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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流行和摇滚之间的追梦人

2013-06-27 11:22 作者:李翊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从1985年由地下乐队进入主流唱片市场至今,Beyond一直在寻找商业和摇滚之间的平衡点,直到乐队灵魂人物黄家驹的去世。从四人Beyond到三人Beyond再到Beyond三人各奔东西,不管曾经有过怎样的妥协,这支理想化的乐队一直都朝着心中的理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东西。Beyond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梦想,而所有这些皆是属于现实的,不是白日梦。那并不独是指音乐。

Beyond:流行和摇滚之间的追梦人
从1985年由地下乐队进入主流唱片市场至今,Beyond一直在寻找商业和摇滚之间的平衡点,直到乐队灵魂人物黄家驹的去世。从四人Beyond到三人Beyond再到Beyond三人各奔东西,不管曾经有过怎样的妥协,这支理想化的乐队一直都朝着心中的理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东西。Beyond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梦想,而所有这些皆是属于现实的,不是白日梦。那并不独是指音乐。
记者李翊
从地下到地上
没有深思熟虑,就是几秒钟内突然的感觉,陈健添决定签下Beyond。
1985年6月陈健添刚当上小岛乐队的经理人,而小岛的第一张专辑也正在录制中。小岛这张唱片的出版日期已定好在11月,并同时在12月初安排了一个名为“小岛&Friends”的演唱会来配合专辑的宣传,演出地点是在九龙红磡区的高山剧场。由于小岛成立的时间不算太长,乐队的主唱区新明担心售票的能力,所以建议多请几队乐队来当嘉宾。陈健添告诉本刊记者:“除了浮世绘外,他特别指定邀请Beyond,原因是当时的Beyond已经拥有一批固定的歌迷,对门票的销售会有保证,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见。”
在此之前,Beyond于1983年因为参加《吉他》杂志举办的一个吉他比赛赢得冠军而出道。大地唱片公司的创办者刘卓辉当时在做一个音乐杂志。“两星期后,我在九龙佐敦一家茶餐厅访问了Beyond,那时他们还是地下乐队,没录过音,黄贯中还没加入。”刘卓辉高中时代就开始听西方摇滚乐,按照《音乐一周》的介绍买唱片,在他的记忆中,上世纪60年代,在TheBeatles的影响下,香港兴起了一股组“BAND”潮,年轻人纷纷在家人反对之下组“BAND”,在下班或课余沉迷于BAND房之中。“1979年出道的RANBAND是香港摇滚乐队的鼻祖,技术上有水平,以唱英文歌为主,但只出了一张碟就解散了。Beyond玩的还是前卫摇滚和艺术摇滚,长头发,演奏很长,英文歌为主,但也坚持自己创作,有一定的整体水平。”
1985年,Beyond在港岛明爱中心自费举办了一场名为“Beyond——永远等待”演唱会,当时陈健添租住在刘卓辉的家里。“演唱会那天的黄昏,辉哥说他有两张演唱会的票,问我有没有时间去看,我问他是什么演唱会,他反问我有没有听过Beyond这队本地乐队。”陈健添说,Beyond是有听说过,印象中他们玩的音乐都是比较前卫和重摇滚的。“当时我没有怎样思索就回答辉哥:‘他们自己的演唱会?行不行?他们玩的音乐好像很重的摇滚,有市场吗?要跑到香港那边,不去啦,你自己去看吧。’”
晚上刘卓辉回来的时候,基于好奇心的驱使,陈健添便问他演唱会好不好看。“辉哥说还可以,然后把他带回来的场刊递给我看,当时是有点惊讶,没想到他们会那么认真,连场刊都有,而且是印刷品。翻开里面有乐队成员的照片和歌词,我对那些英文歌不大感兴趣,仔细地看了《旧日的足迹》和《再见理想》两首中文歌词后,觉得他们的写作技巧比较生硬,当我的视线移到旁边的照片时,就马上问辉哥:‘这个很英俊、他负责什么?’辉哥瞄了一眼后告诉我是鼓手。我再看一下其他的成员人便接着说:‘假如这个鼓手做主唱就可能有机会,其他几个比较普通,他们的歌词也写得不好。’”这就是Beyond给陈健添的第一印象。
12月6日“小岛&Friends”演唱会由国际级的香港爵士吉他手包以正开场,接着是浮世绘及Beyond,最后由小岛来压轴;当Beyond出场的时候,陈健添特意从后台跑到观众席去观看。“当时的气氛非常热烈,他们的歌迷都已经全堆在台前,Beyond当天的打扮都是典型的rocker,他们玩的音乐都是很重(heavy)的力量型摇滚,这是我完完全全的第一次看他们的演出。我大概站在观众席的第七八排,突然我觉得眼前这几个伙子将来会很红,这队乐队将会很厉害,然后脑袋里好像有一个声音跟我讲:‘你一定要跟他们签约,你要当他们的经理人!’就是因为这个声音,当他们表演完毕后,我马上跑回后台去找他们,我记得当时只是跟家强和阿Paul聊过,我问他们有没有经理人,他们说没有,然后我很直接地说我想跟他们签约,当时他们两人的表情都是没有什么反应,尤其是阿Paul,他给你的感觉就是很cool(酷)的。”
上世纪80年代,在英国流行独立制作的小品牌唱片公司,专注于音乐的发展,签一到两个有个性的歌手或者乐队组合做特别的音乐。这一潮流很快在香港流行。陈健添的公司就是小厂牌流行的产物。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陈健添和Beyond大概通过两三次会面后终于在圣诞节前与他们签了第一份合约,成为他们的经理人。
事实上,直到坐下来谈签约,陈健添并没有认真听过Beyond的东西。“我是TheBeatles的‘粉丝’,从中一开始听了很多西方摇滚乐,但我并不喜欢HeavyMental。1976到1978年进了华纳,一直在做老外摇滚乐的发行。我从前不听香港本地的东西,摇滚乐在亚洲是新东西,根基很浅,接近没有,香港的唱片市场很单一,容貌漂亮的偶像型歌手更受欢迎。在香港,摇滚乐的市场并不好。不过,我也没兴趣做流行的东西。”
陈健添说,从做唱片市场的经验出发,他并不希望将Beyond做成一个和小岛乐队一样的东西,他看中Beyond是因为这支乐队注重原创,有风格,有个性,既不同于1986年初正式发唱片的传统组合太极,又不同于1985年就已进入主流唱片业以电子乐风格取胜的达明一派。“做乐队不是找几个漂亮男孩子来,包装一下就可以的。乐队成员的音乐兴趣要一致,愿意花时间培养自己,有能力站在舞台上玩音乐才可以。一定是有乐队存在,才有机会慢慢做。”
但Beyond依然需要调整。“交流的时候我们有谈过唱片的方向,我的意见是可以用摇滚的方式做唱片,但一定要好听。”陈健添说,当时跟他交流的主要是黄家驹,其他几个人都不参与讨论。“事实上,家驹能写好听的歌,他也认同我的意见。所以如果留意Beyond的音乐历史,你会发现除了1983年比较前卫,到1985年出《再见理想》之后,音乐风格简单一点,摇滚的味道有所减弱。”这个时期,已经有一些写乐评的人开始注意到Beyond,由于他们的服饰,甚至音乐的构思都比较前卫大胆,所以就被形容为“香港的地下乐队”。
1986到1988年,Beyond在陈健添的公司出了一张EP《永远等待》和两张大碟《亚拉伯跳舞女郎》与《现代舞台》。这时期,Beyond开始尝试寻找介于商业和摇滚间的平衡点,“音乐中加入了更多的电子音乐,比较柔和,尝试用歌声和旋律来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这种感受可以是振奋的,令人激动的,也可以是伤感和无奈的。这反倒让他们成了非主流中的主流音乐”。
但在乐评人黄志华和一些乐迷看来,Beyond开始妥协,玩一些商业化的东西。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黄志华说:“在我们心目中,Beyond应该是十分前卫、以摇滚为主的。”“其实从商业上看Beyond是不成功的。”刘卓辉说,“唱片销量不高。”陈健添的看法反而比较平和:“也不差吧。卖了2万多张,卖到2.5万张就是金唱片了,同时期达明一派的《石头记》卖出10万张,Raidas(跳舞组合)也是这个数量,这就算白金唱片了。一年能有一两张卖到10万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时候也就谭咏麟能轻松达到,陈百强的唱片也只能卖三五万张。”
“出完《亚拉伯跳舞女郎》,家驹感觉很失望。”陈健添说,“做《现代舞台》的时候,家驹不知道该怎么走下一步了。”
陈健添认为,音乐上的问题不是最大,关键在于小公司缺乏资源,争取不到更多的曝光率。“香港只有一家无线电视,两家电台,电台每星期播一小时的劲歌金曲,全香港所有的歌星都想上电台流行榜。宝丽金这样的大公司有谭咏麟、陈慧娴这样的大牌,电视台电台每年做活动需要大明星,和宝丽金讨价还价的方式就是:给我安排大明星的档期,我帮你打榜,做新人。至于小公司,人家认为可有可无。除非你的新人唱片一开始就卖到10万张。”陈健添还记得1988年,Beyond在香港电台流行榜排到最高的位置是第六,而一些来自大公司出道才一两年的歌手,新歌一进榜就能排第六,“人家最低的位置是我们最高的位置”。
1988年,Beyond转投宝丽金旗下最大的唱片公司——新艺宝,陈健添转为Beyond的经纪人。
《大地》
《大地》是Beyond自出道至1988年,最为成功的一首歌曲,进入电台排行榜10周,最高排位第一位,获十大非情歌评选第一名;入选1989年度十大中文金曲。在陈健添看来,《大地》是Beyond乐队成功的一个转折点,它确立了Beyond新的音乐风格的开始,音乐清新自然,Beyond从《大地》开始真正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线,也从而由一支半地下摇滚乐队迅速蜕变成为真正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
“1986年在做《永远等待》的EP的时候,听完所有小样,家驹突然拿出了一个样带,说:‘lesie,还有这个歌。’听过后,我觉得这歌很好,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但假如当时做,被关注的概率不高,反而会浪费这首歌。”陈健添说,“成功需要一个过程。乐队需要从一个摇滚的形式变化到呈现出摇滚的状态,而市场也需要时间的打磨逐步形成接纳的心态。”
陈健添说,就为什么不用这首歌他当着一大帮人,跟家驹有解释。“他内心里有怀疑,也有不确定,所以接受了我的解释。”
换了新公司,筹备第三张大碟《秘密警察》时,同样是直觉告诉陈健添,合适的时机到了。“结果选了10首歌,还没找到《大地》的小样,家驹也忘记了谱。等把所有曲目都定下,差不多要进棚的时候,说找到了。因为时间仓促,担心家驹自己填词有难度,我建议找刘卓辉。”陈健添说,刘卓辉曾经在1986年的一个填词人比赛中拿过冠军,就是1988年夏韶声演唱的《说不出的未来》,做小岛乐队时他找刘卓辉填过两首词,觉得很有特点。至于那些已经在流行歌创作上小有名气的填词人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完全不在他考虑范围内。
“我和Beyond的合作方式,通常是公司寄来小样,我就听着写歌词,然后再把歌词传真回去。Beyond从来没说过好或者不好,等到唱片发行的时候,我的名字不出意外,都会顺利地被印在填词人的位置。”刘卓辉说,《大地》的小样很简单,就是用录音机录的家驹弹的吉他旋律。“一般样带上会写个歌名,这是我跟家驹唯一的交流。《大地》的样带歌名写的是《长江》,我就意识到是要写大陆。”
《大地》曲调磅礴,所表达的感情复杂,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关于歌词,众说纷纭。刘卓辉说:“写《大地》是关于我叔公的。”刘卓辉的叔公是一个国民党老兵,在兵荒马乱的上世纪40年代因为生存离开了老家潮州当兵,此后音讯全无。上世纪70年代中,刘卓辉的父亲托去台湾的朋友登报寻找,由此开始了分别30年后的书信往来。10年后的1988年,刘卓辉第一次去台湾,代表父亲去看望了叔公。“见过我叔公,我才有足够的真情去写《大地》的歌词,不过,歌词里的‘父亲’是我幻想出来的,更多的是我爸爸见到我叔公的投影。”
值得一提的是,1987至1988年,台湾当局第一次批准台湾老兵返回大陆探亲。引用家驹在《活出彩虹》节目访问中的一段回答:“我会比较留意社会时事,有些人可能会对这些没感觉,但听到外国的新闻,如战争或政治问题,我会留意,别人未必有兴趣,我会很自然去关心感觉它。”有乐评人如此解读《大地》的歌词,字里行间暗示着Beyond的一片赤子心:渴盼祖国早日统一。
“在情情爱爱的香港乐坛,具有家国情怀的《大地》显得很特别。旋律上口,乐队成员剪掉了长发,整体形象很乖很健康,没有地下的感觉。”刘卓辉说,香港人不太喜欢“愤青”。
而陈健添则认为,从小学中文的香港人其实对大陆有莫名的情感,只是有的写中国情的东西太土,所以香港人不喜欢。“《大地》做了很好的处理,不土,旋律又很动听。”陈健添说,事实上《秘密警察》的成功,不止有《大地》,还有《喜欢你》。“《大地》是突然间给你新鲜感,尤其是让阿Paul(黄贯中)来唱,是另一个有别于黄家驹的声音。《喜欢你》则是市场上需要的情歌。但他并不是为了迎合市场去写一个流行的情歌,家驹有一个特点,不会刻意写一些东西,完全都是真情流露。《喜欢你》也是他弹吉他给朋友听时,弹了自己写的一些东西,朋友觉得,哇很好听啊!写这个旋律时,家驹还跟女朋友在一起,等将这首歌彻底完善时,女朋友因为见他整日专注音乐,无心照顾她而提出分手。所以填词时,他就写下了自己的感受。最好的,就是最真的。”
反而是歌颂母爱让Beyond大红的《真的爱你》,并不是Beyond内心最喜欢的作品。“《真的爱你》完全是人为的题材,是唱片公司的安排。填词的小美(梁美薇,现郭富城的经纪人)擅长写流行歌曲,跟Beyond完全是不同的音乐风格,但那时小美是无线台劲歌金曲的编导,找她填词,这首歌能多上两次,这也是一种交易。”陈健添说,“事实已经证明,纯粹的摇滚之路很难走,要想在唱片市场生存,必须写一些简单的歌。新艺宝给家驹很大的压力,他有时也会缺乏信心,担心如果往这个方向走,唱片销量还不行,还能做什么?”
这时期,更多将不快乐情绪表露无遗的是乐队贝斯、低音吉他手黄家强,家驹的弟弟。“也许因为自己在家里排行最小,养成较为冲动的性格,记得《秘密警察》刚出版的时候,无论是谋利演出也好,政府举办的演出也好,来来去去就是演奏《大地》、《冲开一切》、《喜欢你》这三首作品,再配上一首返场时唱的《再见理想》,如是者重复不下数十次,简直讨厌得要死,闷得我大发脾气。另外又试过一段心不在焉的时期,每次上台表演皆会出错,说来那些作品也真是太简单太沉闷了,致使我没有专心于弹奏,任由思绪浮游。其实我也有尝试过跟其他成员表达我的苦闷,但他们只会认为我比较情绪化,比较容易不快。家驹有时也会骂我的脾气,但我自知性格上的死结不易解除,而他们也了解不到我当时自困的心情。”黄家强说,当我们最初开始需要做一些与自己想法背道而驰的事,自问真的耿耿于怀。但如果再让思想钻进牛角尖的话,乐队愈是成功,所带来的苦况也随之增大。
“虽然我们没出版过很多彻底的摇滚的唱片,但我们仍是一队rockandroll乐队,而能够在流行风格中渗入摇滚元素,让听众知道这世上有摇滚音乐的存在,也算是Beyond的一点贡献。始终香港还是容不下纯乐与怒,要继续实现我们音乐理想的历程,渗入流行元素在所难免,例如像《喜欢你》或《真的爱你》这一类作品。想通了以后,我便不太介意,流行摇滚自有其值得欣赏的地方。TheBeatles也有很多作品是流行摇滚风格,就算Beyond的歌曲不是百分百摇滚,只要我们有一颗摇滚的心便足够了。”黄家强说,在音乐的领域,他觉得自己应该尽力去做,心存一份使命感,亦希望能改变人们对摇滚乐手的误解,不要再认为“瘾君子”和“烂仔”才会玩摇滚乐。Beyond曾以健康形象示人,也不过是要扭转一般人对摇滚乐手所抱持的执念。
不过,回忆过往,陈健添却说,那时还是有一个走错的方向。“当时大家可能过多受外界氛围影响,到真正走红,没有稍微认真坚持一下。如果再坚持一点自己的东西,或许依然会有人听。当批判香港乐坛的《俾面派对》获得成功时,大家会有疑问,能否反过来做更摇滚的东西?”
于是,1991年,当Beyond决定不再与新艺宝续约,筹备合约期内最后一张唱片《犹豫》时,Beyond曾经想过,是时候回归摇滚。“我建议能否做双唱片,另一面做属于你们个人自己的音乐。”陈健添说,那时候家驹其实已经写了好几首回归以前摇滚风格的重金属作品,但大家还有一些顾虑,“比如新艺宝已提出要续约,如果不续约,作为合约期内最后一张唱片,对方不会太花精力推,此外,以当时乐队成员的创作能力,家驹和阿Paul或许可以完成作品,但家强和世荣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而家驹和阿Paul做的音乐如果差别太大怎么办?到最后,大家决定还是做一张普通的唱片”。
1991年,Beyond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五场《91live生命接触》演唱会。演唱会以黄家驹和阿Paul的solo交替弹奏为先锋,黄家强的贝斯紧跟其后,最后叶世荣那超震撼的鼓声迎面杀入。接下来连续三首不间断的演唱,黄家驹演唱《俾面派对》、《高温派对》和阿Paul的《早应该习惯》。在演唱《再见理想》时,黄家驹说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我们Beyond在这几年间经历了很多事,从我们没有机会直到有机会一路改变,我们有不开心也有开心的事,但是都不要紧,我们Beyond永远会弹奏到手指不会弹为止,坚持我们,坚持乐队的信念。一首很旧很旧的歌,这首歌讲出我们早年的时间一些玩音乐的感觉,一种落寞和孤独的感觉。今日我们再唱这首歌,是因为虽然今日有很多歌迷和我们一起分享音乐会,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感到落寞和孤独。”
1991年是Beyond最鼎盛时期,他们成为香港第一个进红磡开唱的乐队。然而香港的乐坛是复杂的,大量的无聊游戏占据着他们的创作空间,在舞台上扮演小丑,让他们对香港的乐坛彻底失望了。“虽然红了,但是不开心,要做很多无聊的事情。”黄家驹也说了一句经典名言,“香港只有娱乐,没有乐坛。”道出了Beyond对整个香港乐坛的不满,随即遭受到同行的抨击,指责Beyond不够资格做此批评,而Beyond则回应:“只要身为音乐人,便有资格发表意见。”
黑色日本
从陈健添的角度回头再看Beyond去日本发展的整个过程,他形容为“片断化”,认为“有的事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
上世纪90年代初,很多已在香港成名的歌手开始转去日本发展,而像邓丽君、林忆莲、王菲这样的歌手也确实在日本有不错的唱片市场。“要成为国际巨星,这似乎是必经的一步。”刘宏博说。
从1992年开始,陈健添也开始和EMI百代有接触,他说:“制作上他们帮过我,我觉得也应该帮他们开拓市场。”这时候,Beyond的母带控制权在自己手上,陈健添想用新的方式做自己的唱片。“那时台湾市场很大,陈淑桦曾经有一张唱片卖了100万张,这在香港几乎不可想象。在香港,唱片能卖到10万张已经很厉害了,而在台湾,唱片至少卖到20万张才算火。但因为新艺宝没有台湾分公司,必须通过宝丽金,而那时候草蜢是宝丽金自己的歌手,Beyond不被重视,推广力度不大,我当时对Beyond发展的布局规划是:主打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是基地,不放弃,新马泰紧跟香港地区走,同时兼顾日本地区。”陈健添把台湾地区的唱片合约签给了滚石,并在1991年和日本的Amuse公司签了经纪人约,签约的理由是:“条件太优厚了!”
签约的过程很戏剧性。“第一次是跟EMI聊,对方不感兴趣。大概接触了半年,正好EMI的老板出差经过香港,Beyond有一个演唱会,我建议他去看看。结果看了后,在与Amuse正式谈合约前他又有兴趣了。”
也就是从1992年四五月份开始,陈健添和Beyond之间出现矛盾。陈健添的解释是:“虽然家驹是老大,能做决定,但乐队有四个人,想法有出入。而出现矛盾后,我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处理方式,导致矛盾从两方变为三方,Amuse日本人介入进来。”最后的结果就是陈健添被隐身,日本人完全控制了Beyond的发展。
刘宏博说,Beyond决定去日本发展,除了要扩大知名度、影响力,开拓海外市场,使Beyond国际化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黄家驹的音乐是激昂的“rockandroll”,而不是香港乐坛流行的“男生女腔”,所以在香港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黄家驹曾经用歌声《俾面派对》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即不明白为什么玩音乐的要常去参加一些“俾面派对”(宣传和游戏节目),被人当小丑似的玩。但去日本,对Beyond来说,就意味着一切重新开始。“日本的音乐市场确实比香港成熟、多元化,但对自己的乐队有一天要跑到日本去发展,他们还是有些始料不及。”
日本的物价高,房子小。Beyond初到日本时,第一天就一起去找房子。好不容易找到房子,连窗帘都没有。黄贯中躺在地上睡了一个晚上。他用报纸铺在窗口上面,外面很冷,挡着阳光。房子很小,黄贯中个头不算高大,但他“可以用脚碰到任何地方,根本不用遥控器”。
那时Beyond的生活基本就是在日本录音,回香港宣传,然后再回日本录歌曲的日文版,在日本继续宣传。他们经常要留在日本两三个月才能回一次香港,最久要半年。而如果没有工作,他们的生活闷得让人发慌,黄贯中躲在家里看电影,每天骑一辆脚踏车,往返于住所与他家附近的录像带出租店,以每天四五部电影的速度看了不少偶尔有日文字幕的欧美电影以及根本听不懂对白的日本电影。
黄家强有时靠打电动游戏过日子。“你讲英文他们(日本人)不懂,我们又不懂日文,你可以去哪?都是这样过。”黄贯中形容他们那时是一个完全没有活力的团体:“我们四个住得很近,经常聚……每天的生活好像是印刷出来的一样,睡醒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自己不停问自己,我来这里干吗?”
黄贯中把这种状态理解为这是在一个新地方的新开始的一部分,但他开始忍不住借酒消愁:“我以前是滴酒不沾的,来到日本就开始喝酒,回家,脱鞋,手一摸就是一瓶酒,连杯子都不要,就这样一瓶下去,希望让自己不要想那么多,赶快睡,明天还有很多工作。”
虽然Beyond每一个人都可以创作,但无可否认,黄家驹是Beyond那时绝对的创作主力,他甚至一个晚上可以写10首歌出来。但是在日本,黄家驹的创作量并不大,也没什么兴致弹吉他:“吉他放在那里就不想碰,整个人情绪有一点低落,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相对而言,叶世荣的性格比较乐观,他说Beyond最擅长的就是“苦中作乐”。不过这依然无法抵制语言不通以及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沉闷感,也是那时候,他学会了抽烟。
日本的生活和他们想象的并不一样,那不只是异乡生活带给他们对环境的生疏感,他们在录制《继续革命》的时候,发现原来公司对他们的要求和他们自己对音乐的期许,也有很大差距。他们很想做一些重型音乐,可是公司却希望他们走流行的路线。Beyond那时年轻气盛,难免和公司发生一些冲突,慢慢他们才发现,日本也是一个以流行为主的市场,日本就是一个变大了好几十倍的香港。为了能在日本学到更多音乐方面的东西,他们妥协了。
Beyond在日本一共制作了两张专辑,《继续革命》和《乐与怒》,前者的国语版叫《Belief信念》,后者因为收录了《海阔天空》这首Beyond的大热作品,国语版干脆就叫《海阔天空》。《继续革命》里的12首作品是从50多首歌里挑出来的,其中大概30首是Beyond在去日本前就写好的,唱片公司觉得不够,Beyond到了日本又创作了大概20首作品,这20首作品里有些歌多多少少能反映他们在日本的生活状态。黄贯中的《厌倦寂寞》和《温暖的家乡》,黄家驹的《遥望》,都是他们自己的感受,内容都是关于想念的。
陈健添说,《继续革命》里被认为有民族情怀的《长城》和《农民》是黄家驹去日本前就写好的,词是交给刘卓辉填的。1992年的时候,刘卓辉已经在北京创办了大地唱片公司。
“这是一张充满背井离乡感觉,每首歌都值得玩味的唱片,主打歌是《长城》和《农民》。在异国他乡的黄家驹,漂泊感会令他希望有种依靠,而作为中国香港居民来说,祖国太遥远陌生,缺乏实质了解。黄家驹远远审视着这陌生的国度,长城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群体。”刘卓辉说。
《继续革命》的录音过程并不如想象中的顺利。在香港的时候,Beyond都是自己搞定编曲,到了日本,公司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专门负责编曲的制作人,梁邦彦。叶世荣说:“我们第一次和制作人合作。他把我们的很多东西改变了。整个味道不一样了。有可能是我们经验的问题,后来录音的时候才发现,他做出来的效果也特别好特别美。我们那时候比较年轻,火气比较大,稍微改变一点自己的想法就不接受。后来唱片做完之后仔细地去听,对我们音乐的帮助也挺大的。”
正如黄家强所说,梁邦彦的出现,归根结底是公司的需求。“做《继续革命》的时候,我们和公司的分歧比较大。公司希望我们做一些软性的摇滚,我们那时是比较硬的,刻意要转变我们的风格,我们是有点难受。”
火气最大的黄贯中一时冲动,居然对老板发了脾气。十余年后,他仍然可以绘声绘色地重现当时的情境:“我肯定发过脾气,我知道,我是第一个发脾气的,对着我们的大老板。他让我们听很多日本的乐队,然后告诉我,他们日本人会这样做,他们日本人会这样想,他们日本的乐队是怎样怎样,结果我就突然忍不住冒出一句:‘你永远告诉我们日本这样这样,你为什么要老远费力气去签一个香港的团回来,把他们都变成日本人?你这样是不是很矛盾呢?’他的脸变黑了,我就知道我说错话了。”
当时所有人听到黄贯中这句话,都倒吸了一口气。在日本,艺人从来不敢和他们的老板这样顶撞。
对于初探日本市场的Beyond来说,《继续革命》注定成为一张叫好不叫座的唱片。“没有成绩。”黄贯中努力回想这张唱片在日本的成绩,居然毫无印象,“根本讲不出个成绩来。既然已经来到这了,还可以怎么样?我不可能变成一个日本人嘛。我快分裂出另外一个自己了,另外一个非常摇滚的黄贯中,站起来问自己:‘你现在他妈的在干吗?’‘我希望把香港的摇滚乐带到日本来啊!’‘你还要把香港的音乐带过来?你现在都快变成日本人了。’然后我就痛苦地大喊:‘我没有!’”
长居日本的Beyond,在这一年接下了大大小小很多工作,其中包括他们最不喜欢的游戏节目。他们起初以为日本比香港地区有更大的自由度去做音乐,谁知却依然要装“邻家的小男孩”,去得到日本乐迷的认同。“学习到了和香港不一样的音乐”,这成为Beyond在日本玩音乐最大的推动力。
1993年,Beyond虽然还是必须写一些流行歌曲交差,但Amuse不仅给了他们更大的投资,也给了他们更大的创作空间。录制《乐与怒》这张唱片的录音棚从富士山的“小木屋”转到租金昂贵的日本市中心。
5月底,他们回到香港,带回《乐与怒》这张大碟,比《继续革命》明朗很多,充满希望和积极。这张大碟是他们的巅峰之作,Beyond保持了他们一贯的、丰富的原创性,对周围世界的敏感,以及愤世嫉俗的批判性。论制作水准无疑是Beyond迄今为止最为出色的一张,也是上世纪90年代香港乐坛不可多得的佳作。有一天,叶世荣去租录像带,店里放的音乐居然是《遥远的梦》(《海阔天空》日文版)。他意识到,他们在日本成名在望:“在路上偶尔会有人认得我,证明我们在日本的宣传做得不错。那时觉得什么都很有希望。”这张唱片风格比较多样化,硬摇滚风格的《我是愤怒》激昂豪气,暗喻1997年香港回归的、带点爵士味道的《爸爸妈妈》则有着他们的迷惘和期待。《命运是你家》是黄家驹的写照:“天生你是个不屈不挠的男子,不需修饰的面孔都不错……”可是这个无论多不屈不挠的男子,也无法阻挡死神对他的眷顾。据说他昏迷前对抱着自己的黄家强说了最后三个字:“疼,保重……”这张唱片里,尤其是《海阔天空》,填词作曲均出自黄家驹。而这首歌,也成了他的遗作。这首充满了Beyond十年心路历程的歌曲,最能表达他们的心声。对背井离乡的感受,对音乐的热爱,对前方的迷惘,在心里的呐喊,在这首歌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海阔天空》是如此离奇巧合地成了黄家驹的绝唱,以致此后黄家强唱到这句时失声痛哭,总会有这种刻骨铭心的感觉。
此间,Beyond在香港地区和马来西亚各举办了一场大型户外不插电的演唱会,所谓的“不插电”指的是没有运用电子乐器而采用木制乐器的原音作为演唱会的主旋律。虽然天气炎热,加上灯光直射,甚为辛苦,但他们却玩得十分投入,他们在没有冷气的场馆为上万歌迷演唱。尽管条件异常艰苦,Beyond依然为全场观众认真地演绎每一首作品,里面大多数是大碟《乐与怒》的作品。
虽然和《大地》、《真的爱你》等歌曲在香港的影响力毫无可比性,但《遥远的梦》给Beyond带来了相似的后果:公司需要他们上一些和音乐无关的游戏节目,进一步提高知名度。1992年他们在日本还成名无望的时候,做的宣传反倒和音乐比较密切相关。但1993年《遥远的梦》在电台播放之后,公司需要他们多参加宣传,多争取曝光机会,所以他们要上一些流行的电视节目。黄贯中曾经愤怒地说:“不是说来日本就是因为有大一点的天空吗?大一点的天空不就意味着来这边就不用玩游戏了吗?结果不是的,一来就是玩游戏。为什么会这样?晴天霹雳!原来日本这个市场比我们香港更企业化,原来日本的摇滚是一个假象,原来比香港那一套更烂!我有这种感觉,但不敢讲。我们经纪人当时安慰我们,给我们很多理由。好吧,既然我已经是肉在案板上了,现在抱怨也没什么用了。”
陈健添说,从个人的角度,他并不喜欢Beyond在日本制作的两张唱片。“典型的日本式处理,编曲很唯美,摇滚味越来越淡,没什么火花。”在陈健添看来,日本市场很大,如果能打开,那是全世界第三大的唱片市场,唱片卖到100万、200万张的大有人在。“从理性的方式看日本,不妨一试,但前提是要唱日文歌,不能唱粤语或者只能唱少许。但市场那么大,那么多歌手乐队,能拿到多少占有率?按我的了解,日本是个大男人市场,历史上中文歌手能在日本走红的虽然有,但很少,而且几乎全是女歌手。除非你是他们日本没有的,比如李小龙、成龙。Beyond还没过去我就知道不会有太好的成绩。当时之所以答应签约Amuse,是想让他们发几个日文版,利用每一张唱片尽可能达到每个地区的占有率。但Amuse显然是想让Beyond更本土化。”
从1992年开始,陈健添被彻底排除在Amuse和Beyond的合作之外,在黄家驹意外去世后,被两家联手起诉,官司打到1994年七八月份,最后以庭外和解告一段落。此后,陈健添和Beyond渐行渐远。
四人Beyond和三人Beyond
在“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四人Beyond乐队成型之前,乐队成员有过小规模的人员更换期。
“80年代初期,黄家驹通过琴行老板的介绍,在录音室认识了叶世荣。由于彼此都受英国摇滚乐的影响,从而发觉彼此音乐兴趣相近,于是又联同另外两位朋友邓炜谦(又名邬林,William)及李荣潮一起组成乐队作音乐交流。”上世纪80年代初即来到香港,并因为喜爱摇滚乐而与黄家驹兄弟结识并成为好友的刘宏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黄家驹当时和好几个乐队在一起彼此交流,他和邓建和、黄家强也组成了另一个名叫Nasa的乐队。
叶世荣告诉本刊记者:“把乐队命名为Beyond的这个人,是我们的第一代吉他手WilliamTang(邓炜谦)。对此我曾说他颇有念头。因为这跟我们当年玩音乐的出发点甚为贴切。首先当然是我们所玩奏的音乐比较另类,或许今天说喜欢PinkFloyd、Yes、Rush等乐队并不稀奇,但当年我们这些人心头却给人古灵精怪的感觉。而在我们的年代,其他本地乐队多会翻玩人家的作品,然而Beyond却爱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所以把乐队唤作Beyond实有着超越一般乐队所涉足的音乐领域之意。不过话虽如此,在未正式组成Beyond之前,我们亦跟其他乐队一样,翻玩人家的音乐。只是人总会成长,到了一个阶段,我们都觉得要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Beyond不算是要超越他人,也有超越自己的意义。”
“那时我们纯粹是几个喜欢音乐的人,希望能创作出好的音乐而已。我们最关心的是音乐方面能否有好的发挥,令身边其他乐队认识到我们,并且会尊敬我们玩音乐的精神,所以在地下的日子自己也不曾有半点怨言,更遑论有出版唱片的念头。既然我们的现场演出得到人们的支持,又自资出版过卡式带,就已经很满足。”
1985年,Beyond的成员为黄家驹、黄家强、叶世荣和陈时安。4月,在Beyond第一次演唱会即将举行前两个月,吉他手陈时安因读书问题要离开香港,临时找来了在大专读美术的黄贯中(阿Paul)。
刘宏博说,当时Beyond的风格是artrock,技术偏向高深一类,而黄贯中则是一个看重速度力量的吉他手,以玩奏重金属为主。在一个月时间内,他要学懂14首Beyond的作品,苦不堪言,幸好家驹一直从旁指点,使他进步神速。
“音乐上,家驹对我影响很深。技巧上我有百分之八十是从他那里得到启发而学习过来的。所以他除了是一位关系密切的朋友外,也是我的老师。十年前我对音乐的态度还不太开放,会认为除了摇滚音乐外其他都不值得尝试。但他的眼光就比较开阔。更告诉我们Beyond要继续走下去的话,就一定要做些流行又易上口的作品。其实当时我们都不太喜欢这么做,但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明白到音乐有不同类型,也可以用一种研究的态度做音乐。”黄贯中回忆说,另外,家驹也让他认识到很多好的音乐,像OriconPacodeLucia等。“我们都来自底层,对社会上的一些看法,常有共鸣。”
1986年,吉他手兼键盘手刘志远加入Beyond。“刘志远15岁就被称为‘吉他神童’,除了不会打鼓,他一个人可以录出所有的唱片。曾是‘浮世绘’乐队成员之一,后因为另一位成员梁翘柏要出国,‘浮世绘’解散,被黄家驹招募到Beyond。”刘宏博说,黄家驹认为刘志远能从技术上帮到他。1988年,梁翘柏从美国回香港,刘志远离开Beyond和梁翘柏重组“浮世绘”。
四人Beyond时期,无论是创作才华还是人际交往、把握乐队的发展方向,黄家驹是公认的灵魂人物。在黄家驹去世后,黄贯中说:“我们就像三个没有灵魂的人。”黄家强则表示:“若果家驹还跟我们一起的话,相信我绝对不会感到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他在乐队所担任的角色就像厨房里的大厨,而我们则是负责烹饪程序的厨师。没有了这个大厨,压力便增加起来,最主要是担心乐队不能保持到一定的水准,继而渐次消亡。”
“家驹之外的三个人,阿Paul很直爽,他是那种200米外有个小弯要转他不转依然径直往前走的人,他就想做音乐,就喜欢弹吉他,简单纯粹,安分守己。世荣是鼓手,创作才华或许不如其他成员,但他很努力,乐于付出。家强是家里最小的弟弟,家驹特别照顾他,这也导致他对家驹有很强的依赖性。”陈健添说,四个人都来自草根阶层,初入Beyond时,黄贯中正在读设计,黄家强曾经当过写字楼助理,又帮忙过舅父在他的灯箱及水晶胶公司做学徒。出版《再见理想》时期,他一边在设计学院进修,一边工作于某设计公司。叶世荣则在一家保险公司推销商业保险,曾因为要在保险和全职音乐人之间做出选择而左右为难。
“大家一样穷困,但我绝不会呆呆地等待唱片爆出极佳销量,或者是希冀着Beyond成名的那一天。我只是一边玩音乐一边工作。”黄贯中说,那些日子他们在一起时经常说着“俾住先”,可想而知大家也没有太多金钱可以挥霍,更没有先用为快的念头。“很节俭,但从不觉得辛苦。那时的心态很简单,只要可以玩音乐,其他的又有何相干?我们要的是什么,也不过是多买一张唱片罢了,但这已经很快乐。我认为快乐跟金钱无关,就像写出了一段好的歌词或者弹出一段动听的音乐,我已感到快乐。”
“Beyond能够持续这么久的缘故,大概与我们本身的际遇有莫大的关系。由签的一纸唱片合约开始,我们有四年光景是业余性质,之前则是自资举办音乐会及推出录音带。很多东西都是靠自己争取回来,凡事亦需付出及实践。经过了这些阶段,我们的感情就像兄弟般亲切,大家都十分珍惜彼此的友谊。组乐队最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大家合拍与否,那就像婚姻生活,如果一起不快乐的话,一切也是徒然。”叶世荣说,经过了这几年时间,Beyond各成员皆互相了解,也知道大家的想法和理想,所以他们不单是一队乐队,还是几个十分要好的朋友。有些人只是为了出唱片和赚钱才走到一起,但他们性质不同,所以绝对不会因为利益而分开。外面确是充满了诱惑,企图要分化他们,幸好他们从来是团结一致,所以才能把身边的诱惑一一踢开。
黄家驹的去世,对其余三人的打击不言而喻。Beyond面临的不仅仅是解散的问题,三位成员还有没有勇气再拿起手中的乐器都是问题。黄贯中说:“记得事发后自己第一个念头是不想再做音乐,而我们三人一直也不敢提及关于乐队的事。直至有一天家强致电给我,但既然他也能站起来,我也一样要坚强。不过重新起步做第一首歌的时候,真的非常辛苦,既心不在焉,也冷静不了,那是一段很难熬的日子。”
1994年,三个人的Beyond结束了与华纳的合作关系,与滚石签约,不再续约Amuse,自己做自己的经纪人。7月在台湾发行《Paradise》,办了三场歌友会,形象开始改变,走另类乐队的路线,他们留心电子音乐的发展,三人乐队的音乐形态就此成型。1996年,Beyond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办了四场演唱会“LiveandBasic”,精彩的演出和精湛的弹奏获得全港乐评家一致好评。此时的Beyond已经走出了全新的自我,三个人渐渐走向个人创作。也是在这一年,Beyond将自己多年以来一直使用的band房“二楼后座”投资改建为录音室,使他们成为一个有自己录音室的歌手,并开始着手培训新人。
1999年,Beyond宣布暂时解散,并在2003年为纪念乐队20周年而再次复出。在举行了世界巡回演唱会后,2005年正式解散,“三人音乐理念不同,对香港乐坛不满”都是解散的解释原因之一。
在刘卓辉看来,三人Beyond更像严格意义上的摇滚乐队。“四人Beyond时期,家驹的音乐和创作占据主导,其他人都过于依赖他。家驹去世后,剩下的三个人迅速成长起来,形成了不同的音乐理念和风格。”
黄贯中说:“我不相信今时今日Beyond的东西对每一位成员会是百分之百纯自我的发挥,玩了这么多年音乐,我认为大家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就算是兄弟死党,感情如何要好,在家里也总会有一个角落是属于你自己的,又或者至少有一个盒子是私人的,只有自己才可以打开。以往家驹曾表示过想出版一张纯吉他碟,其出发点是相同的,因为纯粹以个人名义做音乐的话,所背负的自然没有那么多,掣肘亦不会太大。你再不需要其他人同意,也不用担心市场问题。如此便能随心所欲,做自己认为最好的,而唯一要负责和交代的,是你自己。”(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拥抱Beyond岁月》)

1991年9月在香港红馆举办“生命接触演唱会”时的黄家驹

从地下到地上

 没有深思熟虑,就是几秒钟内突然的感觉,陈健添决定签下Beyond。

1985年6月陈健添刚当上小岛乐队的经理人,而小岛的第一张专辑也正在录制中。小岛这张唱片的出版日期已定好在11月,并同时在12月初安排了一个名为“小岛&Friends”的演唱会来配合专辑的宣传,演出地点是在九龙红磡区的高山剧场。由于小岛成立的时间不算太长,乐队的主唱区新明担心售票的能力,所以建议多请几队乐队来当嘉宾。陈健添告诉本刊记者:“除了浮世绘外,他特别指定邀请Beyond,原因是当时的Beyond已经拥有一批固定的歌迷,对门票的销售会有保证,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见。”

在此之前,Beyond于1983年因为参加《吉他》杂志举办的一个吉他比赛赢得冠军而出道。大地唱片公司的创办者刘卓辉当时在做一个音乐杂志。“两星期后,我在九龙佐敦一家茶餐厅访问了Beyond,那时他们还是地下乐队,没录过音,黄贯中还没加入。”刘卓辉高中时代就开始听西方摇滚乐,按照《音乐一周》的介绍买唱片,在他的记忆中,上世纪60年代,在TheBeatles的影响下,香港兴起了一股组“BAND”潮,年轻人纷纷在家人反对之下组“BAND”,在下班或课余沉迷于BAND房之中。“1979年出道的RANBAND是香港摇滚乐队的鼻祖,技术上有水平,以唱英文歌为主,但只出了一张碟就解散了。Beyond玩的还是前卫摇滚和艺术摇滚,长头发,演奏很长,英文歌为主,但也坚持自己创作,有一定的整体水平。”

1985年,Beyond在港岛明爱中心自费举办了一场名为“Beyond——永远等待”演唱会,当时陈健添租住在刘卓辉的家里。“演唱会那天的黄昏,辉哥说他有两张演唱会的票,问我有没有时间去看,我问他是什么演唱会,他反问我有没有听过Beyond这队本地乐队。”陈健添说,Beyond是有听说过,印象中他们玩的音乐都是比较前卫和重摇滚的。“当时我没有怎样思索就回答辉哥:‘他们自己的演唱会?行不行?他们玩的音乐好像很重的摇滚,有市场吗?要跑到香港那边,不去啦,你自己去看吧。’”

晚上刘卓辉回来的时候,基于好奇心的驱使,陈健添便问他演唱会好不好看。“辉哥说还可以,然后把他带回来的场刊递给我看,当时是有点惊讶,没想到他们会那么认真,连场刊都有,而且是印刷品。翻开里面有乐队成员的照片和歌词,我对那些英文歌不大感兴趣,仔细地看了《旧日的足迹》和《再见理想》两首中文歌词后,觉得他们的写作技巧比较生硬,当我的视线移到旁边的照片时,就马上问辉哥:‘这个很英俊、他负责什么?’辉哥瞄了一眼后告诉我是鼓手。我再看一下其他的成员人便接着说:‘假如这个鼓手做主唱就可能有机会,其他几个比较普通,他们的歌词也写得不好。’”这就是Beyond给陈健添的第一印象。

12月6日“小岛&Friends”演唱会由国际级的香港爵士吉他手包以正开场,接着是浮世绘及Beyond,最后由小岛来压轴;当Beyond出场的时候,陈健添特意从后台跑到观众席去观看。“当时的气氛非常热烈,他们的歌迷都已经全堆在台前,Beyond当天的打扮都是典型的rocker,他们玩的音乐都是很重(heavy)的力量型摇滚,这是我完完全全的第一次看他们的演出。我大概站在观众席的第七八排,突然我觉得眼前这几个伙子将来会很红,这队乐队将会很厉害,然后脑袋里好像有一个声音跟我讲:‘你一定要跟他们签约,你要当他们的经理人!’就是因为这个声音,当他们表演完毕后,我马上跑回后台去找他们,我记得当时只是跟家强和阿Paul聊过,我问他们有没有经理人,他们说没有,然后我很直接地说我想跟他们签约,当时他们两人的表情都是没有什么反应,尤其是阿Paul,他给你的感觉就是很cool(酷)的。”

上世纪80年代,在英国流行独立制作的小品牌唱片公司,专注于音乐的发展,签一到两个有个性的歌手或者乐队组合做特别的音乐。这一潮流很快在香港流行。陈健添的公司就是小厂牌流行的产物。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陈健添和Beyond大概通过两三次会面后终于在圣诞节前与他们签了第一份合约,成为他们的经理人。

事实上,直到坐下来谈签约,陈健添并没有认真听过Beyond的东西。“我是TheBeatles的‘粉丝’,从中一开始听了很多西方摇滚乐,但我并不喜欢HeavyMental。1976到1978年进了华纳,一直在做老外摇滚乐的发行。我从前不听香港本地的东西,摇滚乐在亚洲是新东西,根基很浅,接近没有,香港的唱片市场很单一,容貌漂亮的偶像型歌手更受欢迎。在香港,摇滚乐的市场并不好。不过,我也没兴趣做流行的东西。”

陈健添说,从做唱片市场的经验出发,他并不希望将Beyond做成一个和小岛乐队一样的东西,他看中Beyond是因为这支乐队注重原创,有风格,有个性,既不同于1986年初正式发唱片的传统组合太极,又不同于1985年就已进入主流唱片业以电子乐风格取胜的达明一派。“做乐队不是找几个漂亮男孩子来,包装一下就可以的。乐队成员的音乐兴趣要一致,愿意花时间培养自己,有能力站在舞台上玩音乐才可以。一定是有乐队存在,才有机会慢慢做。”

但Beyond依然需要调整。“交流的时候我们有谈过唱片的方向,我的意见是可以用摇滚的方式做唱片,但一定要好听。”陈健添说,当时跟他交流的主要是黄家驹,其他几个人都不参与讨论。“事实上,家驹能写好听的歌,他也认同我的意见。所以如果留意Beyond的音乐历史,你会发现除了1983年比较前卫,到1985年出《再见理想》之后,音乐风格简单一点,摇滚的味道有所减弱。”这个时期,已经有一些写乐评的人开始注意到Beyond,由于他们的服饰,甚至音乐的构思都比较前卫大胆,所以就被形容为“香港的地下乐队”。

1986到1988年,Beyond在陈健添的公司出了一张EP《永远等待》和两张大碟《亚拉伯跳舞女郎》与《现代舞台》。这时期,Beyond开始尝试寻找介于商业和摇滚间的平衡点,“音乐中加入了更多的电子音乐,比较柔和,尝试用歌声和旋律来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这种感受可以是振奋的,令人激动的,也可以是伤感和无奈的。这反倒让他们成了非主流中的主流音乐”。

但在乐评人黄志华和一些乐迷看来,Beyond开始妥协,玩一些商业化的东西。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黄志华说:“在我们心目中,Beyond应该是十分前卫、以摇滚为主的。”“其实从商业上看Beyond是不成功的。”刘卓辉说,“唱片销量不高。”陈健添的看法反而比较平和:“也不差吧。卖了2万多张,卖到2.5万张就是金唱片了,同时期达明一派的《石头记》卖出10万张,Raidas(跳舞组合)也是这个数量,这就算白金唱片了。一年能有一两张卖到10万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时候也就谭咏麟能轻松达到,陈百强的唱片也只能卖三五万张。”

“出完《亚拉伯跳舞女郎》,家驹感觉很失望。”陈健添说,“做《现代舞台》的时候,家驹不知道该怎么走下一步了。”

陈健添认为,音乐上的问题不是最大,关键在于小公司缺乏资源,争取不到更多的曝光率。“香港只有一家无线电视,两家电台,电台每星期播一小时的劲歌金曲,全香港所有的歌星都想上电台流行榜。宝丽金这样的大公司有谭咏麟、陈慧娴这样的大牌,电视台电台每年做活动需要大明星,和宝丽金讨价还价的方式就是:给我安排大明星的档期,我帮你打榜,做新人。至于小公司,人家认为可有可无。除非你的新人唱片一开始就卖到10万张。”陈健添还记得1988年,Beyond在香港电台流行榜排到最高的位置是第六,而一些来自大公司出道才一两年的歌手,新歌一进榜就能排第六,“人家最低的位置是我们最高的位置”。

1988年,Beyond转投宝丽金旗下最大的唱片公司——新艺宝,陈健添转为Beyond的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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