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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照:我不满意今天的台湾 知识分子不需要粉丝

2013-07-22 13:23 作者:杨梅菊 柴丽红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有人说,杨照之于台湾,就像梁文道之于香港,陈丹青之于大陆。这是一个恰当的比喻,但相对他人,杨照的到来,多少有些闲庭信步姗姗来迟的意思。

杨照

比起接受访问,台湾知识分子杨照也许更习惯于以手写心的倾吐快感,因为他相信笔尖碰触纸张、手指敲击键盘乃是虚无中几乎永恒的意义——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近乎不可能的多重角色扮演中,他依然能恪守住一个“书写者”的本分,写作题材涉及时评、杂论、散文、小说,从新闻领域到思想学术再到文学技巧的探索,从探求秩序的冷峻到身为人父的温情,杨照的了不起在于,他勤于并且乐于将行走世间的每一分领悟形于文字。

有人说,杨照之于台湾,就像梁文道之于香港,陈丹青之于大陆。这是一个恰当的比喻,但相对他人,杨照的到来,多少有些闲庭信步姗姗来迟的意思。但他本人甚至有些享受这种慢吞吞的、被动式的到来,更乐意以一种日常的方式和形象被大陆读者认识。他相信来日方长,也相信文字是他此生能够说出的最美的语言。

继《故事照亮未来》之后,近日杨照的两本书《我想遇见你的人生——给女儿爱的书写》和《迷路的诗》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如果说《故事照亮未来》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作家杨照,在后面这两本书中,则是一个“温柔”的父亲形象以及“从来没从高中毕业”的“文艺青年”。

小说是有公共性的社会工具

没有花环,还好也没有哭哭啼啼,冷静地度过从办完柜台手续到通关登机之间的等候。一九八七年八月,24岁的杨照去往美国念书。

然而作为一个研习历史的学者,那次离开成为他生命中永远无法原谅的错误,他错过了台湾历史上的一次转弯——就在那个夏天,台湾解除长达30年的“戒严令”。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杨照感受到的是“那种生命有计划地断裂”。而也正是那一刻,他在心里暗下决心:“不管在美国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回来。”

在通过哈佛大学博士考试后,杨照回到台湾。那时,他还不叫杨照,这个名字只是为了便于发表文章而不得不采用的几个笔名之一。

《国际先驱导报》:你对今天的台湾满意吗?

杨照:当然不满意。有人曾经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现在的台湾,我第一个就想到“叶公好龙”。……我们原来认为民主是最美好的一个东西,所以费劲心力去追求她,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毕其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可能中间经历很多波折,到你70多岁才看到一点点成就。但到头来你最大的震撼是,希望来得太快,而它到来的方式又是问题重重。民主会带来很多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的负面的东西,比如说它会使我们当年的热情看起来如此可笑……民主会带来庞大的无效率,所有的事情不能说我今天说了这件事就去做,当然你必须要有更多的智慧,让民主变得稍微有效率点。

Q:说到时代性,即使是文学创作,你们这一辈也跟后来者有很大区别?

A:的确,后面的六年级,他们看待小说的方法跟我们很不一样。但其实外在的划分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你为什么去追求小说写作这件事”。不管我们这一代有多少人写再怎么自我的小说,在我们的成长纪念当中,小说都曾经、也都必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担负着一个社会工具的意义。因为当时在那样封闭的条件下,很多事情是不能直接讲的,所以你只好透过小说来表达你的意念。换句话说,小说没有一种公共性,对我们来讲是很难想像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我们这一代到我是最后一个。而后面的作家,则向内探索得深得多,但是对于小说要传递公众性这一点,他们不习惯、不熟悉、甚至是不安。所以过去有一段时间是我们看他们不顺眼,现在大概就倒过来了,今天台湾绝大部分读者对于我们这一辈的小说越来越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台湾不知如何处理这一辈作家

 Q:那像陈映真这样的老派作家,年轻人可能更不会理解?

A:何止年轻人,龙应台都不能理解!陈映真的《山路》,讲一个拥有左派理想的少女蔡千惠,在同伴被枪毙、男朋友被关后,出现在死去同伴的家门口,假装是这个死掉的人在外面的媳妇,从此就投身在这个家庭里面,吃所有的苦,让这个家庭能够维持基本的温饱,把那个人的弟弟养大,后来这个弟弟到了台北,开始有了事业,生活渐渐好起来。将近30年的时间过去了,直到有一天,她从报纸上看到自己原来的男朋友要出狱了,从那一天开始,她就失去了求生的意志,活活把自己饿死了。

这样一个故事,后来龙应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质疑为什么蔡千惠要背负这种心灵债务,她已经奉献了她的一生,她完全可以很光荣地面对她的男朋友,她为什么要自杀?龙用这种方式来指责陈,觉得陈的小说缺乏说服力。说老实话,我真是属于陈映真那样一个时代的人,所以我第一次看到龙应台那篇文章的时候,真是气到把杂志丢到地上,她完全不知道陈映真在讲什么!对于蔡千惠而言,她在把这个弟弟带大以后,就已经安逸于这个弟弟所给她提供的生活,遗忘掉别人的苦难,她愧疚的是这个。一个人,你自己过得好,然后你就忘记还有别人在受苦,这是多么可耻的事。

Q:其实你说的文学上的责任感,与陈映真写到的个人的可耻,是一脉相承的?

A:我觉得那是一个时代气氛。当然不能说那个时代成长的人都是这样,可是那个时代成长的人内在就是会有这种东西在里面。例如说林怀民,他另外在台湾开了个云门舞集舞蹈教室,执行长官叫温慧玟。2006年,我开始跟舞蹈教师一起开会,一起看他们很多东西。2007年年底有一天,慧玟气急败坏地打电话叫我过去,她摊开财务报表给我看,说:“怎么办?我们今年赚钱了。”我说恭喜你啊。然后她就一直跟我确认:“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吧,不然我们为什么会赚钱?”说出来肯定很多人都会笑:赚钱是好事啊,他们真傻。可是对慧玟和林怀民来说:一定是少做了什么,你才会赚钱,如果你有钱,你就该多做一些事情,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你完全没有办法改变的想法,所以他们永远都在挣扎。

知识分子不是政客

 Q:相比之下,今天无论是文学家还是知识分子们,变化都太大了。

A:时代是不能强求的。人的本色跟本能是不能强求的,你不可能想像自己要变成一个陈映真,你更不可能想像自己要活在那个时代,所以我们只能应允不同的时代。我一直觉得那个传统的老话还是如此重要:知道你自己,知道你是谁,知道你做什么。在这个时代里面,只是说尽力地把你可以做好的事情做好,包括知识分子这个鲜有的头衔。有一种人,他真的没有别的什么本事,但是他有点知识,他愿意贡献他的知识给需要这种知识的人,这种知识分子是真实的知识分子。

Q:相比较而言,今天有一些知识分子更习惯表演,尤其是带有那种煽动或者嬉戏感的迎来送往。

A:那就不是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怕最怕一件事情,就是自我认定是知识分子,或认为这个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一定要有什么样的地位。知识分子就是个角色,他跟服务员,跟开饭店的人,没什么两样。什么是知识分子?就是有一种人,他对知识充满热情,他会花比别人更多的力气、更多的时间去追求知识,然后到了一定程度,他发现糟了,我除了知识,没有别的技能。可是我有我的社会责任,我至少要养活我自己,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卖这个知识给社会,社会刚好需要这些知识,我就变成知识分子。

我常常觉得,越是没有那么在意去发挥自己影响力的人,他才有真正的机会去影响别人。如果粉丝要什么,我给什么,那意味着你给的东西是他们早已经预设,那怎么是你影响他们呢?而是他们影响你。

Q: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并不需要粉丝?

A:是,这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你不管是从中国的传统来看,还是从西方的传统来看,不管你从士的传统来看,或是从现代性而言,知识分子从来不是群众,知识分子会被群众接受,就表示他的服务没有做到。以赛亚·伯林讲知识分子的历史,书名就叫《Against the Current》(《反潮流》),因为知识分子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最大的影响就是因为他逆反潮流。当大家都认为就是这样,这样是好的时,他就在旁边冷冷地说一下,哎呀,也许不是这样吧,还有别的东西。他应是冷冷地讲,而不是敲锣打鼓地说,你们讲的对呀,很好呀,但我可以代表你们,那不是知识分子,那是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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