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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20世纪

2013-07-05 14:00 作者:薛巍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3年第27期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是英国裔美国学者托尼·朱特的一部文集,收录了他撰写的关于加缪、阿伦特、《正午的黑暗》、布莱尔、古巴导弹危机等话题的23篇评论。

托尼·朱特和他的著作《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

反思20世纪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是英国裔美国学者托尼·朱特的一部文集,收录了他撰写的关于加缪、阿伦特、《正午的黑暗》、布莱尔、古巴导弹危机等话题的23篇评论。
记者薛巍
文人共和国
英国记者乔纳森·弗里德兰说:“朱特的这些评论主题多样,很难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读者在阅读时应该期望去寻找一盒宝石,而不是一条完整的、穿在一起的项链。”比如朱特在评论一部5600页的法国史著作时说,《米其林旅游指南》(绿皮)将人们可能有兴趣去的地方分为三类:有意思的(一星)、值得迂回前往的(二星)、值得特地一去的(三星)。《米其林旅游指南》(红皮)也以同样方式把餐馆分为三类。“这两套书都继承了法国修辞与哲学的分类法实践,其传承也影响了戏剧理论和政治争端。”“环法自行车赛所走的路线非常接近过去历代旅行手艺人漫游法国的传统路线。这部法国史文集记录和哀悼的正是法国人对于他们的国家、它的边界、它的地形地貌的记忆怀有的一种独特的感觉。”
朱特自陈,他这些评论有两个主题:其一是思想观念的作用和知识分子的责任;其二是在遗忘的年代,晚近发生的历史地位。朱特把20世纪称为“知识分子的世纪”,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出现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描述的是知识界的男人和女人们争论问题、影响公共舆论和政策。按照定义,知识分子要承担义务——介入:通常是介入一种理想,一种信条或一种计划。但在介入的过程中有些知识分子暴露出了缺点:“知识分子很容易沉溺于自我吹捧,心满意足地对着由思想相同的听众构成的镜子而梳妆打扮。有些人充当权力的代言人,或者充当全体选民的代言人,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和利益来调整自己的信念和观点。如雷蒙·阿隆评论他的同时代人所说,知识分子们似乎过于频繁地表明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尤其是在经济学或军事技术等领域。”而对于他们所说的责任,无论左派或右派都极其不负责任、漠然地倾向于鼓励在同自己相隔遥远的安全距离之外的地方动用暴力。加缪写道:“错误的观念最终造成流血,但在每一种情况下,流的都是别人的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某些思想家会对一切事情都随心所欲地说三道四的原因。”
朱特指出,另一个问题在于,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记忆只限于固定的、狭窄的一群西方左倾进步人士,如萨特、福柯、君特·格拉斯、桑塔格,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在苏联和东欧。20世纪还崛起了一类新的知识分子——即一批没有归属的世纪旅人,他们不拥戴民族主义,也不需要意识形态,他们中许多人的世界主义文化观都来自地域上边缘化的城市和外省——苏联的格尼斯堡、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这些没有祖国或离开了祖国的知识分子多到可以组成一个20世纪的“文人共和国”,其中包括加缪、阿伦特和萨义德,他们的共同点是持续努力超越派别身份,寻求真理或普遍利益。
比如萨义德,他是“一位无根的世界主义者。无根是解放性质的:你所观察的世界可能不像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确实,但是你可以看得更远。这位充满智慧、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被令人难以置信地妖魔化了。他是一个冷言挖苦的、超越民族狭隘性的阿拉伯人。他提醒批评他的人,说他们的目光是多么的狭隘。萨义德首先关心的是对阿拉伯同胞说话,指责他们”。
托尼·朱特书中写到的知识分子中有许多都是或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如阿瑟·凯斯特勒、路易·阿尔都塞、霍布斯鲍姆、科瓦考夫斯基。他说:“要想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就需要提醒自己注意理解理念的力量。我们尤其需要回忆马克思主义理念如何明显地掌握了20世纪的想象,这个时代许多最有意思的头脑都受到它的吸引。”
美国知识分子曾经是美国公共生活中坚强的道德核心,但自由派知识分子“近年来都将脑袋躲到了矮墙后面”,他们默认布什总统的灾难性的外交政策,政府持续侵犯公民权和国际法也不会引起知识分子的反对和愤怒。朱特认为,原因在于“新自由派分子重复了老左派的某些最坏的特点。他们可能自视已经到达彼岸,但是他们恰恰呈现出一种同样混合了教条式信仰和文化偏狭的态度,更不用说一种以其他民族为代价来寻求暴力政治转型的洋溢热情”。
纪念与记忆
朱特把现在称为“遗忘的年代”:“在现代,唯一新的现象是对历史的忽略。我们带着太多的信心、太少的反思,将20世纪留在身后,大胆地跨入新世纪。我们固执地认为,过去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能教给我们。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新的世界,它的风险和机会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坚持积极地寻求忘却而不是记忆,否定延续性,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都宣称创新。这种态度是相当鲁莽的,晚近的历史会继续伴随我们若干年。”
现在充斥着对过去的纪念,但朱特认为它跟记忆背道而驰:“我们有那么多博物馆、圣殿、碑文、历史遗迹,还有历史主题广场,都在公开地提醒着过去,但是我们选择纪念的是20世纪的一种引入注目的性质。官方对20世纪的绝大多数记忆,要么是公开的辉煌怀旧,要么根据时机,逐步地、有选择地认可和回忆苦难,20世纪就变成了一座道德记忆的宫殿。这纪念是告诉我们,那一切现在全都远离了我们,我们现在可以迈进一个不一样的、更好的时代了。”
现在,对过去的记忆变得碎片化了。“我们鼓励公民和学生们用他们自己的苦难来观看历史及其教训。今天,对晚近历史的共同解说就这样包含了来自历史的多方面碎片,其中每一种都用武断的口气标明自己如何受难,由此导致的一种拼镶画面无法使我们拥有一种共同的历史,它将我们隔离了。现在,对于过去的历史根本没有按照它本身的样子来一致地叙述。”
刚刚发生的历史早已多半被遗忘了,后果之一是战争的残酷也被遗忘了,尤其是在美国。由于美国从未被占领过,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及其结果中扮演的角色使它更富有而不是变穷;美国在战争中损失的士兵比较少,结果“今天的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仍然给军事力量以辉煌和崇高地位的国家。欧洲在1945年以前很熟悉这种情感,而今已全然不闻。美国的政客们和国务活动家们浑身散发着武力威猛的气息,评论家们嘲笑和讽刺对卷入武装冲突迟疑不决的国家。正是这种对战争及其影响完全不同的回忆,决定了美国人在今日国际事务中与众不同的态度。在欧洲对共产主义失败和铁幕结束的叙述中,主要的情感是对这漫长而令人不愉快的一章终于结束而感到释怀,然而在美国,同样的故事是以必胜信念来记录的。美国的许多评论家和政治制定者认为,20世纪的启示就是,战争能起作用”。
朱特最热爱的国家是法国,这是他的学术著作的首要领域,他的前三部书的主题都是法国。但他没有像其他亲法学者那样把法国浪漫化。在他看来,法国跟英国一样失去了它的过去,混淆了纪念与回忆。但毕竟“法兰西是一个记忆的民族”,从1984到1992年,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主编了三大部、七卷、长达5600页的《记忆的圣地》(RealmsofMemory)。在七八十年代,法国人开始集体回顾大多数成年人还能回忆的从童年起的过去。曾经作为日常生活的一切都在变成历史遗物,长达几个世纪的法国生活结构,从田地格局到宗教游行,一切都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法国人“迫切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固定一套民族传统,以防这种传统从记忆边缘溜走”。
皮埃尔·诺拉组织了近120名学者,交给他们128个题目,任务是把握是什么构成了法国。第一卷《共和国》阐述现代法国共和制生活,尤以巴黎先贤祠为代表。第二卷以《民族》为题。第三卷《法兰西》篇幅大于前两卷的总和,内容包括人们认为同法国有关的一切。朱特说:“这些最优秀的学者所写的文章篇幅都不长,但在各个主题方面却显得属于名著和经典的档次。”1998年,《记忆的圣地》英文版出版,全部文章从128篇减少到44篇。但读者依然可以读到法国学者论述皇家宫廷,论述自由、平等、博爱,论述时空分野和法国的语言天才的文章。“孔帕尼翁论述《追忆似水年华》的文章表现一般,但仍充满巧智和深刻见解。”
朱特盛赞阿瑟·戈德海默对《记忆的圣地》的英文翻译:“译本之博学和优美足以同原著媲美,对各位作者的不同风格有着敏锐的感受,把握住了大量技术术语和历史术语。”朱特自己这部文集的中文版则不完全可靠,第一章中有些句子的意思就弄反了:“凯斯特勒写到政治、知识分子或死刑的时候,其可信度取决于他的性行为。”原意是跟他的性行为无关。“即使是格里津,也只在毫无必要的时候才使用威胁逼迫手段。”原意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使用威胁逼迫手段。最后一章中,“据说古罗马皇帝尼禄在全城起火时还在拉提琴。在华盛顿,总统在大地燃烧时还在拉琴”。尼禄喜欢的乐器是竖琴。

文人共和国

 英国记者乔纳森·弗里德兰说:“朱特的这些评论主题多样,很难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读者在阅读时应该期望去寻找一盒宝石,而不是一条完整的、穿在一起的项链。”比如朱特在评论一部5600页的法国史著作时说,《米其林旅游指南》(绿皮)将人们可能有兴趣去的地方分为三类:有意思的(一星)、值得迂回前往的(二星)、值得特地一去的(三星)。《米其林旅游指南》(红皮)也以同样方式把餐馆分为三类。“这两套书都继承了法国修辞与哲学的分类法实践,其传承也影响了戏剧理论和政治争端。”“环法自行车赛所走的路线非常接近过去历代旅行手艺人漫游法国的传统路线。这部法国史文集记录和哀悼的正是法国人对于他们的国家、它的边界、它的地形地貌的记忆怀有的一种独特的感觉。”

朱特自陈,他这些评论有两个主题:其一是思想观念的作用和知识分子的责任;其二是在遗忘的年代,晚近发生的历史地位。朱特把20世纪称为“知识分子的世纪”,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出现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描述的是知识界的男人和女人们争论问题、影响公共舆论和政策。按照定义,知识分子要承担义务——介入:通常是介入一种理想,一种信条或一种计划。但在介入的过程中有些知识分子暴露出了缺点:“知识分子很容易沉溺于自我吹捧,心满意足地对着由思想相同的听众构成的镜子而梳妆打扮。有些人充当权力的代言人,或者充当全体选民的代言人,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和利益来调整自己的信念和观点。如雷蒙·阿隆评论他的同时代人所说,知识分子们似乎过于频繁地表明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尤其是在经济学或军事技术等领域。”而对于他们所说的责任,无论左派或右派都极其不负责任、漠然地倾向于鼓励在同自己相隔遥远的安全距离之外的地方动用暴力。加缪写道:“错误的观念最终造成流血,但在每一种情况下,流的都是别人的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某些思想家会对一切事情都随心所欲地说三道四的原因。”

朱特指出,另一个问题在于,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记忆只限于固定的、狭窄的一群西方左倾进步人士,如萨特、福柯、君特·格拉斯、桑塔格,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在苏联和东欧。20世纪还崛起了一类新的知识分子——即一批没有归属的世纪旅人,他们不拥戴民族主义,也不需要意识形态,他们中许多人的世界主义文化观都来自地域上边缘化的城市和外省——苏联的格尼斯堡、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这些没有祖国或离开了祖国的知识分子多到可以组成一个20世纪的“文人共和国”,其中包括加缪、阿伦特和萨义德,他们的共同点是持续努力超越派别身份,寻求真理或普遍利益。

比如萨义德,他是“一位无根的世界主义者。无根是解放性质的:你所观察的世界可能不像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确实,但是你可以看得更远。这位充满智慧、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被令人难以置信地妖魔化了。他是一个冷言挖苦的、超越民族狭隘性的阿拉伯人。他提醒批评他的人,说他们的目光是多么的狭隘。萨义德首先关心的是对阿拉伯同胞说话,指责他们”。

托尼·朱特书中写到的知识分子中有许多都是或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如阿瑟·凯斯特勒、路易·阿尔都塞、霍布斯鲍姆、科瓦考夫斯基。他说:“要想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就需要提醒自己注意理解理念的力量。我们尤其需要回忆马克思主义理念如何明显地掌握了20世纪的想象,这个时代许多最有意思的头脑都受到它的吸引。”

美国知识分子曾经是美国公共生活中坚强的道德核心,但自由派知识分子“近年来都将脑袋躲到了矮墙后面”,他们默认布什总统的灾难性的外交政策,政府持续侵犯公民权和国际法也不会引起知识分子的反对和愤怒。朱特认为,原因在于“新自由派分子重复了老左派的某些最坏的特点。他们可能自视已经到达彼岸,但是他们恰恰呈现出一种同样混合了教条式信仰和文化偏狭的态度,更不用说一种以其他民族为代价来寻求暴力政治转型的洋溢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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