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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梯田,景观遗产之外(3)

2013-07-12 10:40 作者:贾冬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3年第28期
这是哈尼梯田现状的一个象征——梯田景观与耕作的错位,旅游开发与哈尼文化的割裂——在它被确立为世界遗产之后将更为突出。


箐口村大摩匹李正林。哈尼族没有文字,其文化传承只能靠摩匹世代口耳相传,这一群体在古代也被认为是哈尼族与头人、工匠并重的“三种能人”之一


在民俗村改造中,传统的蘑菇房被作为哈尼族一个文化符号

蘑菇房:脱节的传统

除了梯田,红河哀牢山一带的哈尼族的另一特征是他们居住的蘑菇房。远远望去,层层叠叠的梯田中,一片土黄色的蘑菇状屋顶,构成一幅梯田人家的标准画面。作为哈尼民俗村,箐口村有意识地保留了这一传统民居样式。

所谓蘑菇房,是哈尼族在传统条件下,就地取材建造的房屋:基础是石头,把墙脚砌稳;之后是用当地的土做成土坯,一块块地砌上来;里面用木料做柱子,柱子与柱子相互用木料连着。而且,立柱子时要区分公柱与母柱,最主要的一棵柱子底部要压一块银币,以求吉祥和发财之意,立柱子当天还要杀鸡以求顺利和赐福;最上层用竹子和茅草搭成,用来挡雨和堆放谷物,形似蘑菇。功能上,大致是第一层养牲畜,第二层住人,第三层堆放谷物。张明华说,若干年前,这种房子就被视为“落后”、“贫困”的象征,有点积蓄的人家都急于拆了重建砖混结构的房子。据马翀炜当时的调查,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在民俗村改造中将蘑菇房作为哈尼族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进行建构,箐口村的这些蘑菇房极有可能已被石棉瓦屋顶的砖瓦结构的房子取代了。事实上,在改造开始的2001年,村内35%的住房已经不是蘑菇房的式样了。当时,元阳县旅游局下属的民俗村管委会规定,村内所有的房子都要加盖茅草屋顶,建筑材料也要用传统的,而政府承诺按住房面积,以每平方米45元的标准,对村民改建蘑菇房予以补助。

张明华认为,这几年的蘑菇房不过是为了统一而统一的装饰品罢了,或者说是“穿泥衣戴草帽”的弄巧成拙的建筑。据他的统计,每年都有五六户以上的人家新建或重建房子,没有一家按照以前的做法,都是垒石头墙或者砖墙,再用土黄色刷墙,加一个茅草顶。因为房中央不再设火塘,也没有土坯墙体和木梁将温度向上传导至屋顶中的谷物和茅草,现在的茅草顶也失去了大半的意义,而且很容易潮湿腐烂。而房屋内部功能的改变更大,村民们都学着外面的建筑,留出了一定面积的客厅,面积足够的人家还加上了卫生间,传统的中柱也只是在新房迁居的时候在某个角落立一根木柱子就替代了。有几种理由:一是传统的土坯木料建筑的确是年代久远,木料腐烂,墙体变形,成了危房;二是大梁和柱子的木料缺乏;三是现代的青年人不满于传统,都希望居住在宽敞、明亮、卫生、安全的房子里,而不是低矮、潮湿、黑暗的所谓蘑菇房。

加蘑菇顶是一个妥协的方案。不过,且不说村民们要为可能发生的火灾而经常担忧,每隔几年换屋顶也是一个花钱又费力的麻烦事。政府现在每年发给每户的蘑菇房保护费提高到了100元,不过张明华觉得这钱拿得不是滋味。茅草终日风吹日晒雨淋,三四年就要更换一次,而更换一块五六十平方米大小的屋顶,少说也要花五六千元,每年的政府补贴再节约也修复不了自己家的茅草房,所以谁也不愿意为了这笔钱去加盖蘑菇顶。

很明显,以蘑菇房为代表的文化符号已经和居住在其中的人的生活脱节了。与此类似的,政府在箐口村口修建了一个来自印第安文化的石制图腾柱,又投入200多万元建成了文化陈列馆、休闲观景楼、文化广场等设施。水碾、水碓和水磨等传统农耕文化设施,早在村寨通电工程完成后,就已经基本闲置不用了,也被重新建造。村里的两个泉眼,哈尼名“大泉眼”的,也被打造成旅游景点,并重新命名为白龙泉和长寿泉。

谁的遗产?

“梯田是好看,可就是吃不饱肚子。”这是箐口村村民的普遍看法。据马翀炜统计,自村里2001年旅游开发以来,每户人家每年从中分红只有100元左右,而且经历了政府开发、资本进入之后,目前进入到世界遗产阶段,这一数字仍未提高。马翀炜戏称是“水白流、风光白看、相片白照”。

箐口村目前的旅游收入几乎只依靠门票。游客的住宿、吃饭等消费,几乎都留在了几公里外的新街镇。自2001年政府开发10年间,进村的单张门票价格是10元,后来涨到15元,这笔收入中的70%归政府,剩下的30%先用于村里文艺表演队的日常开支以及支付打扫村寨卫生的费用,之后才分给村民。2009年,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接手,世博占股66.67%,元阳县国资公司占股33.33%。他们和箐口村委会重新签订了合同,规定每年一次性交3万块钱给村里分红。时任村民小组副组长的张明华也参加了那次谈判,他并不同意这个方案,因为世博已经把门票涨到30元,落到每户人家,每年分红基本没变,但其实村里所占比例反而降低了。这几年,世博公司进来后,除了修建了一个观景台,并没有在政府此前修路、通路灯、建广场基础上给村里进行什么看得见的投资,而且逐渐开始垄断村内小商铺、运送散客的车辆等。现在哈尼梯田“申遗”成功,世博显然成了坐收渔利者。而村民作为梯田中世代生活的主体,其利益却被忽视了。

在对哈尼梯田的深度发掘中,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也在发生冲撞。张明华告诉本刊,大部分祭祀是隐秘性的,比如说,在哈尼村寨中,如果看到谁家门前插着绿树枝,说明这家人在进行某种祭祀。这种祭祀和交通绿灯指示相反,意在声明不准外人进入,也不能在外与他家人打招呼,要是有人违背了,这个祭祀就失败了。但这几年,随着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及旅游开发的不断进行,各种仪式的神圣性被不断消解。这一矛盾在村里大摩匹李正林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一方面作为哈尼古歌“哈巴”的传承人,也是村文艺队的负责人之一,有一定的传播哈尼文化的职责,事实上他和文艺队也常为游客表演哈巴和舞蹈,同时收取相应费用;另一方面,作为村里行使巫师角色的大摩匹,他又抵触仪式神秘性被破坏。他对政府开发旅游提的主要意见就是,不要干涉祭祀。

比如2005年,箐口村过苦扎扎节用的磨秋和秋千是当年7月25日搭建的。按照传统习俗,要到满12天后的早晨,才能将磨秋抬下,将秋千的绳索割断,将秋千板收起。但是7月30日下午,有两个外地游客在打磨秋时把磨秋弄得掉了下来。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行为必须受到惩罚,罚款用于支付咪古们进行消灾活动的费用。但这次把磨秋弄下来的人跑了,补救性的仪式最终没有进行。正当咪古和一些村民忧心忡忡的时候,当地果真出了大事,当晚一些观众爬上围墙观看庆祝彝族火把节的演出时,围墙倒塌,死了5人,伤了18人。咪古们相信,这与磨秋掉下来一事有关,并断言这是不祥之兆。

马翀炜说,当神圣性受到娱乐性的挑战时,负责举行“神圣性”宗教仪式的咪古和摩匹等人便试图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来进行回击。他们声言,该村在旅游开发之后出现的许多不祥之事,都是由旅游开发导致的。咪古们的这种说法还是造成一定的影响,也使得政府部门不能完全不加理会。妥协的办法是:只要在“苦扎扎”以外的时间动了磨秋,就由政府部门出资300元左右,请咪古等人来消灾。张明华说,特别是这两年,村里莫名其妙的死亡事件增多了,他们认为是旅游开发新修的寨神林通道冲撞了神灵,于是村民自发把这条路用水泥堵上,村里祭祀仍走老路。另外,负责村庄祭祀的咪古也要承担一定责任,为此两年前大咪古换成了现在的李志和,以求换个运道。

(感谢实习记者徐潭进行资料协助。感谢箐口村张明华对采访的帮助。部分资料参考马翀炜所著《最后的蘑菇房》,黄绍文等著《云南哈尼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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