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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处于守势的帝国

2013-06-28 13:38 作者:蒲实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3年第26期
在世界大学里,哈佛拥有无上的财富、权力与荣耀。它不是象牙塔,而是帝国,以知识和思想为权力来源的帝国。它与外面的现实世界较量与合谋,斗争与妥协,进攻与防守,捍卫精英主义和学术自由。

哈佛大学校园一角

哈佛学院:贵族与精英
来到剑桥镇,不由得感到自己得一本正经一点。比如,在电梯里遇到当地人,他们会机械性抽搐般咧嘴,闪现两排牙,弹簧般复原,瞬间完成微笑、克制、冷漠、彬彬有礼、绅士范儿。波士顿的英语速度极快,还残存着英式腔调。这样,我也只好绷着点了。幸好哈佛若干年前就不再要求学生西装领带皮鞋了,免了着装烦恼。
或者,是哈佛校园和它周边那些殖民风格或新古典主义的建筑、罗马式的公共大厅和哥特式的教堂,还有爬满常青藤的古老红砖墙,把上了年头的时间凝固成老者的威严感,让我被看不见的先辈和无法描摹的传统摄了魂魄。即使是在哈佛最躁动叛逆的1969年,激进抗议的哈佛学生在占领哈佛主楼后,曾有示威者问,是否要砸掉文理学院院长的办公桌,也立即有人站出来反对:“绝对不行。那可是查尔斯·艾略特先生(100年前的老院长)用过的。”今天,教育日渐被理解为一种消费和服务,大学生也早已不再轻易接受教师的训导。但在哈佛,人总会收敛一点。
在哈佛的十来天里,我常在以哈佛广场为中心发散出的小街上溜达,会有些不经意的符号,泄露出剑桥镇的崇古心理。“剑桥”和“牛津”的街名,就已经够怀旧了。而那些在别的州难觅踪迹的皮鞋修理店、皮革打理店、摆放着焦油肥皂和雪茄的礼品店,总之,老玩意儿,就如地毯的线边一样,暗示着出没于此的一些人的品位与生活方式。
上世纪30年代,当哈佛从一个新英格兰地区的学院变为一所真正的大学时,哈佛本科生院的社会地位很贵族化,它掌握在波士顿的银行家、律师或政治家族手中,不以严肃的学术闻名,而是世俗名利场。当时哈佛的教师很多是社会名流:他们首先是一名绅士,其次是一个教师,最后才可能是一位学者。学生绝大多数来自新英格兰与纽约,或是住在哈佛“金色海岸”(比如,亚当宿舍楼)豪华公寓里的富家子弟。学院教育是闲人雅客式的,比如学习古典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体验学问的旨趣,熏陶审美和心灵。
即使今天的哈佛已是世俗化的平民精英大学,这一古老的身份仍隐藏在哈佛校园里,不时与你邂逅。有一天,即将结束“大一”的哈佛本科生薛晴(化名)带我们去桑德斯剧场旁边的安纳伯格大厅(AnnenbergHall)吃早餐。我对桑德斯剧场并不陌生:它的图像早已被现代媒体大规模地传播——360度环绕的三层观众台,泛着古旧木头光芒的大厅,已随着迈克尔·桑德尔正义公开课的全球传播被大众所熟悉。但安纳伯格餐厅很低调。我们早到了些,沉沉的木门上贴着标语:非请莫入,请尊重隐私。只有本科生是这里的主人,研究生进不去。一位胖警察把我们挡在门外,直到薛晴来,亮出学生证,我们作为她邀请的客人才得以进去。当9000平方英尺、如哈利·波特魔法学校般宏伟的大厅迎面而来时,我在古老的彩绘玻璃窗和辉煌的吊灯间看到了身份飞舞的幽灵。还有什么比私密性和排他性更能塑造优越感的?
放眼大厅,围成一桌桌的年轻人正在低声而热烈地谈论着什么。据说新生饭堂里庞杂繁复的派系比高中只多不少,落座何处也事关归属与身份问题。一位哈佛学生在她描述校园生活的《哈佛日记》里如此建议道:“你该自问:我高考考了几分?答案会帮你在饭堂里选个合适的位子:跟体育生(低分的)、机会均等行动计划受益者(低分的)、贵族(低分,但投了大笔赞助费)、学识精英(高分、没赞助),或是亚裔、印度人(几乎满分的)同坐。”在没有固定班级的哈佛学院,食堂与宿舍就是固定的社交场所了。薛晴迅速吃完早饭,留下我们,告辞离开,很匆匆。她说,她赶一门课。她不热衷社交,学习努力,聪明,求知若渴,绝对的学识精英。曾有一位斯坦福教授告诉我,斯坦福人偷着使劲儿,哈佛人却生怕别人觉得他不够忙。我试图跟长桌对面看资料的女孩儿搭讪,她似乎被外人的闯入和意外的即兴冒犯了,说,对不起,我感到不舒服。
到处都不缺乏身份的符号:那些分布在哈佛校园和查尔斯河之间的英格兰古风、以波士顿显赫家族或哈佛校长命名的本科生宿舍楼——新乔治亚风格的洛厄尔楼,维多利亚风格的亚当楼,剑桥牛津建筑翻版的艾略特楼,古典主义的科尔克兰楼等等。这十几栋宿舍楼,百年来早已形成各自的传统:洛厄尔的清晨华尔兹舞会、星期四下午茶、年度戏剧节和春季酒神会;亚当的体育赛事和学生运动,万圣节化装舞会,冬季盛宴和艺术展览;艾略特有“预科生(主要指波士顿和纽约的几所贵族私立高中)楼”名号,社交精英聚集之地,“比哈佛还哈佛”,以冷漠、势利、假知识分子和俱乐部闻名;科尔克兰的文化艺术节,红酒交流会,案例模拟和周日点心会;丹斯特楼则被称为“哈佛保守主义和漠视主义的最后堡垒”。上世纪初,劳伦斯·洛厄尔校长把哈佛学院的教育定义为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在洛厄尔看来,日后投身学术生涯的是少数,不应“将学生紧缩在知识探索的监牢里”,导致为“学术探究”付出“社会代价”。在哈佛,学生宿舍制不是为学术交流,而是为社会交往创立的。
我很想去这些传奇的宿舍楼里看看。从一些电影里窥到过,古旧豪华,单双人间、客厅、沙发、室内卫生间、活动室、庭院,很奢侈。所幸,戏剧票给了我们入场券。4月一个周六的夜晚,我们去洛厄尔楼看《仲夏夜之梦》。为了庆祝宿舍楼75周年,洛厄尔楼管会花了2万美元,用洛厄尔自己的乐团,制作了这台经典剧。从带蓝色圆顶的哥特式钟塔下、中世纪般的石拱门进入,便是宽阔的中庭院落了,草坪四周围合着三四层高的宿舍楼,一水的红砖墙,屋顶阁楼的斜坡上垂直支出来方正的砖砌小天窗。宿舍楼入口的告示栏上,最显眼的是富布莱特奖学金发动申请的号召,贴满了奖学金生在泰国、中国、印度、巴西的异国照——哈佛全球化战略的成果。舞台设在平日的宿舍楼餐厅里。移走了餐桌,硕大的空间能搭建两层的舞台布景,还能放下乐池和大约300张观众椅。座无虚席,前排是贵宾。美妙的歌剧把观众渐渐带入图书馆,然后带入森林,最终带入梦境。这是一场精致的表演,连每个角色出场都很精心,伴着诠释他性格特征的音乐。一想到我是在观看一场大学宿舍出品的戏剧,而不是坐在国家歌剧院里,便对哈佛的“一流”有所感悟。
歌剧结束,从洛厄尔楼出来,与一排鱼贯而入的女生在拱廊里擦肩而过。白天青春气的哈佛在夜幕里换了妆容:长发盘起来,素面描画得妩媚,规矩的羽绒服换成时装外套,膝盖以下露出裙摆和丝袜,高跟鞋踢踏,夜色荡漾。我想起电影《社交网络》里坐着“老男孩”贵族俱乐部的大巴车,受邀而至的美女,在“终极俱乐部”的私有楼宅前翩然鱼贯而入。洛厄尔楼出来几步路,就是八大“终极俱乐部”之一的“飞行俱乐部”。周六,正是聚会时间。美国国旗在罗马式门廊外飘扬,室内歌舞升平,大门掩着,私家护卫站在门廊台阶上。我仿佛已经嗅到了里面酒精与激素的气味。哈佛校方曾试图把这些私产收购了,最终没搞定,禁酒令也没法执行。
“烤猪”、“蜜蜂”、“凤凰”、“德尔菲”、“猫头鹰”,这些钟爱动物名的俱乐部,是哈佛学院的贵族社交圈:男性,出身世家,有权,富裕,人脉深广,排外,私密。它们是顶级名利场。被相中的高年级学生会被“拍肩膀”,经过筛选,新会员会收到古希腊或拉丁古文封印的手写邀请函。哈佛毕业的美国保守派作家罗斯·道特哈特(RossGregoryDouthat)在他的回忆录《特权:哈佛与统治阶级的教育》中写道,这些俱乐部奉行严格的贵族等级秩序,“非会员男性被分流到地下室里,喝桶装啤酒,竞争派对上外貌相对差一些的女性。但若是‘猫头鹰’、‘蜜蜂’、‘飞行’的盛大节日派对,连最有魅力的姑娘都得争宠了”。
现代哈佛,最初那批崛起的知识精英也在这些俱乐部里获得了地位,比如“烤猪”里的保罗·尼采家族。当初是他们,把一批有学识的年轻人带入了国家的贵族权力圈,从此为各阶层智识上卓越的精英开辟了成为统治阶层的通道。今天,终极俱乐部的成员更加多样,家族背景从曼哈顿上西区的“老钱”、犹太律师、非裔新贵、大使子女、印度医生、亚洲大腕儿,到王室后代,不一而足,成为全球统治阶级的青年社交圈。
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说,未能进“烤猪”俱乐部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连亚兰·索尔金也忍不住把天才马克·扎克伯格创立Facebook的动机之一编设为想进“烤猪”和“凤凰”。大约80年前,哈佛校长詹姆斯·布赖恩·柯南特决定根据个人天赋,而不再是出身来选拔哈佛学生。哈佛由此创造了一个知识精英阶层,拥有智力天赋和创造力的年轻人从此得以与拥有财富、权力及人脉的社会贵族阶层分享权力。无论是精英还是贵族,对雄心勃勃的哈佛本科生来说,加入那些象征着社会上层的隐形俱乐部,是大学里的终极成就。
分数贬值:象牙塔内外
对哈佛人来说,课堂意味着什么?
在离哈佛校园不远的一栋小楼里,我见到哈佛《深红报》的主席罗伯特·萨缪尔斯(RobertSamuels),有绅士范儿的帅小伙。这份历史悠久的报纸是哈佛最重要的记录者,任何版本的哈佛史都会引用它。这幢产权归报社所有的三层独栋,财政上独立于校方。在第二层的编辑室里,萨缪尔斯指给我看墙上排成一圈的肖像漫画,那是历届《深红报》美编的作品,人物是每一任的主席。他不动声色地指着其中一幅说:“那是我,旁边那幅是我哥哥。”我环顾一圈,认出其中一张熟悉的肖像,富兰克林·罗斯福。
萨缪尔斯在一楼的办公室很宽敞,老板桌、高背大皮椅,墙上贴着《深红报》创刊号的海报。他把午饭打包回来的饭盒放进冰箱,沙发上还扔着一箱可乐。他说,他有时吃睡都在办公室。我问他一个星期花多少小时在“深红”,他的回答让我吃惊:80~100个小时!也就是说,“深红”就是他没日没夜的大学生活。除了报道哈佛体育新闻,他对《深红报》的管理和经营负责。编辑兼总裁朱莉·赵兹莫(JulieZauzmer)向我确认,“深红”的管理层基本都要付出这么多时间。
我很难想象,他们如何完成学业。朱莉告诉我,在她的大学生活里,“深红”比课堂重要。她第一学期的成绩很优秀,改变她大学生活轨迹的,是2009年发生在科尔克兰宿舍楼的一起枪击案,“毒品,谋杀,性,所有戏剧的元素,复杂的故事”。她不仅报道了这起枪击案,而且全程跟踪了对谋杀嫌疑人的审讯。“每天早晨9点到下午16点,三个星期,来回一个半小时公交车,逃了很多课。”但整个审讯过程让她感到有趣和好奇。“直到今天我仍觉得,最后被判一级谋杀的那个人,并不是三个嫌疑犯中扣动扳机的那个人。法律和技术上的严格程序与常识的判断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偏差?”她无法抑制深入调查这件事的冲动,她说,“那时,我意识到,我想当个记者。”
不久,即将轰动美国的亚当·惠勒造假案开始浮出水面。惠勒是转校来哈佛的本科生,被曝申请时的成绩单、推荐信、论文等全是伪造和抄袭。《深红报》让朱莉写一篇封面报道,她花了很多时间深入调查,最后出版了一本书。朱莉说,她本想在完成这些报道后就回到课堂,“但转身时发现,两年已经过去”。
我问朱莉,在遇到报道中的问题时——比如法庭审判中的法律程序问题,采访和写作中的技术问题等等,她会向谁求教。她说:“‘深红’是我的课堂,它聚集了一群从美国最牛的私立预备学校校报出来的编辑,他们教会了我很多。”她还会给波士顿地区的律师、记者打电话,给哈佛校友写信,向他们询问专业上的问题。我问她,是否向教授咨询问题。她说:“很难想象会向他们咨询问题。我会采访他们,他们是我的消息源,但哈佛没有新闻系。”
今年夏天,立志成为记者的朱莉获得了在《华盛顿邮报》实习的机会。她并不特别需要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她的职业生涯正在展开。而萨缪尔斯告诉我,他打算进入咨询行业。华尔街投资银行和咨询业,是哈佛本科毕业生的首选去向,因为它们最赚钱。从哈佛辍学的马克·扎克伯格去了硅谷,要不然哈佛毕业生又多了个新去处。
如果我们的聊天能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我最想与萨缪尔斯和朱莉分享的哈佛见闻,也许是课堂的精彩。
一个周三的下午,我跟随徐渊(化名)走进费正清中心地下一楼的多层环形教室。这种空间呈漏斗状的教室专门用于案例教学,便于讨论:讲台就像四面环山的盆地底部,多排座位自下而上变得开阔,可容纳60人,每个座位上都贴着学生的名字。徐渊是哈佛非洲研究系的博士生,这是他到哈佛的第三个年头。来到哈佛前,他拿到了早稻田的博士学位。作为研究型大学,哈佛教授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发论文上,讲课之外的教学事务都由博士生助教来做。这是哈佛独特的助教制度,向研究而不是教育倾斜。徐渊是文理学院前院长、知名汉学学者柯伟林(WilliamKirby)的助教。柯伟林这学期上一门叫“在中国做生意”的课,第一次把商学院的案例教学法用于本科生课程。
今天柯伟林讲的是鲁冠球的万向集团。与所有哈佛课程一样,学生来到教室前,早已应该读过了课前资料,几十页不等,老师则以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方式,不停抛出一环扣一环的问题。
“公社农机厂是哪一年创立的?”
“中国处于什么历史时期?”
“‘文革’时期为什么可以集资建厂?”
“那时对它生产的零部件万向节有需求吗?”
“他是怎么卖出去的?”
“为什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会找到他?”
“企业的关键岗位有什么重大的人事变动?”
“家族为什么对中国企业很重要?”
…………
没有哪个问题抛出后,没有人接招,有些手几乎一直在举。有些回答偏了,柯伟林稍加点拨,就会得到修正。1个半小时,20至30个问题在空中来回抛接,极少落地。徐渊坐在后面,记录每个学生的表现。快到下课时,万向集团已分析透彻,柯伟林播放了一张他与鲁冠球在万向集团大楼前的合影。柯伟林做中国研究,就与中国建立很深的联系,这也是哈佛文科教授的共同点。哈佛学生在课堂上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很多是鲜活的一手材料。我还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旁听了一节关于美国政治的小型讨论课。授课人是CNN的知名政治记者约翰·金(JohnKing),开场发言的是前驻华大使、犹他州州长洪博培,通过Skype视频客串的是佛罗里达共和党战略策划师。哈佛的课堂是观看真实世界舞台剧的贵宾席。
柯伟林的课结束后,徐渊在大厅的沙发上坐下,给几个学生答疑。他还负责给他们的论文和考试评分。
我还记得一个阳光的午后,在他的公寓里,他从盯了很久的电脑前起身走进客厅,木地板在脚下轻轻地嘎吱作响。他在窗户边可以前后轻轻晃动的沙发上坐下,两手交叉放在腹前,闭上眼,轻声叹了口气。他告诉我,他正在给本科生改作业,突然感到有些沮丧:“他们为什么比我写得还好?”我理解他那声轻叹的含义。哈佛梦实现了,有时却难免自我怀疑。对于一个将以学术为业,并为之付出多年时间的人来说,在智力和学识上受到挑战,无疑是消磨自信的打击,更何况,挑战者是并无学术志向的、在学术营盘里摸爬滚打一番后就会奔向现实世界的年轻本科生。
徐渊有时会在看书间歇的时候研究一会儿美股,有时和朋友谈论一下经济形势,看看有什么理财之道。去年他在剑桥镇买了间公寓,最近升了值,他感到满意。马克斯·韦伯和纯粹为学术而学术的洪堡式大学已成为过去。走在通往哈佛的林荫小径上,徐渊有时会愉悦地畅想,毕业后在离家很近的那所不知名的学院谋个教职,未来,在波士顿的郊区买个别墅。对平民精英来说,这是个理所当然的、美好的生活梦想。他对学术有真诚的热情,但也必须生活于现实世界。
在接连出现几篇漂亮的本科生论文和连着给出几个“A”后,他有疑惑:如果无法保证智识上的绝对优越和不可替代,精英如何用唯一的资源——知识,与象牙塔外的社会权力平等地交换?进一步的困惑是,现在,当下,以学术为业,特别是以人文领域的学术为业,价值多大?更进一步的追问则让人忧心忡忡:大学作为庇护精英的知识机构,还能抗衡外部世界贵族式权力的侵蚀吗?象牙塔的堡垒最终会被攻破吗?如果那些并不把学术太当回事儿的本科生只能得B,甚至C,危机就不会发生,学位的门槛仍能阻挡现实世界的攻势。但悖论是,如果本科生院的学识水平未能逐年提高,大学作为知识传承和推进的机构,难道不是无能吗?而且,哈佛不是号称自己招收的是最聪明、最具学术潜力的学生吗?更何况,谁愿意花高昂的学费,来一个知识机构购买糟糕的成绩单呢?
“深红”本科生与徐博士的对峙,让我想起了哈佛旷日持久的关于“分数贬值”的争论。
2001年夏天,《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哈佛静悄悄的秘密:分数贬值》。2001年6月毕业的那届本科生,91%获得了“毕业荣誉”,而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个比例还不到40%。媒体评论说,“哈佛荣誉学位沦落至中等水平”。其中,贬值最厉害的是人文学科,分数超过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生的成绩。而在理工科为主的麻省理工,却没有分数贬值问题。从此,哈佛开始了无休止的分数争论。
为什么“分数贬值”引人关注?从大学之外的世界来看,它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简单追溯到80多年前的柯南特校长时代。
柯南特当校长时,哈佛是一个贵族统治的大学。学生拿一个“绅士C”的学分就行了,他们知道,他们的未来取决于家族财富与人脉,与学分高低关系不大,大学不过是个确认贵族地位的橡皮图章。柯南特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波士顿人,也不来自显赫家庭,他是位有天赋的化学家,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科学家的地位。他就任时,还向前任校长、上层家庭出身的洛厄尔问自己的薪水。洛厄尔说,不知道,我都是把这笔钱用来补贴学校的。当时有哈佛校友八卦,柯南特的日子不太好过,洛厄尔留下偌大的校长楼,他的旧家具只填得满三间屋。
但柯南特很有远见。他第一次确切地回答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好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并未像他的同辈大学校长那样,仅仅是保护传统,而是试图建立一所前所未有的“精英型”大学。柯南特的“精英”与我们的“贤人”很相似,指那些在学识、能力、性格和道德上卓越的人,而无论其出身。这在哈佛历史上是革命性的。哈佛教育学院老院长、教育史家帕特西亚·格雷厄姆(PatriciaGraham)告诉我,柯南特相信,有天赋的人平均分配在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不仅是新英格兰,也包括中西部各州;不仅是私立预备学校,也包括公立学校。而天赋与教育资源之间的不匹配,往往是经济和地理障碍造成的。如果大学的使命是推进知识进步,那就要把这些有天赋的人吸纳进来。
两个制度促成哈佛转型为全国性的平民精英大学:全美奖学金,吸纳全国经济资源处于劣势、但有天赋的学生进入哈佛;坚决用系统的智力测试法寻找和测试天才。通过大学入学考试,柯南特在社会与经济优越感所构成的等级之外,建立了一种新的自尊——学术与智识的优越。贵族城堡降下了它的吊桥,被城池隔阂的大众精英得以进入大学。可以说,分数作为“鉴别卓越”的标准,构建了整个知识精英阶层。大学成为新时代的地位象征,它替代了过去的绅士阶层。
这就是为什么“分数贬值”对哈佛很重要的原因。一旦失去了“鉴别卓越”的信用,精英阶层也将逐渐瓦解。分数是知识机构唯一发行的价值尺度,衡量知识与外部现实世界进行资源交换的地位;它的标准越严格,知识的权力就越坚挺。它是一只大学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风向标,显示着庇护知识精英的机构——大学,在与外部世界权力较量中的进退。
“二战”后的20年,人们相信知识的作用,热烈地追求知识,哈佛是世界新思潮的中心。上世纪60年代的反智运动后,知识不再被信仰,学生不再听从教师和大学的教导,分数也从那时开始贬值。而今天,知识机构正被资本与消费主义所侵蚀,成为一件提供摆渡到现实世界服务的消费品。在哈佛学院,学生们一学期学术热情最高的时候就是开学的选课周和期末的考试周。“(除此以外的其他时间)还有很多别的事要做——俱乐部聚会、课外活动、暑期实习。我和我的同学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相信,课堂只是另一个美化简历的机会,是一个集齐学分和推荐信的场所,这些东西会把我们送进人生下一站。”一位哈佛毕业生如此写道,“当投行与咨询公司的招聘者向未来的统治阶级布道获取巨富的‘圣经’时,我想,人文学科教育的内在价值已经贬到了最低点。很多教授直觉地意识到,课堂外真实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比课堂里正在进行的要重要得多。”
80年前,柯南特离任去当美国驻德国高级专使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天知道!但至少不会是在这个位置上了。”酸酸的离别话语,映射了他把学识精英拉入统治阶层的艰辛。他也许未曾料到,80年后,哈佛历史最悠久的人文学科领域,却成为帝国最先沦丧的疆土,“绅士C”变身为“精英C”,在哈佛转世复活。不同的只是,已颇具服务意识的大学决定,何不皆大欢喜地给只需“精英C”的学生们一个“A”,好让他们走出校园时,更有市场竞争力。哈佛不一定能让学生感到开心,也不一定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关键是,哈佛让他们在各个领域处于世界之巅。现代社会里,这意味着财富——然后,他们能够反哺哈佛,帮助哈佛保持顶尖地位。
真理:攻守之间
教授俱乐部是学者们聚会的地方。哈佛每年有9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学者。哈佛的地理疆域接近200万平方米,一年支配的财政和基金收入接近400亿美元,巨型辽阔,上百个学术机构构成城邦似的自治的复杂系统。最优秀的知识创造者都普遍奉行强烈的个人主义,各自孤立,哈佛的巨型则加剧了这种分散和自主。来到哈佛,我迅速感受到它一盘散沙的原子状态。俱乐部是为数不多的、能看到有形的“学术共同体”的地方。
一天晚上,在哈佛访学的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在俱乐部与几位中国学者吃饭。跟随他进入,大厅的壁炉前坐着位教授,正陷入沉思,另两位坐在围成一圈的沙发上看报。旁边的会客厅里某个沙龙正接近尾声,手持香槟聚成一团团讨论的人群正散开,笔挺的西装间夹杂着年轻的牛仔裤和球鞋,那架施坦威三角钢琴做背景,很像幅油画。进入餐厅,在长桌坐下,杯酒间,学者们的讨论从金砖四国组建银行开始,再到中美关系,又进入到中西文化的对比,天马行空。席间,汉学家包弼德(PeterK.Bol)从另一桌起身走来,与秦亚青握手寒暄,谈谈彼此最近的学术兴趣。
放眼望去,每一桌的学者们都在兴致盎然地交谈,餐厅里氛围热烈。我开始想象,从门口走进来一个约翰·纳什似的人物,所有人都停下来,拿出别在西装上衣兜里的钢笔,整齐地放在桌上,齐鼓掌,向杰出的学术成就者致敬,这是在孤独中追问真理的人的集体仪式。在本科生院,精英与贵族共存;但在以研究生院和教职人员构成的知识机构内部,哈佛自由的学术氛围对全世界的学者都有强大的吸引力。秦亚青说,在这里,他感到精神上的舒展。
凝聚松散哈佛的灵魂,是它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在哈佛,几乎所有学术型学者对于同行的尊重和知识的热爱,超过了对其他任何事情的关心。一位即将从东亚系毕业的博士生告诉我,在哈佛,无论你多么显赫,来自什么世家,只要一谈到学术问题,立马所有人的姿态都放下来,完全平等地探讨。对以学术为业的人来说,唯一激发敬意的是智识上的成就。这位博士生已经在哈佛待了8年,8年来,他想还原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为此,他要穿越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去找寻通向北宋那个具体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时空和精神路径。
我能看出,他乐此不疲,很安心。在研究生院的食堂里,他兴致勃勃地与博士生同学分享昨晚在网络图书馆的新发现。8年前,他与他的导师——大师级人物马若德(RoderickMacFarquhar)探讨学术问题,两人一拍即合;8年里,马若德一直给他持续的、无条件的学问帮助,从未催促他。我问他,有没有感到过到外面世界去的冲动?他说,学以致用,终究要在真实世界实现所学的价值,但探寻万物运行规则的“道”的路程很漫长。不久前,一位国家领导人曾邀请他写过一篇有关政治改革的报告,他相信知识的力量,但必须以赤诚之心对待。
正是在从事知识生产上,哈佛确立了它作为知识帝国的独立威望,哈佛崇高的声誉最终来源于其强大的学术研究能力。它奉行残酷竞争的彻底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年轻学者们会发现,他们处在“非升即走”、“不发表即死亡”的丛林社会中,必须以卓越的学术成就求得生存。他们有深深的孤独感与压力感,哈佛的研究生/博士生自杀问题与本科生一样突出。但它也以最优越的学术自由制度,保证处于精英顶层的最具学术潜力、最优秀的学者,能够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地自由研究。哈佛昂贵的终生教职意味着,没有经济困扰,也没有被解雇的后顾之忧。
但这个知识帝国的内部体系,正在发生巨变。走向现代的哈佛有时会与传统剧烈冲突。
在拉德克里夫学院的讲堂里,我聆听了一场著名传记作家沃尔特·伊萨克森(WalterIssacson)的演讲。他是哈佛历史系的毕业生,为爱因斯坦和乔布斯写过传。哈佛很捧场:现任校长德鲁·福斯特(DrewGilpinFaust)和她的丈夫查尔斯·罗森伯格(CharlesRosenberg)都来了,坐在第一排,伊萨克森正是受他们邀请来的。福斯特本人是研究美国内战的历史学家,而罗森伯格是研究医学史的科学史学家。坐在前排的还有好几位哈佛历史系的科技史学者。可容纳300至500人的大讲堂座无虚席,不仅因为伊萨克森的名气,更因为科学史在哈佛的显学地位。科学史是历史学的明珠,是历史学最坚固的堡垒。
伊萨克森说:“在哈佛,我一开始学的是文学史,我想寻找探索人的创造力的道路。但随着我的成长,我明白,科学史才是通向理解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应用的唯一正确道路。”他说,当他开始写基辛格传时,“在《时代》的档案馆里,我发现了基辛格的一段话。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我还是哈佛教授时,我一直以为,历史是某种伟大力量推动的,但当我参与到历史进程中近距离观察时,我发现了个体性格的力量。历史是在这些个体互动中创造的”。伊萨克森说,后来,通过探索爱因斯坦与乔布斯,他发现了科学共同体互动的力量,从而找到了理解科学史的路径——“协同创新”。他调侃说:“今天来演讲,我在麻省理工与哈佛交界的一个路口遇到一位麻省老友。我们站在那儿交谈时,我在想,这会不会是麻省与哈佛融合的开始?”
讲堂里爆发出笑声。这笑声是种否定,潜伏着哈佛人的身份焦虑。麻省人都住在以数字编号的宿舍楼里,气质严谨。仅一条查尔斯河之隔,百年来,麻省与哈佛的学者基本不互相流动,有互不挖人的君子协定。麻省不是哈佛,哈佛也不是麻省。人人都清楚,20世纪末,科学占据了哈佛大学的中心,科学史之所以成为显学,是因为它与科学结盟;但潜意识里,哈佛更愿意在历史学这种学科里找到传统的荣耀和身份的认同,而不是数学。
20世纪末,科学通过与外部世界的资本联合,高速壮大。1974年,当哈佛医学院第一次与孟都山公司签署合同以获得研究资助与设备时,还必须完全秘密进行。但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哈佛以专利使用权作为股本,投资合资公司的浪潮后,产、学、研综合体已初具规模。今天,哈佛有很多“教授企业家”,他们不但兼任公司董事和顾问,而且实验室也得到工业企业资本的支持。年老一代的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如艾德沃德·普塞尔(EdwardPurcell),在年龄很大的时候仍坚持给本科生教学,年轻一代的诺奖获得者进入公司则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知识市场”已根本改变了知识的生产模式和效率,对科学的探索不再出于纯粹的好奇心,而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
1979至1991年间,德雷克·博克校长以一系列公开信和演讲号召哈佛“为社会服务”,象牙塔精心与社会保持的距离模糊了。博克推行世俗化的动机,来自于回应当时校园里的政治运动,比如,种族和性别问题,但它的影响却溢出到了整个知识领域。博克说,“大学不是象牙塔”,“除非社会赞赏大学所做出的贡献,否则社会将继续削弱大学的社会地位,将其看作另一利益群体,逐渐减少对大学的保护和支持,而这恰好是大学维持其卓越地位所必需的”。定义哈佛大学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逻辑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传统的哈佛曾以发展知识为唯一使命,与现实世界划清界限,以精英反叛贵族;而现代的哈佛,则以已经建立起来的知识阶层的身份,寻求向社会回归。
科学在与外部世界的联合中发展了自己。它探究事物与自然律,而不是人与社会,追求绝对真理,具有天然的知识上的独立性。一些社会学科也发展了自己。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埃尔文·罗斯(AlvinRoth)。罗斯的贡献不在理论上,而在应用。他所建立的肾脏捐赠分配系统是为了解决美国上千名患者因肾脏器官短缺而死亡的问题,因为患者与器官捐赠者的血型匹配效率太低。而学校匹配系统是为了保证学生,特别是相对贫困、附近学校较差的孩子,能有机会选择合适的学校,因为在纽约这样的城市,资源并不短缺,但因为地理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却无法实现最佳的教育资源配置。罗斯的经济学有高深的算法,却散发着尘土的味道和社会关怀。打电话给他时,他正沐浴在加州的阳光里。2013年,他去了斯坦福。他告诉我,“经济学是关于真实生活的学科,它应该介入日常生活”。但他仍然把自己视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以非常平静的语气告诉我,接到获奖电话,他说,好吧,谢谢!然后他所做的事情是,继续喝完杯中的咖啡,开始工作。他不躲避公众的关注,他觉得诺贝尔奖带给他的好处是,让人们关注他所开创的新的知识体系——市场设计,经济学的应用分支。应用,已经在知识体系的阶梯上站稳了脚跟。它在被外界利用为工具的同时,也自我拓展了知识的疆界。
与这些学科相对的是,人文衰落了。它也试图改变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结果,它在世俗化的过程中丧失了成其为它自己的东西——有厚度的情感、道德、审美、精神,以及最重要的独立性。一个很有讽刺性的例子,就是校园里的“政治正确性”。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争取黑人与妇女平等权利的政治运动冲击了校园。1972年,一群黑人学生占领了校长办公室所在的马萨诸塞楼,要求哈佛退出海湾石油公司的股份。海湾石油公司在安哥拉有业务,而安哥拉当时还处在葡萄牙殖民统治下。哈佛只有0.3%的股份,但在道德上,持股权却成了博克任期内无休止的漫长争论。最后的结果是,作为妥协,校园里的思想和言论在一些问题上不得不勒住自己的喉咙,这就是有点阴阳怪气的“政治正确性”。20世纪80年代,哈佛做了一项有关招生的秘密研究。结果发现,黑人和女性在学术上的表现与他们测验成绩所预示的程度一样差;研究还发现,“赞助性行动”反而会给少数族裔带来不良后果。但哈佛用强行的行政控制,阻止了研究结果的公开。
但哈佛就是哈佛。在斯坦福,人们能露骨地说,他们来到大学的目的是为了与资本汇合,创立企业。但在哈佛的语境里,它对精神上古老的故乡仍然有无法割裂的眷恋。知识市场化总或多或少意味着“受到外部世界的诱惑”,学术企业家、媒体学者和兼职顾问并不像在斯坦福那样理所当然,他们被有些人视为“失去了灵魂”,“核心消失了,外部关系迷雾重重”。其实,这是因为,曾经能够为科学文明发展指明方向的人文学科,陷入了自我认知的混乱。只有批判是仅存的力量,却无力建构新的思想。
但哈佛仍是哈佛。2001年上任的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Summers)曾试图把哈佛改造成更接近麻省的样子,最终失败了。萨默斯出身学术世家,是个坚定的精英主义者,曾官至美国财政部长。他印在我脑海里的形象,是一个西装皱巴巴、头发乱蓬蓬、沉浸在思维乐趣里的天才。他是知识尊严的捍卫者。他明白,一流的研究才是事关哈佛存亡的大计,哈佛的所有权力与荣耀都来源于它“思想帝国”的地位。为此,他要全力壮大科学——最具知识生产力的城邦,给这些院系最优厚的资源,并为他们在查尔斯河对面的阿尔斯顿大规模兴建科研基地。他明白,那些具有知识密集性、必须经过长时间艰苦训练才能掌握的知识体系,将日益壮大兴盛;而人文学科的城邦防守薄弱,最易失守。事实是,与科学联姻的人文学科都获得了更高的地位(比如科学史),社会学科也不例外(比如计量经济学)。他敏锐地看到,“哈佛已经错失了网络时代开疆拓土的机遇(硅谷在斯坦福),必须准备好在生物医学领域抓住未来”。
放在麻省或斯坦福,萨默斯也许会被视为一位杰出的校长,但在哈佛,情况更复杂。萨默斯的执政加深了帝国内部的分裂,一批哈佛曾引以为傲的明星学者——非洲研究系系主任柯奈尔·韦斯特(CornelWest),非裔教授、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亨利·盖茨(HenryLouisGates),文理学院院长柯伟林,哈佛学院院长哈里·刘易斯(HarryLewis)等等,纷纷因与萨默斯理念冲突离职或出走。在学校资源朝科学院系倾斜、大规模兴建科研基地的同时,校长掌握的资金越来越多,文理学院和许多人文专业的财政资金被大幅压缩。萨默斯的知识达尔文主义给人的感觉是,梵语系、斯拉夫语系,以及社会学的很多小分支学科,已经没什么存在的必要;而科学与经济学——资本最青睐、在市场中最有用的学科,才是霸权学科。在一些人文学者看来,萨默斯不是学者,而是一个带着政界和商界行事风格的集权者。
哈佛有它的规则。2006年,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萨默斯提出理论假设,女性之所以在一些学科领域人数较少,可能是因为数学的先天能力较差。作为经济学家,他非常学术地说:“无论研究方法有何不同,有比较清楚的证据表明,女性和男性的人口标准偏差和变异性有所不同。所以,如果男女的平均能力相同,那可能在数学能力上,居于顶端水平的男性比女性多。”他没有说完的是,从统计意义上,这也意味着,在底层水平,男性也比女性多。媒体立即过度反应,将这句话解读为“歧视女性”,萨默斯踩到了美国“政治正确性”的雷区。令人惊讶的是,哈佛的学术圈也对他真正说过什么毫无兴趣,也没有打算以校园内学术讨论的言论自由规则来对待这件事。与他一直处于冲突中的文理学院对他投了不信任票,他黯然离职。他的离任和女性历史学家德鲁·福斯特的继任,充满了哈佛气质——人文学科虽然虚弱,但哈佛拒绝缺乏它精神特质的知识疆土的扩张,回到守势。
斯坦福的人曾告诉我,斯坦福是21世纪的大学,而哈佛属于20世纪。当好莱坞娱乐工业让来自加州的金发时尚俏女郎,穿着比基尼出现在哈佛申请材料的录像中,并以对健身、衣着、烫发(都是消费业)的敏锐洞察力为谋杀嫌疑人辩护胜诉,战胜来自显赫金森顿家族的情敌,甩掉势利政治世家的男友时;当马克·扎克伯格决定离开哈佛,跟随Napster联合创始人肖恩·帕克前往帕罗阿托,以藐视一切的无畏吸引巨额风投创立Facebook,并与富家出身的哈佛创业伙伴分道扬镳时,看起来,哈佛就像处于守势的古老城堡,被西海岸朝气蓬勃的灵魂遮掩了光芒。
但这也许正是哈佛人的坚守。那些无休止的争论与分裂,也许正是为了忠诚于知识与真理,只是现实太复杂扑朔。一天下午,在萨默斯讲完全球化课后,我走到讲台前。我问他,他为什么留在哈佛。他说:“我愿意待在大学里,因为这儿处处是与我趣味相投的人。”我问他,哈佛的灵魂是什么?他说:“持续地战斗,确保大学是由思想的权威,而不是权威的思想所统治。这是一场人人有份的持续的战斗。永远不要试图寻找绝对真理,但一刻不停地向它靠近。”

哈佛学院:贵族与精英

来到剑桥镇,不由得感到自己得一本正经一点。比如,在电梯里遇到当地人,他们会机械性抽搐般咧嘴,闪现两排牙,弹簧般复原,瞬间完成微笑、克制、冷漠、彬彬有礼、绅士范儿。波士顿的英语速度极快,还残存着英式腔调。这样,我也只好绷着点了。幸好哈佛若干年前就不再要求学生西装领带皮鞋了,免了着装烦恼。

或者,是哈佛校园和它周边那些殖民风格或新古典主义的建筑、罗马式的公共大厅和哥特式的教堂,还有爬满常青藤的古老红砖墙,把上了年头的时间凝固成老者的威严感,让我被看不见的先辈和无法描摹的传统摄了魂魄。即使是在哈佛最躁动叛逆的1969年,激进抗议的哈佛学生在占领哈佛主楼后,曾有示威者问,是否要砸掉文理学院院长的办公桌,也立即有人站出来反对:“绝对不行。那可是查尔斯·艾略特先生(100年前的老院长)用过的。”今天,教育日渐被理解为一种消费和服务,大学生也早已不再轻易接受教师的训导。但在哈佛,人总会收敛一点。
在哈佛的十来天里,我常在以哈佛广场为中心发散出的小街上溜达,会有些不经意的符号,泄露出剑桥镇的崇古心理。“剑桥”和“牛津”的街名,就已经够怀旧了。而那些在别的州难觅踪迹的皮鞋修理店、皮革打理店、摆放着焦油肥皂和雪茄的礼品店,总之,老玩意儿,就如地毯的线边一样,暗示着出没于此的一些人的品位与生活方式。

上世纪30年代,当哈佛从一个新英格兰地区的学院变为一所真正的大学时,哈佛本科生院的社会地位很贵族化,它掌握在波士顿的银行家、律师或政治家族手中,不以严肃的学术闻名,而是世俗名利场。当时哈佛的教师很多是社会名流:他们首先是一名绅士,其次是一个教师,最后才可能是一位学者。学生绝大多数来自新英格兰与纽约,或是住在哈佛“金色海岸”(比如,亚当宿舍楼)豪华公寓里的富家子弟。学院教育是闲人雅客式的,比如学习古典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体验学问的旨趣,熏陶审美和心灵。

即使今天的哈佛已是世俗化的平民精英大学,这一古老的身份仍隐藏在哈佛校园里,不时与你邂逅。有一天,即将结束“大一”的哈佛本科生薛晴(化名)带我们去桑德斯剧场旁边的安纳伯格大厅(AnnenbergHall)吃早餐。我对桑德斯剧场并不陌生:它的图像早已被现代媒体大规模地传播——360度环绕的三层观众台,泛着古旧木头光芒的大厅,已随着迈克尔·桑德尔正义公开课的全球传播被大众所熟悉。但安纳伯格餐厅很低调。我们早到了些,沉沉的木门上贴着标语:非请莫入,请尊重隐私。只有本科生是这里的主人,研究生进不去。一位胖警察把我们挡在门外,直到薛晴来,亮出学生证,我们作为她邀请的客人才得以进去。当9000平方英尺、如哈利·波特魔法学校般宏伟的大厅迎面而来时,我在古老的彩绘玻璃窗和辉煌的吊灯间看到了身份飞舞的幽灵。还有什么比私密性和排他性更能塑造优越感的?

放眼大厅,围成一桌桌的年轻人正在低声而热烈地谈论着什么。据说新生饭堂里庞杂繁复的派系比高中只多不少,落座何处也事关归属与身份问题。一位哈佛学生在她描述校园生活的《哈佛日记》里如此建议道:“你该自问:我高考考了几分?答案会帮你在饭堂里选个合适的位子:跟体育生(低分的)、机会均等行动计划受益者(低分的)、贵族(低分,但投了大笔赞助费)、学识精英(高分、没赞助),或是亚裔、印度人(几乎满分的)同坐。”在没有固定班级的哈佛学院,食堂与宿舍就是固定的社交场所了。薛晴迅速吃完早饭,留下我们,告辞离开,很匆匆。她说,她赶一门课。她不热衷社交,学习努力,聪明,求知若渴,绝对的学识精英。曾有一位斯坦福教授告诉我,斯坦福人偷着使劲儿,哈佛人却生怕别人觉得他不够忙。我试图跟长桌对面看资料的女孩儿搭讪,她似乎被外人的闯入和意外的即兴冒犯了,说,对不起,我感到不舒服。

到处都不缺乏身份的符号:那些分布在哈佛校园和查尔斯河之间的英格兰古风、以波士顿显赫家族或哈佛校长命名的本科生宿舍楼——新乔治亚风格的洛厄尔楼,维多利亚风格的亚当楼,剑桥牛津建筑翻版的艾略特楼,古典主义的科尔克兰楼等等。这十几栋宿舍楼,百年来早已形成各自的传统:洛厄尔的清晨华尔兹舞会、星期四下午茶、年度戏剧节和春季酒神会;亚当的体育赛事和学生运动,万圣节化装舞会,冬季盛宴和艺术展览;艾略特有“预科生(主要指波士顿和纽约的几所贵族私立高中)楼”名号,社交精英聚集之地,“比哈佛还哈佛”,以冷漠、势利、假知识分子和俱乐部闻名;科尔克兰的文化艺术节,红酒交流会,案例模拟和周日点心会;丹斯特楼则被称为“哈佛保守主义和漠视主义的最后堡垒”。上世纪初,劳伦斯·洛厄尔校长把哈佛学院的教育定义为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在洛厄尔看来,日后投身学术生涯的是少数,不应“将学生紧缩在知识探索的监牢里”,导致为“学术探究”付出“社会代价”。在哈佛,学生宿舍制不是为学术交流,而是为社会交往创立的。

我很想去这些传奇的宿舍楼里看看。从一些电影里窥到过,古旧豪华,单双人间、客厅、沙发、室内卫生间、活动室、庭院,很奢侈。所幸,戏剧票给了我们入场券。4月一个周六的夜晚,我们去洛厄尔楼看《仲夏夜之梦》。为了庆祝宿舍楼75周年,洛厄尔楼管会花了2万美元,用洛厄尔自己的乐团,制作了这台经典剧。从带蓝色圆顶的哥特式钟塔下、中世纪般的石拱门进入,便是宽阔的中庭院落了,草坪四周围合着三四层高的宿舍楼,一水的红砖墙,屋顶阁楼的斜坡上垂直支出来方正的砖砌小天窗。宿舍楼入口的告示栏上,最显眼的是富布莱特奖学金发动申请的号召,贴满了奖学金生在泰国、中国、印度、巴西的异国照——哈佛全球化战略的成果。舞台设在平日的宿舍楼餐厅里。移走了餐桌,硕大的空间能搭建两层的舞台布景,还能放下乐池和大约300张观众椅。座无虚席,前排是贵宾。美妙的歌剧把观众渐渐带入图书馆,然后带入森林,最终带入梦境。这是一场精致的表演,连每个角色出场都很精心,伴着诠释他性格特征的音乐。一想到我是在观看一场大学宿舍出品的戏剧,而不是坐在国家歌剧院里,便对哈佛的“一流”有所感悟。

歌剧结束,从洛厄尔楼出来,与一排鱼贯而入的女生在拱廊里擦肩而过。白天青春气的哈佛在夜幕里换了妆容:长发盘起来,素面描画得妩媚,规矩的羽绒服换成时装外套,膝盖以下露出裙摆和丝袜,高跟鞋踢踏,夜色荡漾。我想起电影《社交网络》里坐着“老男孩”贵族俱乐部的大巴车,受邀而至的美女,在“终极俱乐部”的私有楼宅前翩然鱼贯而入。洛厄尔楼出来几步路,就是八大“终极俱乐部”之一的“飞行俱乐部”。周六,正是聚会时间。美国国旗在罗马式门廊外飘扬,室内歌舞升平,大门掩着,私家护卫站在门廊台阶上。我仿佛已经嗅到了里面酒精与激素的气味。哈佛校方曾试图把这些私产收购了,最终没搞定,禁酒令也没法执行。

“烤猪”、“蜜蜂”、“凤凰”、“德尔菲”、“猫头鹰”,这些钟爱动物名的俱乐部,是哈佛学院的贵族社交圈:男性,出身世家,有权,富裕,人脉深广,排外,私密。它们是顶级名利场。被相中的高年级学生会被“拍肩膀”,经过筛选,新会员会收到古希腊或拉丁古文封印的手写邀请函。哈佛毕业的美国保守派作家罗斯·道特哈特(RossGregoryDouthat)在他的回忆录《特权:哈佛与统治阶级的教育》中写道,这些俱乐部奉行严格的贵族等级秩序,“非会员男性被分流到地下室里,喝桶装啤酒,竞争派对上外貌相对差一些的女性。但若是‘猫头鹰’、‘蜜蜂’、‘飞行’的盛大节日派对,连最有魅力的姑娘都得争宠了”。

现代哈佛,最初那批崛起的知识精英也在这些俱乐部里获得了地位,比如“烤猪”里的保罗·尼采家族。当初是他们,把一批有学识的年轻人带入了国家的贵族权力圈,从此为各阶层智识上卓越的精英开辟了成为统治阶层的通道。今天,终极俱乐部的成员更加多样,家族背景从曼哈顿上西区的“老钱”、犹太律师、非裔新贵、大使子女、印度医生、亚洲大腕儿,到王室后代,不一而足,成为全球统治阶级的青年社交圈。

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说,未能进“烤猪”俱乐部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连亚兰·索尔金也忍不住把天才马克·扎克伯格创立Facebook的动机之一编设为想进“烤猪”和“凤凰”。大约80年前,哈佛校长詹姆斯·布赖恩·柯南特决定根据个人天赋,而不再是出身来选拔哈佛学生。哈佛由此创造了一个知识精英阶层,拥有智力天赋和创造力的年轻人从此得以与拥有财富、权力及人脉的社会贵族阶层分享权力。无论是精英还是贵族,对雄心勃勃的哈佛本科生来说,加入那些象征着社会上层的隐形俱乐部,是大学里的终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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