱情遭到了父母的坚决反对。为了让父母回心转意,她独自一人穿过整个普罗旺斯,到滨海圣母玛利亚教堂去求得修女们的祝福。一路上,诗人极尽其能地展示了普罗旺斯的美丽风光。然而,由于一路阳光的暴晒,她死于教堂修女们的怀中。这部作品非常能代表米斯特拉的风格:普罗旺斯语创作,神圣的宗教情感,纯粹的爱情,美丽的自然风光,史诗般的诗句形式。
米斯特拉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程度。都德在《磨坊书简》中,专辟一章,讲述他有一天造访诗人米斯特拉。他在诗人简陋的房间里发现了他在《米莱伊》之后的新作《卡朗达尔》,非常激动。这部史诗,米斯特拉已经创作了7年之久。6个月前,他已经写完了最后一句。可他还是不肯轻易将它示人。因为“总还会有一段诗行需要润色,总可以找到一个更为响亮的韵脚”。都德感叹道:“米斯特拉虽然用普罗旺斯语写作,但他在创作时的心态,仿佛所有读者都能懂普罗旺斯语,都能够看出他究竟是在精雕细作还是粗制滥造。”
由于《最后一课》脍炙人口,在许多读者眼中,阿尔封斯·都德的名字与阿尔萨斯联系在一起。其实,他出生于毗邻普罗旺斯地区的尼姆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米斯特拉,从而与普罗旺斯结下不解之缘。他多次在普罗旺斯居住,而且还在封特维耶村的一家磨坊旁定居了很长时间。在他自己的想象中,他甚至买下了这家磨坊,以至于《磨坊书简》的读者们都以为他真的是磨坊的主人。而今,这所并未真正属于他的磨坊已经被正式命名为“都德的磨坊”。确实,都德的《磨坊书简》也许是引导人们进入普罗旺斯的最好入门书。他在书中颂扬了普罗旺斯的风土人情,讽刺了资产者的生活,而对普通百姓报以同情。他文中处处流露出对普罗旺斯的眷恋,所以,米斯特拉说他在“用法语讲普罗旺斯语”。
我们不禁要问,米斯特拉为什么要一生致力于恢复和弘扬普罗旺斯语?简单说,在法语正式形成前,法国存在两种语言,一种是北方的奥伊语,一种是南方的奥克语。普罗旺斯语是奥克语的一大分支,有时甚至与奥克语通用,可以相互替换。这两种语言都是拉丁语与地方语言的结合产物,但其中拉丁语的比例还很大,相对于它,后来形成的法语要简化、通俗得多。奥克语由南方许多贵族和游吟诗人使用,不仅覆盖法国南部,还涉及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一些地区,是一种高贵的文化语言。随着法国国家政体的强化,不断推行正宗的法语,普罗旺斯语开始没落,到米斯特拉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一种很少被人使用的语言,而其承载的许多普罗旺斯文化记忆,也随之渐渐消失。所以,米斯特拉要重振普罗旺斯语,重新找回普罗旺斯完整的灵魂。
对于米斯特拉为普罗旺斯语的贡献,还是他的挚友都德能最好领会。都德以一个极妙的比喻,高度概括了米斯特拉的功绩——
我想到米斯特拉为他的母语所做的一切……在我眼前出现了那些在小阿尔卑斯山可以看到的当地王子们留下的宫殿废墟:它们已经没有了房顶,草地上已经没有了栏杆,窗棂上已经没有了玻璃,柱头上已经没有了图案,门上的纹章已经布满了青苔,母鸡在宫廷的院落里啄食,肥猪拱在细细的廊柱脚下,驴子在长满草的礼拜堂内吃草,鸽子在盛满雨水的大洗礼盆内饮水。就在这一片废墟之中,有两三家农户,毗邻古老的宫殿搭起了草庐。
有一天,一位农民的儿子爱上了这些伟大的废墟,他为它们被如此践踏而感到义愤填膺。他很快将各种家禽、动物赶出了院子;仙女们也前来助他。他独自一人重建了主楼梯,让墙上再度出现精美的木饰,窗棂上又有了大玻璃,高塔又矗立起来,有王座的主厅重新变得金碧辉煌。他将整座昔时的宫殿重建了起来,这座曾经留宿过教皇和皇后的辉煌宫殿。
这座重建的宫殿,便是普罗旺斯语。这位农民的儿子,便是米斯特拉。
无论是在普罗旺斯内陆,还是在地中海的上空,飓风都是从水平线呈漏斗形向上升腾。在我介绍的几位最具代表性的普罗旺斯作家中,米斯特拉是最接近地面的一位,加缪是位于天空最高处的一位,仿佛一只从天而降的雄鹰。然而,他们都在各个层面从普罗旺斯汲取了最深层的力量。同时是文学家的米斯特拉视弘扬和捍卫普罗旺斯语为最高职责,所以,在20世纪的演进过程中,他反而成为一个“地域性”最强的作家,从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即便有诺贝尔文学奖这样一个普世的奖项将他的名字向世界传播。今天,我们不得不看到,米斯特拉属于所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最不知名的一批之列。这也是普罗旺斯的悖论,而这一悖论的极致,便是一片如此美丽、拥有如此灿烂的文学星辰的天空,最后还需要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英国作者,来使它“走出深闺”,向全世界揭开它迷人的面纱。
其实,在普罗旺斯的任何一天,都没有人向我谈起彼得·梅尔。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语系系主任,法国政府“教育骑士”荣誉勋章获得者)

在普罗旺斯的任何一天,都没有人向我提起彼得·梅尔。

普罗旺斯人不需要提彼得·梅尔,正如我们说起故宫时不需要提贝特鲁奇的《末代皇帝》。

因为普罗旺斯有自己的作家。

根据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的说法,一个地域的自然环境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上,都会对当地居民产生一种决定性影响,进而影响到由此产生出的文化与艺术。这样的理论,与精神分析学说相似,总是可以反驳,但也总有诸多道理。普罗旺斯成年的阳光、终日裸露的岩石、树木掩映下的清溪、成片的薰衣草、路上偶遇的野生动物:大自然显然是这里的主宰。然而,每一处民居,每一座山庄,都流露出人类最顽强的生存意志和对美的追求。普罗旺斯天生就是悖论的:在封闭中不乏面向大海的开放,在对大自然的膜拜中,隐含着人类坚韧而乐观的反抗。

所以,从普罗旺斯“走出”的作家——加引号是因为有的作家并没有离开,走出的是他们的名声——都有一些共性。

普罗旺斯是那样的感性、自然,一览无余,美得令人心醉。所以,最受它吸引的,首先是画家。无论是塞尚、凡高,还是毕加索,都在普罗旺斯找到了他们最强烈的表达。普罗旺斯可以给人上最生动的感性课程,教你将声、色、嗅、味、触五感发挥到极致。同样,对文学家们来说,在巴黎的喧嚣和地中海的波涛之间,普罗旺斯代表了一种永恒。普罗旺斯的山和水,仿佛在继续讲述古老的“知音”的故事:高山流水。在一片空旷、孤寂之中,普罗旺斯是友情、团结之地。它的文学在友情的印记下,如阳光下的花草一般灿然开放。

 左图:加缪;右图:夏尔

《太阳之后》:加缪和夏尔

1957年,加缪获诺贝尔文学奖。第二年,他得以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在普罗旺斯的卢尔马兰(Lourmarin)购下一所房子,至今,他的女儿卡特琳娜仍然住在这所房子里。他对普罗旺斯心仪已久,因为一位普罗旺斯本地人、伟大的诗人勒内·夏尔此前已多次邀他前往居住。

勒内·夏尔1907年6月14日生于普罗旺斯地区沃克吕兹省的索格河畔伊勒村。普罗旺斯孕育了他一生对永恒、对美的追求:“在我们的幽暗里,并没有一个位置给予美。所有位置都给了美。”(《催眠之神的散页》)他早年加入超现实主义,与布勒东、艾吕雅共同出版诗集。然而,他的独立性格使他很快就离开了超现实主义的集体创作。普罗旺斯造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以“亚历山大上尉”的名字进入抵抗运动,在南方丛林中与德国侵略者打游击战。对普罗旺斯古老历史的眷恋,使他写出了古希腊格言似的诗句,并成就他一生诗歌的鲜明风格。《催眠之神的散页》(1946)、《愤怒与神秘》(1948)和《晨起者》(1950)等诗集,奠定了他法国20世纪最伟大诗人之一的地位。阅读他的诗歌,无论它们创作的场景是何处,都会令人想起普罗旺斯在人身上唤起的那种永恒感,正如旅行到普罗旺斯的纳博科夫所描述的:“我任意行走,无论大路小径/我专心聆听历史的回声/恺撒时代的鸣蝉在继续吟唱/一样的太阳在墙上攀援、驻足。”

对反抗的认识、对正义的追求,在来自地中海另一边的阿尔及利亚的加缪身上,体现得同样完整。所以,加缪到了法国之后,很快就与夏尔结下了友谊,而且这种友谊与日俱增。普罗旺斯成为连接两人友谊的纽带。从1946年起,到1959年加缪因车祸不幸遇难,两人共留下184封通信。在一封信中,加缪如此写道:

在认识您之前,我对诗歌丝毫不感兴趣。而近两年来,我感到一种虚空,唯有阅读您的诗歌方能填补;读您的诗,能将这种虚空一直填满,直到漫溢……

“二战”之后,夏尔经常邀请加缪到他的故乡索格河畔伊勒村居住。周边的许多村庄都留下了两人散步、闲聊的足迹。索格河是一条32公里长的小河,流经托尔村、索格河畔伊勒村和沃克吕兹喷泉村。两人的共同漫步留下了许多闪光的思考和词句。在托尔村的教堂边,加缪感受到了泰戈尔般的诗意:“托尔的教堂岿然不动,那是石头的力量。然而,你看它倒映在清澈的索格河中,石头的力量顿时净化,变成了智慧。”

1959年,加缪不幸遇难后两天,夏尔即给一位瑞士出版商写信:“我刚刚失去了一位兄弟,一位我自己选择的兄弟,而非我母亲盲目地赋予我的兄弟。”

1965年,夏尔与加缪共同创作的文集《太阳之后》出版。2009年,该书在伽利玛出版社重版。这是一部讴歌友谊、阳光的文集,是普罗旺斯的颂歌。在文中,加缪眷恋南方永恒的夏季:“即便是在严冬,我也在身上/感受到不可战胜的夏季。”他将给了他好友夏尔永不枯竭灵感的太阳比喻为“真理之光”,并为自己荒谬的辞世埋下了一个光明的伏笔:“明天,在这幸福的山谷中,我们将找到幸福地死去的勇气。”

如今,加缪就葬在普罗旺斯“幸福的山谷”中。在卢尔马兰村的墓地里,他的墓简朴、自然,旁边盛开着一株欧洲夹竹桃树,时刻替他感受着“不可战胜的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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