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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逝去的民国多样化历史叙述

2013-07-11 11:10 作者:扫地僧来源:腾讯文化
民国时代延续了清代的考据学传统,同时学习了舶来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胡适和中研院史语所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主流,这一时期有重要贡献的学者更多做的是史料考辨工作。

"民国热"虽喧闹一时,但终究冷却了,留在世人脑海中的多是林徽因的三角恋,辜鸿铭爱小脚,抑或是刘文典与蒋介石对打之类的趣闻。也有人煞费苦心地搬出所谓的"民国精神",甚至从历史的棺椁中挖出"北大精神",来抗衡物欲横流、价值缺失的当下。乱哄哄一场好不热闹,但终究是雷声大雨点小。

民国时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还有历史研究与著述的争鸣与辉煌,还有一群至今闪耀光芒的学术大师。那是晚近多样化历史研究与著述的辉煌年代。是什么力量推动了多样化历史写作瞬间走向高潮,又是什么力量使它昙花败落,遗恨后人?站在新世纪物质繁荣的孤峰上,回顾那个时代,我们应该保留怎样的温情与敬意?

一、争鸣与辉煌:特殊年代的多样化历史叙述

1.疑古出新:新考据学引领下的整理国故

对当代人来说,提到民国学术,首先呈现在脑海里的是个性鲜活的国学大师们。民国之所以出了这么多国学大师,与独特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的中国学术研究在方法上更多是借鉴西方,但依然受到本土学术方法和学术资源的潜在制约,所以在研究领域上不得不以本国历史文化为重心。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以广义的史学,也就是我们现在称的"国学"为主。

民国时代延续了清代的考据学传统,同时学习了舶来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胡适和"中研院"史语所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主流,这一时期有重要贡献的学者更多做的是史料考辨工作,以及进行历史与文化的阐释。胡适是实用主义的宣传者与实践者,他推崇古史研究,倡导疑古主义,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罗振玉和王国维师徒,以及师承于胡适的顾颉刚和傅斯年更是将"新考据学"发挥到了极致。

罗振玉和王国维师徒东渡日本,以清朝遗民身份做整理国故的工作,后来开创了甲骨文、金文等古史的研究。王国维提倡将文物考古新材料与传统历史文献相互印证以研究古代历史的二重证据法,在二重证据法指导下的国学研究为他赢得了国学大师的美誉。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底后,老师罗振玉继续做着金石方面的考证与研究,于20世纪30年代发表了《三代吉金文存》,成为这一领域较有影响的著作。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也即疑古派,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他们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探究古代的历史,揭露先秦两汉古书上关于古史的记载,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到民国30年,该学派出版了七册《古史辨》,学界震动。同一时期,陈寅恪开启了佛教史、边疆史,隋唐史的研究;吕思勉则撰写了中国通史,和深入研究了各个朝代的断代史;蒋廷黻则开始近代史以及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与叙述,并开创性的从外交的角度研究近代史。同时,左翼历史学家与主流史家的展开了更为激烈的论战,拉开了学术争鸣的新时代。

2.百家争鸣:学术论战时代成果丰硕

中国历史上,每逢乱世,政治权力的控制力便会下降,学术文化多会活跃,各类人才也会出现,如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从某种角度讲,民国也是乱世,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在激烈的变革与不断的转折中徘徊与彷徨。民国时代,思想异常活跃,学术流派庞杂多样,可以说是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思想高峰。不同的是,民国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激烈碰撞与交融的时代,是与旧传统说再见以及迎接新文化的时代。

新文化运动后期,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学术思想各流派争鸣的景象,各种主义相继涌现。左翼的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流派围绕着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流派,以及无政府主义展开了三次大论战,催生了一大批左翼史学著作。20世纪30、40年代涌现出的优秀著作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吕振羽的《史前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邓初民的《社会史简明教程》,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以及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

民国时期的学术论战并非限于主流学术研究与左翼学术思想之间,主流学者之间也存在论战与交锋。这一时期思想高度活跃,学术研究成果明显,可以说是学术研究大繁荣的时代。如,傅斯年对王国维的研究就提出了极为尖锐的批评。这一时期的学术论战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延续了学术自由的风尚,也留下了大量让后人津津乐道的学术公案。这一时期涌现出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左翼学者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了新政权高度的肯定和扶持。 

二、尊师重道:民国政府促进多样化历史叙述

1.知识分子受政府尊重收入高研究无后顾之忧

民国政府尊重知识分子,即便在战乱纷扰的北洋时代,知识分子的收入也是相对较高的。当时的大学教员薪俸分为4等12级,最高级别500元,最低级别100元。之前,毛泽东在北大担任图书馆管理员时,月俸是8元。据毛泽东回忆,当时的8元月薪已经足够养活自己。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收入明显提高。学术研究一向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第二生命,他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进行教育、学术和科研事业。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这十年是民国知识分子学术研究的黄金十年。除了社会经济环境适宜做学术研究外,与北洋军阀时代相比,南京国民政府更注重教育。自1928年形式上统一全国以来,南京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中学法》《中学规程》《小学法》《小学规程》等法律法规,从法制上保障各级教育的有序进行。这些法律法规对学校的组织原则,以及教职工的待遇进行了明确规定。

政府解决了教师的经济问题,为他们全心投入教育与科研提供了最为关键的条件。根据学者马嘶的研究,当时大学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等人文科类的知识分子有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所以也形成了具有群体特征的生活习惯和情趣。文人们大都在客厅、茶馆、酒宴、沙龙里闲谈,或者逛旧书摊和旧书店,淘书,或者去戏园子听戏,或者下棋、打麻将消遣。文化人生活在一种宽松闲适的环境中,没有任何经济担忧。

民国政府的一大功劳是解决了知识分子的物质问题,使他们在学术研究上没有后顾之忧,这在动乱年代颇显珍贵。由于生活无忧,当时的文人雅士生活在极具艺术气息的氛围中。林徽因喜欢在家里办沙龙,座上宾全是一流的学者与作家。鲁迅喜欢逛旧书店,经常淘一堆旧书回来。知识界能沉浸于学术文化之中,这与他们收入高,生活稳定是分不开的。

2.成立"中研院"学术研究获国际学术界承认

与教育改革同步的是推动学术机构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成立了"中研院"。"中研院",简称"中研院",是成立于1928年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关,蔡元培任首任院长。在人文研究方面,"中研院"设有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当时有人认为,全盛时期的"中研院"人文组几乎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该所集中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治学精神,另一方面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方法,在历史、语言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贡献,

"中研院"史语所推崇的"新考据学"是当时学术界的主流研究法。岱峻在《民国衣冠》中写道,在抗战前的十年间,史语所组织了15次河南安阳发掘和3次山东城子崖发掘,出土大量国宝,使公元前约1400年的殷代传闻变成了信史;编订整理了明清史料,校订了大量文籍,提高了史学标准;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取得了可观发展;在中国东部和西部进行了方言土语调查,采集了许多标本等。1932年,史语所获得法兰西学院授予的儒莲奖,标志着在考古、历史和语言学等领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承认。

谈民国学术,无论如何都无法跳过"中研院"史语所。"中研院"的设置是民国政府一次较有远见卓识的决策,而史语所的设置更是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史语所几乎是白手起家地开创了民国的历史研究,每个领域几乎都是新的,都需要去开拓和创新。所以,每项研究成果都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当然,民国政府存在贪污腐败、效率低下、体制臃肿等问题,当时以及后世学者都给予过强烈的批评。但是,仅仅"中研院"一项,我们就该对它表示最基本的敬意。民国的学术研究起于此,后来也止于此,虽短暂,但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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