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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期的就业难题 ——专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都阳(2)

2013-07-01 14:58 作者:吴琪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中国正处在经济结构的转型期,又同时进入劳动力绝对短缺时期。大学生就业难并不是劳动力总量多了,而是经济发展中提供的高技能岗位不足。经济结构能否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成功转型,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

3月10日,“湖北省2013年新春大型人才招聘会”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光谷体育馆举行,各高校大学生前来赶场求职,等候队伍长达数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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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荒与企业创新

三联生活周刊:近年来农民工群体面临的短缺和工资上涨,与大学生群体境遇截然相反。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农民,农民似乎源源不断涌入城市,哪会料到这种短缺会这么快到来,并且势头会一直持续下去?

都阳:我前边提到的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是导致这些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中国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减少345万,预计在2011至2020年期间将绝对减少近3000万。2011或者2012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口红利正式开始消失了。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使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这就意味着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可能需要比以前更多的劳动投入,才能实现。换言之,中国的GDP每年都在增长,会产生新的就业岗位,可是我们岗位在增多,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却在下降,所以劳动力总量有缺口。目前我们的劳动密集型岗位仍然很多,而劳动年龄人口变少,这就使得简单劳动力的短缺很突出。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看到农民工工资在持续上涨,可是他们的劳动技能是在同步提高吗?
都阳: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是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上涨,那么这个工资提升不会对劳动成本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消化工资上涨。但是农民工实际工资在过去几年中的增长速度,高于我们GDP的年增长率,更是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技术革新、对人员的教育和培训、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等等,并不是个短期过程。

工资上涨本身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目的,也是改善劳动者福利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我们也通过政策的调整,积极化解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例如,伴随着劳动成本的上升,一方面要促进企业实现技术的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技能的培训,并进而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生产率。

三联生活周刊: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农民工,有些跟随着打工的父母在城市里长大,有些虽然生活在农村,但是完全没有务农经历,这些变化给新的劳动力市场会带来什么?

都阳:总的来说,新一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是在提高的。他们所具备的人力资本特征与上一代有显著的差别。2012年,3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重已超过36%。同时,这些在城市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工,已经比较彻底地脱离了农业,他们就业的非农化趋势也非常明显。从这个意义上看,解决这一部分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和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一些老人聚在北京颐和园内自吹自唱。目前中国老年人口逐渐膨胀,社会劳动人口所占比例降低

三联生活周刊:农民工工资上涨的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吗?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都阳: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是由劳动力市场上供求两方面因素决定的。我们前面分析的人口转变的因素以及经济发展的规模导致的就业需求变化,这两类因素在中长期都具有稳定性。如此看来,农民工的工资上涨趋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延续。我们的经济政策,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积极地应对这种变化。我觉得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既具有紧迫性,也有很强的重要性。
首先,政府要通过深化改革,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如前所述,当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时候,企业需要以资本、知识和技术,来替代简单的劳动投入。我们的研究发现,目前,我国技术工人和低技能个人的替代弹性为0.26,而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为1.5至2之间。也就是说,我国对技能的需求以及对普通劳动投入的替代,已经出现,但只是刚刚开始,而且程度还很低。从政策层面看,通过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促进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升级就至关重要。

其次,在经济转型的前夜,人力资本积累更加重要,也更需要政策的干预。就公共政策而言,一方面,我们需要及时出台干预措施,避免义务教育、培训等因为劳动者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提高而荒废;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反思我们的教育体制,及时地提出改革措施,使教育能更有效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第三,在经济结构转型的时期,维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灵活性,也非常重要。只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才能使我们的劳动力在新兴部门和传统部门之间的配置更充分。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的企业创新能力弱,与哪些因素有关?

都阳:企业自己需要投入研发、提升技能,但是创新所需要的市场环境,需要政府提供保障。政府应该做的,是让企业合理获得创新带来的利润,而不是直接给企业补贴。因为政府大力补贴某些行业,实际上就是在遏制其他行业的创新能力。创新被遏制,就延缓了就业损失后的就业创造过程。一个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政府,企业没有创新的动力。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在经济面临转型的时期,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还需要有哪些政策方面的考虑?

都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就业问题的解决,二者相辅相成。实际上,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所提供的成功经验,对于指导我们未来的发展与转型提供了具有借鉴价值的宝贵财富。诚然,过去30年我们处于人口红利期,也有着很多促成经济快速成长的有利条件。但如果放眼世界,具备类似发展条件的国家并不仅仅限于中国。中国之所以取得了发展上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看,是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形成的良好的制度环境。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我们才能充分发挥出劳动力丰裕的竞争优势,创造出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推动中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

随着我们的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未来的经济转型将越来越依赖于生产率的提升。已经跨入高收入阶段的东亚经济体都展现出在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劳动生产率的加速提升。由此看来,是否能实现这一转变,将直接决定着我们的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以及就业能否得到解决。从积极的方面看,过去十余年高等教育的扩张,已经为未来的经济转型储备了人才。现在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激发企业的创造性和活力,从而在创造出越来越多适应高素质人才岗位的同时,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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