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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勇:摇滚乐是一个乖孩子 我的青春期还没结束

2013-07-25 11:39 作者:陈娟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对于摇滚乐,何勇认同帕蒂·史密斯的表达:“摇滚是一种属于人民的、拥有最原始能量的艺术形式,并且具有融合诗歌、政治、心灵和革命力量的可能性。”

何勇,1969年生于北京,中国摇滚乐歌手。少年时代曾参加儿童电影、电视剧以及广告片的拍摄。1994年出版他的唯一一张专辑《垃圾场》(又名《麒麟日记》),与当年的张楚、窦唯并称为“魔岩三杰”。1996年后一度沉寂,近年来开始活跃于各种演出活动和音乐节。

沿着地安门外大街往北走,钟鼓楼就坐落在视线的尽头。拥挤的人群紧靠着一大片“围墙”缓缓移动,一人高的“纸墙”显然已经遮挡不住那些混凝土堆砌起来的新建筑。突然眼前就出现了那个黑白的画面:他站在断瓦残墙中嘶喊着“是谁出的题这么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一遍又一遍重复,在他的背后一面墙轰然倒塌。这正是何勇《钟鼓楼》MV里的画面,许多年过去,这样的故事还在上演。

对何勇的采访就约在鼓楼附近一个胡同的酒吧里,他和老板打着招呼就进来了。短发,白T恤和牛仔短裤,整个人瘦了很多。关于过去他话语不多,有时简洁到只有几个字。但是一碰到摇滚就滔滔不绝。他多次说到健康的身体对自己很重要,但是手里的烟没有停过。

那个从钟鼓楼出发的少年,如今再次回到起点。有人说,看着他从音乐节的舞台上穿着海魂衫冲出来时,有些悲怆。也有人说,他没变,他唱“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垃圾场”依然愤怒,唱“老大妈你当模特特别特别特美丽”特别欢乐,唱“我要使劲弹使劲弹使劲弹啊使劲弹”还是惆怅,唱“我想过你的甜也梦到过你的眼”,既简单调皮又深刻绝望。他的风格还是那四不像,像从前的那头麒麟,屹立在北京的钟鼓楼上。

内地摇滚乐的辐射效应

 人们对他的记忆总是停留在1994年,摇滚乐的中国年。

“北京的钟鼓楼上,有一只石雕的麒麟,在那儿站了几百年,默默地凝视天空、土地和人民,似乎总在等待。有一天,会有一阵大风吹过,它会随风飞起来。”1994年,何勇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垃圾场》内页中如是写道。

当时窦唯凭借黑豹乐队早已名声远扬,张楚的《姐姐》也已传唱大江南北,他们三个人并称为滚石旗下魔岩唱片公司的“魔岩三杰”,三张专辑带给了中国摇滚乐短暂的春天。当年12月17日,“魔岩三杰”、唐朝参加了在香港红馆举办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红馆出现了破纪录的上座率,数万香港观众彻底被打动。

何勇穿着招牌海魂衫,系着红领巾,抱着吉他在红磡体育馆的舞台上蹦啊跳啊嚷啊叫啊,像一头被禁锢已久终出牢笼的困兽,撕心裂肺横冲直撞。

《国际先驱导报》:1994年红磡演唱会让大家记住了你,现在回想起来是什么感受?

何勇:那是我们中国内地摇滚乐第一次集体在香港做的一次演示。这个演示的成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内地的摇滚乐,它的波及力不止香港,还包括日本、台湾。这也让中国内地的年轻人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了自信,这个作用一直延续到今天,很多现在站在音乐节舞台上的年轻人都是因为94年红磡的那场演出,然后决定走上这条路。而在这之前,港台文化已经遍及九州,不仅仅只是一股风。

Q:1994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A:一个成功的标志,也是失败即将到来的开始。但是1994年对我来说比较完美。因为在此之前,我基本上已经准备了8年,做摇滚乐8年,一直把这种力量积蓄着,在那一年爆发出来了。

Q:从香港回来后有过落差吗?

A:当然有落差,因为回来以后,按说应该做做巡演什么的,但是当时很多硬件都跟不上,根本做不了。

摇滚乐还是个乖孩子

何勇对于摇滚的热爱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这个文艺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在父亲的感染下5岁起开始接触音乐。很早就随着歌舞团走穴,曾和王菲一起唱《路灯下的小姑娘》。15岁后,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疯狂爱上摇滚乐,这一爱就没了尽头。

对于摇滚乐,何勇认同帕蒂·史密斯的表达:“摇滚是一种属于人民的、拥有最原始能量的艺术形式,并且具有融合诗歌、政治、心灵和革命力量的可能性。”这种原始和纯粹在何勇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不管是台上还是台下,他都以最直接和犀利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

Q:伴随着摇滚乐一路走来,如何看这几十年的发展?

A:从崔健开始到现在,随着2000年以后音乐节的落地,摇滚乐已经跟社会同步了,或者说和社会有一个和谐的关系了。我们过去走的有点太快了,社会的发展有点慢,现在感觉和社会是比较合拍的。

从整个文化来看,摇滚乐还是比较纯粹的,还是有一些特别干净的东西在不断出现,我觉得挺可贵的。

Q:你一直在坚持其中很干净很纯粹的东西?

A:我也不是刻意坚持,我就这样。如果等哪天我做那些了,也是自然而然很舒服地去做。有目的有需求也是自然的,我不会在乎被说什么,但是我在创作上还是比较遵守自己的原则。我们下一步专辑出了,从手段上也是要推向大众,影响90后,影响更多的人,我们不能把自己封闭了。我下一张唱片就要卖一百块钱,我觉得摇滚乐从社会上来说是时尚的,从文化上来说是先锋的,不是什么穷要饭的。你看聂耳、冼星海去延安都是最酷的行为,他们当时也是年轻人,热血。

Q:你最酷的行为是什么?A:我没什么特酷的,就是抽烟多。这个得改,我现在比较关心的就是自己的身体问题。

Q:很多人赋予音乐很多意义,你自己的音乐呢?

A:年轻时做的摇滚乐如果说是理想的话,我的理想已经实现了,虽然还不完美。我现在重要的是过好自己的人生,我对摇滚乐所付出的和所承受的已经足够了。

Q:现在的摇滚乐对这个社会还会有冲击吗?

A:目前从整个社会来看,摇滚乐还是一个乖孩子。

我的青春期还没结束

1996年那次意外演出之后,何勇开始了漫长的沉寂。听音乐、喝酒、谈恋爱、闲逛……但是,也有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出现,甚至曾经有一阵儿被送进医院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强制治疗。对于过去,何勇说他“没时间看,现在工作比较忙,还是向前看吧”。

Q:你曾说过“过去基本上在一个自由的空间里,没有意识到进入社会后自己的角色的重要性”,现在呢?

A:现在的角色最主要的还是做摇滚音乐。

Q:这种状态和过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A:最大的不同就是社会角色上已经变得上有老下有小,成为一个支柱,有了社会责任。

Q:慢慢地成熟起来?

A:成熟不成熟不敢说,就是责任很大。

Q:40岁那年才发现自己过完了青春期?

A:青春期好像还没完,我以为完了。

Q:有人说您在舞台上还像个孩子。

A:不光是在舞台上。

这个城市是我的寺庙

“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他们正在说着谁家的三长两短/他们正在看着你掏出什么牌子的烟”,何勇在《钟鼓楼》里唱着。的确,这个城市给予了他太多。从钟鼓楼出发,再回到钟鼓楼,一路传奇。

2004年,音乐策划人黄燎原邀请何勇参加贺兰山“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音乐节,这是何勇1996年以来首次复出。那一年,他开始录新专辑,里面收录有《记得吗》、《蝶恋花》等新歌,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推出。他的感情生活也有了变化,和尹丽川结婚,不久又离婚。

直到2008年奥运会那年,女儿是一个奥运宝宝,她的到来给了何勇很大的安慰和惊喜,他给女儿取名何好。开通微博后,女儿时时被挂在嘴上。今年中秋节那天,三岁的女儿对他说长大了照顾他,“女儿的一句话顶一万句,”何勇在微博上说。

Q:这些年的最大感触是什么?

A:活着就是修行,这个城市是我的寺庙。

我觉得这个城市给予了我很多东西,我从小生长在这儿。我只能在这儿修行,我的工作性质不是画家或作家,可以到郊区或者到处去住,其实我很羡慕那样的生活。有时候累了就想离开,但是你的工作、排练场、乐队都在这,没办法长时间离开,现在有了孩子就更不可能了。在成长过程中会碰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如同在寺庙中做功课一样。不断遇到问题,不断地解决问题,但总也解决不好。

Q:你怎么评价走过的人生道路?

A:我的评价就是失败。

Q:还是很成功的。

A:那是你能看见能听见的。我觉得台上我演的还不错,台下演的不好,我不会演,所以很失败。

Q:准备好要和外界和平相处了吗?

A:反正不管有什么都得接着吧,能接,接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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