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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念真:年纪大负担也大 最艰难的时光是现在

2013-07-26 10:57 作者:陈娟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吴念真:“最艰难的时光就是现在啊。年轻的时候觉得什么事情都还有机会,即便要改变也都还有机会,做错了也还有机会。到年纪大了负担也大了,要再改变什么就要考虑得比较多一点。”

 

 

吴念真,1952年生于台湾,父亲是矿工。1973年开始从事小说创作,曾连续三年获得联合报小说奖。1981年起,陆续写了《恋恋风尘》、《老莫的第二个春天》、《悲情城市》等75部电影剧本,曾获五次金马奖最佳剧本奖、两次亚太影展最佳编剧奖。主持TVBS“台湾念真情”节目三年,舞台剧代表作有《人间条件》系列等。作品《这些人,那些事》2011年9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白衬衫、牛仔裤、帆布鞋,圆圆的黑框眼镜,吴念真看上去始终是《一一》中那个NJ的形象,一个内敛细腻诚实的好人,就像你我身边的每一个ta。

北京的秋天里,读者见面会现场,他坐在人群中谈笑着,带着浓浓的台湾本省人口音。过道里挤满了来听故事的人,人群中不时地爆出一片笑声。

人们都是奔着这个“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而来。年近花甲,吴念真觉得自己似乎只剩下奇美的回忆,而“在几乎无声也无观众的演出过程里,和‘自己’对戏的另一个唯一的角色就叫‘回忆’”。那些发生在自己或旁人身上的往事,最终都被他变成文字、音乐、影像……向人们传递着一种能量和养分。

在“中影”老同事、作家小野的眼中,吴念真“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在一群朋友面前吹嘘那些我听过N次的笑话还能口沫横飞面红耳赤”。而他自己从不忌讳“讲故事是被训练出来的”,更多时候是出于工作的需要。生活中的他不像人们看到的那样喧闹和风趣,常常愿意在安静中思考。最感激的事是“书写和阅读”,而未来最想做的事是卖拉面和旅行。

我已经没有故乡了

 吴念真从小生活在九份矿区的侯硐村,那里是一个金矿,村子里四百户人家怀着同一个梦想去挖金子。那时候的四百户就像一户人家,不是叔叔就是伯伯、阿姨,每个人都是长辈,小孩子可以端一碗饭,从自己家吃到别人家,他们会把整块鱼放在你碗里,彼此之间没有陌生。当时最恐怖的事是村里拉响警报,广播上播放哪个井发生矿难,随后教室门口就会出现一个穿得像“死神”一样的人,叫着死难家属的孩子,“···,来送送你的爸爸。”

他是村子里唯一念过初中的人。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帮邻居读信、写信,不知不觉收集了很多故事和秘密,所以他的故事总比别人多。由于家境贫困,15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去台北打工并在工作之余读完高中。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写小说,讲述矿工的故事,很单纯地希望“政府能够看到,来改变他们的生活”。后来开始创作剧本、写歌词,拍电影、广告,做主持,演话剧……台前幕后都是他的身影,唯一不变的是讲“真实的故事”。

《国际先驱导报》:在写《这些人,那些事》时是怎样的感受?

吴念真:书里的那些故事都是生命的记忆。当时就想把生命的一点点记忆和人分享,通过书写这个过程来抒发掉那些情感。我很感激上帝给我两样东西让我不会发疯,一个是书写,一个是阅读。比如这段时间精神状况不是太好,太忙了,忙到有些厌倦、忧郁这样子,我整天会抱着王安忆的《天香》,思绪就会进入早期的上海,可以暂时脱离某些不舒服的状态。

Q:你多次在不同场合讲同样的故事,比如计程车司机,比如初恋的故事,是否意味着这些故事有着特别的地位?

A:老是有人说我很会讲故事,其实我不是很会讲。这可能是在很小的时候不经意被训练出来的,就不得不去讲。有些人的某些工作并不是天生就会的,是在沟通中不断锻炼出来的。

Q:在你的回忆里最难割舍的是什么?

A:我觉得还是最亲近的兄弟姐妹吧。到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五六十岁,就会觉得如果兄弟姐妹都在,那种感觉不一样。除了亲情之外还有属于我们的共同的生命记忆嘛。可以互相安慰互相回忆,可是他们现在不在了,那部分的缺憾就很重。

Q: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故乡,现在还经常回去吗?

A:那里现在没有人了,我已经没有故乡了,这是最悲哀的。当年生活的村子已经变成了废墟、一片荒草,只有两栋房子的框架在那边,其他什么都没有了。我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经常回去看一看,小时候的那些快乐,那些和你相处的朋友都跟着回忆回来了。另外一个意义是,我的家乡在山坳坳里,以前很穷困,我就告诉自己说,以前在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活下来,现在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了。

父亲一代是“历史的孤儿”

 “是日,东京初雪,多桑无语。”当这些字幕静静地流过画面时,人们都止不住流泪。这是电影《多桑》的片尾,儿子出差去日本,带上父亲的骨灰。

这个故事吴念真也常常讲起。父亲从小受到日本的殖民教育,这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去日本的皇宫和富士山。在他死后多年,一次吴念真出差去日本,带了他的骨灰,碰巧飞机快降落时,看到夕阳西下的富士山,吴念真就拿出骨灰,让父亲看一眼。

在过安检的时候,吴念真向日本机场安检人员解释盒子里装的是父亲的灵魂,讲了整个日据史和他爸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结。后面等安检的队伍一直等了很久,最后安检人员弄明白了怎么回事,向吴念真深深鞠了一躬。

Q:为什么会拍《多桑》?

A:在我小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画面,父亲抽着烟望着远处发呆。忽然,我听见他喃喃地说,“就像一只鸟仔飞入笼……!”然后没有下文,直到下山回家也没有第二句话。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我拍《多桑》也不是单单为了纪念死去的父亲,是要拍那一代人,不被理解的、沉默的一代人。

Q:父亲一代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A:你们可能不太懂,那一代人出生就是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从小受日本的教育,根深蒂固。他们经历的人生转折是从“aeuio”变“bopomofo”。可是他的儿子念的书却告诉他日本是侵略者,所以只要听到爸爸讲日本的好话就会觉得很讨厌。有时候想,父亲那一代人真的好可怜,他们是台湾的“历史孤儿”,没有归属感,不晓得归属到哪里去。

Q:你在书中说和父亲的关系不是很亲近?

A:可能是受日本教育的缘故,父亲很严肃,跟子女之间不亲密,好像是很近的人其实好远。你没办法知道父亲的故事,他不会告诉你的,都是他的朋友,他的姐姐妹妹间接告诉我。

Q:父亲、弟弟、妹妹都是自杀的方式离开的,这里面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A:彼此没有关系。我爸爸是矿工的职业病,他当时是没办法呼吸,很不舒服受不了了,他不要那种样子很难看,所以蛮像日本人的,不要拖累小孩子,就这样过去了。弟弟妹妹不一样,妹妹是忧郁症,弟弟是自己的生活遇到太多问题了,他已经没办法解决了。

Q:他们这种方式离开对你看待生命或世界有没有影响?

A:当然会有。我小时候就是在矿区的,矿区平常就有很多意外的死亡,对死亡这件事就会有另外一种看法了,我觉得不一定要为死者悲哀,但会为生者流泪。

最难忘八十年代的台湾

 1985年,在东京的PIA杂志影展上,放映了《儿子的大玩偶》(1983)一片,讲述了三部关于60年代初期台湾尚未进入经济高速成长期之前的贫民生活的故事。这部好评如潮的作品,改编自黄春明的三部短篇小说。后来,因这部作品中的三个短篇而初次登场的三位新导演——侯孝贤、万仁、曾壮祥等人,领头引发了台湾电影的新潮流。

而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浪潮背后,灵魂人物就是年轻的作家吴念真。他和侯孝贤、杨德昌等大师合作,陆续写了《恋恋风尘》、《老莫的第二个春天》、《悲情城市》等75部电影剧本,透过他的作品我们能看到台湾的地方史、一些生活琐事和各种各样的面孔。

Q:作为台湾电影新浪潮的推手之一,80年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A:那是一段很难忘的岁月。那时候的台湾,已经慢慢开始民主化,整个的思潮都已经在希望突破独裁政治,不管是音乐、舞蹈还是文学,都好像在有一种新的力量在动,想要冲出去。各种各样的力量汇聚在一起,最棒的一群人都朝着一个信念努力:希望把电影做好,希望台湾电影可以让全世界都看到。

在一个蛮美好的时代,可以碰到一些蛮美好的人。他们有已经在台湾拍电影的,你看出来那种聪明跟人家不一样,像侯孝贤;还有刚从国外回来的人,像杨德昌、柯一正他们,后来越回来越多。

Q:现在和当时的人渐行渐远,会不会有一种失落感?

A:当然会有。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风景,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看法。

Q:很留恋那个时代的台湾吗?

A:当然。因为那个年代人和人之间比较单纯,亲密,没有算计。到长大之后,城市已经都是工商业了嘛,感觉是有念书的在掠夺那些没有念书的,人跟人之间充满了算计。不应该说我特别怀念那个年代,而应该说那个年代给我的感受太强了,它那个模型、那个样子太美好了,而现在怎样都没有办法像从前那样好了,所以会有一个落差。对那个东西有留恋,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活在那个年代。

Q:你觉得自己最艰难的时光是什么时候?

A:现在。最艰难的时光就是现在啊。年轻的时候觉得什么事情都还有机会,即便要改变也都还有机会,做错了也还有机会。到年纪大了负担也大了,要再改变什么就要考虑得比较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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