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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期的就业难题 ——专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都阳

2013-07-01 14:58 作者:吴琪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中国正处在经济结构的转型期,又同时进入劳动力绝对短缺时期。大学生就业难并不是劳动力总量多了,而是经济发展中提供的高技能岗位不足。经济结构能否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成功转型,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

都阳

扩招与岗位匹配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年每到大学生毕业的月份,社会上就会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呼声。今年因为将有近700万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使得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大学生就业真的十分困难吗?

都阳:当前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是真难,还是假难?这点确实存在争议。由于我们目前尚缺乏令人信服的官方统计,所以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也缺乏有效的基础。目前的讨论大多基于毕业时点的签约率,该指标的收集通过各个高校上报数据,数据采集的质量容易引起质疑。而且我们如果只关注大学生毕业几个月之后的就业情况、他们的起薪等,这些时点数据不能反映长期就业状况。我们还需要知道大学毕业生的薪水变化,他们在哪些部门就业,就业结构是怎么变化的,那些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失业周期有多长等问题。所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劳动市场统计体系。媒体的呼声和社会情绪的反应,还不能作为政府决策参考的科学依据。

三联生活周刊:人们的普遍感受是,大学生不像过去那么吃香了,这些仅仅是高校扩招导致的吗?

都阳: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是个问题,我想这里边有几层因素:一方面,我们会不自觉地拿今天的大学生与历史上的大学生比较,现在大学毕业生多了,显得含金量没那么高,由于供求形势的戏剧性变化,总体就业形势没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乐观了。另一方面,从2003年以来,中国的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技工短缺的现象,随后,劳动力短缺开始向内陆省份蔓延,并进而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普遍的现象。农民工和普通工人的工资开始持续上涨,过去5年的年均实际增长率超过12%。农民工群体和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就业反差越来越明显。另外,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来说,国家投入办大学、家庭投钱培养大学生,个人上四年大学的机会成本也随着普通劳动力价格上涨而变高,这些都让人觉得对大学生的人力资本投入没有以前回报高。

三联生活周刊:在劳动力市场上,是我们的大学生供给太多了,还是高端岗位太少了,大学生就业率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都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涉及到对过去十余年来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的判断。从总体上看,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需要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在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的成功跨越,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经济转型之前扩张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无疑是正确的。造成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从供给的角度看,是扩张的时机、方式的选择有待商榷,从需求的角度看,则是由于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尚未到来,也就是你提到的适合大学生就业的高端岗位不足。

当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的时候,我们的劳动力就非常便宜,有比较优势,因此我们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也是中国经济过去30年腾飞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人口“塔尖”的老年人口膨胀,“塔身”逐步萎缩,中国出现普通劳动力的短缺大致发生于2004年,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到来,普通劳动力价格上涨。另一个点是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两年正是我国劳动力的绝对短缺的转折点。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两个转折点之间会相差二三十年时间,可是我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从民工荒到劳动力的绝对短缺就发生了,给我们的应对时间非常短暂。

我国刚刚告别了二元经济时代,如果改革能够使我们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持续发展,我们现在的高校人才就是为下一拨经济发展储备了足够的人才;如果经济发展不顺利,就业问题会更加突出。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近年来普通劳动力的工资上涨了,是因为我们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大吗?

都阳:在二元经济时代,劳动力无限供给,我们过去30多年的的经济发展,正是发挥了这一优势,集中体现为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并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随着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持续扩张,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使得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不复存在,劳动力短缺就开始出现,并推动普通劳动力的工资迅速上涨。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提升将削减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不可避免地出现就业岗位损失。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岗位损失,并不必然意味着高端岗位的自发创造。实现就业结构转换的前提,是经济结构的转型能够顺利实现。

广东省东莞市某家具厂的工人正在紧张地工作(摄于2011年)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但是现在转型还在进行中,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就显得富余了?

都阳:也可以这么理解,大学生的就业难并不是总量的问题,不是人数多了,而更多的是结构性失业的问题,即岗位和人才不匹配。岗位和人才怎么才能匹配呢?劳动力市场的变动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之间有个时间差,如果按照自然轨迹,市场上的就业损失发生了,即那些低技能岗位逐步被淘汰,企业不得不注重研发,升级技术,这样就会产生新的岗位,对高技能人才有需求。
这些市场信息传递到教育部门之后,人们就更愿意通过教育来提高自己的技能,适应新的就业需求。美国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大学毕业生工资持续上涨,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的体现。但是我们人为地把这个过程缩短了,高校扩招的举措是对的,可是它在1999年实施,现在看来是提前于我们经济转型对人才市场的需求了,或者说我们的经济转型落后于高等人才教育了。

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高等教育的提前扩张导致其步伐与经济转型的不同步。一般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内为精英教育阶段,在15%至50%间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阶段。按照这一观察,我们在极短时间里,中国便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而经济结构的转型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期内实现的。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这样会使社会上产生一种“教育过度”的怨言,特别是一些贫困的农村家庭,举债供养大学生,却发现还不如同村那些早早出去打工的孩子回报高。

都阳:相对来说,一个高投入的人力资本如果失业,投资浪费现象更明显,其中的损失包括社会的、家庭的和个人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如果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大学生提升整个社会就业群体素质的空间还很大。发达国家的小学和幼儿园里,具有本科文凭的老师占比非常高,我们还有很多岗位需要大学生来提升质量。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也相当迅速。2004年,从业人员受教育结构与韩国1990年时的分布大致相当。不过如果大学生持续地在劳动力市场难以得到合理的投资回报,“读书无用论”会甚嚣尘上,将给社会带来长期的伤害。欧洲一些国家,曾经因普通劳动力短缺,不少青年人受不住高薪的诱惑,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对这一现象缺乏政策的干预,从长期来看,也是这些国家深陷危机的原因。青年人受教育程度的缺乏,将使得未来的经济缺乏创新,产业进一步升级更加困难,整个经济缺乏持续的竞争力。

我们再看东亚发达经济体,比如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它们在到达中等收入之后,经济再往前发展,都会经历一个高等教育扩张的阶段。我们高等教育扩张的时机可能提前了几年,但是方向是没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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