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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钱钟书心中“最贤的妻 最才的女”

2013-07-17 14:47 作者:黄薇来源:文史参考
一百年过去了,岁月的风尘却难掩她的风华,多年前,钱钟书便给了她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她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温润的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一百年过去了,岁月的风尘却难掩她的风华,多年前,钱钟书便给了她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她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温润的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惟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

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一晃三十多年了,曾经的“我们仨”,只剩下这位即将在7月17日迎来百岁诞辰的老人,她有时也会喃喃自语,“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但从那时起,杨绛就把这间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欢乐与伤悲来来往往,都成了过客,已没有什么可以扰乱她平静的心灵。杨绛开始独自一人全身心整理钱钟书的学术遗物——她把这叫做“打扫现场”,每日的生活简单而规律,笔耕不辍,深居简出。在她身上,人们往往忘掉时间的残酷:一百年无情而漫长,而这位女性始终一如既往的柔韧、清朗、独立,充满力量,也给予温暖......

不看书,“一星期都白活了”

杨家世居无锡,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就在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父亲杨荫杭对杨绛特别钟爱,她排行老四,在前面三个姐姐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杨绛八岁回无锡、上海读小学,十二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从小学习好,但也个性顽皮,上课时姓马的老师讲“白马非马”的典故,她调皮回说:“不通不通,假如我说,‘马先生,非人也’,行吗?”闹得同学一片哄笑。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会心对笑。

拒绝费孝通,与钱钟书“缘起一面”

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杨绛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京华,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inlove(坠入爱河)了。”

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杨绛回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费老还主动送钱钟书邮票,让他写家信回家。钱钟书想想好笑,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杨绛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费老直到晚年作文时,还把杨绛称为自己的初恋女友,杨绛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彻底撇清为暗恋一场。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最贤的妻”,《围城》名句出自杨绛之手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事后确都一一妙手解难,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1937年,上海沦陷,第二年,两人携女回国。钱钟书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上课,而杨绛留在上海,在老校长王季玉的力邀下,推脱不过任了一年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这也是她生平惟一一次做“行政干部”,其实一贯自谦“我不懂政治”的杨绛,正是毕业于东吴大学的政治系。

1945年的一天,日本人突然上门,杨绛泰然周旋,第一时间藏好钱先生的手稿。解放后至清华任教,她带着钱钟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愿意修好两家关系,因为钱钟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钱家与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钟书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猫咪助威,杨绛连忙劝止,她说林的猫是她们家“爱的焦点”,打猫得看主人面。杨绛的沉稳周到,是痴气十足的钱钟书与外界打交道的一道润滑剂。家有贤妻,无疑是钱钟书成就事业的最有力支持。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幕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妇俩。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电视剧果然名声大噪,一时在全国掀起热潮,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许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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