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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真理与行道于邦

2013-06-27 11:08 作者: 陈慧怡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3年第26期
为学术而学术的时代似乎已然过去,为政治或国家利益而学术,而还能保持学术的严谨、客观和高标准变成了新的追求。在“追求真理”与“行道于邦”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矛盾,一种调和的办法或许是,选择什么样的研究课题是取决于国家的需要,但研究的过程、方法与结果则必须遵循客观的学术准则,不为任何现实的政治需要左右。

2011年11月9日,参加“占领哈佛”运动的抗议人群涌向哈佛法学院

为学术而学术的时代似乎已然过去,为政治或国家利益而学术,而还能保持学术的严谨、客观和高标准变成了新的追求。在“追求真理”与“行道于邦”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矛盾,一种调和的办法或许是,选择什么样的研究课题是取决于国家的需要,但研究的过程、方法与结果则必须遵循客观的学术准则,不为任何现实的政治需要左右。

1%与99%

2011年9月,华尔街被“占领”了。两个月后的一个夜晚,哈佛校警警惕地守在哈佛园(HarvardYard)的每一个出口,严禁任何人出入,警车的信号灯划破清冷的夜,紧张地闪烁着。哈佛园北边的科学中心(ScienceCenter)外面聚集了大量的示威人群,他们高喊着震天的口号,举着自制的抗议标语,站在最前排的人用力晃动着铁门上的栏杆,校警对他们发出警告,冲突一触即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哈佛园内的寂静。Widener图书馆依然灯火通明,各个House(本科生宿舍)的同学也鲜有人出来看热闹,似乎没有人关心自己马上要被“占领”的校园与家园。所幸,除了一些轻微的肢体摩擦,这场对峙并没有酿成血腥的结果。

这些抗议者不是“暴徒”,发起者与参与者中的绝大部分是与园内“沉默的大多数”一样的哈佛学生,其中站在队伍最前沿的不乏法学院的学生。在白天的游行中,他们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的母校——哈佛大学。他们认为这是一所“为最富裕的1%的人服务的大学”。第二天清晨,园里的学生醒来后惊讶地发现两件事:第一,在约翰·哈佛(哈佛创始人)铜像前的草坪上多了许多顶五颜六色、高低不一的帐篷,帐篷前的标示牌上写着“占领哈佛”;第二,他们不能自由出入了。哈佛校长德鲁·福斯特(DrewFaust)在给全校师生的公开信中称,为了平衡学生的言论自由以及公共秩序安全,校方决定暂停对公众开放校园参观,师生须凭证进入哈佛园。

参与“占领哈佛”运动的学生不满意哈佛在投资决策、外包服务、给学校行政人员的工资待遇、授课与培养学生等多个方面体现出的“精英姿态”,他们认为这在客观上加重了美国乃至全球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状况。在一份声明中,“占领哈佛”的组织者举例:哈佛行政人员中,最高工资获得者(哈佛资产投资决策人)居然是最低工资获得者(清洁工,多是讲西班牙语的拉美裔)薪资的180倍。且鉴于哈佛学生毕业后投身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产业的人数之多、影响之大,他们认为哈佛的教育与今日美国严峻的贫富悬殊局面脱不了干系。在他们看来,理想的大学教育应该培养出关心99%大众的福祉的精英,而不是只为1%的富人服务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占领哈佛”运动正式开始的大约一周前,更为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曼昆教授给本科生开设的经济学原理课上。为了抗议不断上涨的私立大学的学费以及不断减少的对公立大学的投入,一部分学生选择“出走课堂”,以表达他们的不满。组织者认为曼昆教授所讲授的经典经济学理论正是社会贫富悬殊的成因,他们指责课程材料(主教材是曼昆教授撰写的《经济学原理》)集中宣扬效率至上和保护私有产权、自由市场,而忽略对公平、国家调控的重视。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为金融大鳄和垄断巨头提供最高层次的理论支持。然而,这场目标看似无可非议的运动,并没有得到学校大部分学生的支持,尤其在本科生中不受欢迎。运动的组织者宣称这是因为他们的行动导致校园进出的限制,而使住在哈佛园内的本科生感到不满,但反对者显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出于自利的理由而不支持行动的。在运动平息的两个月后,本科生怀亚特·特罗亚(WyattN.Troia)在哈佛校报《Crimson》上发表文章,题目是《为什么占领哈佛运动失败了》。除了指责运动组织散乱、目标不明外,特罗亚最重要的论点,是组织者完全忽视了哈佛在争取社会公平和正义方面的长久努力。如果哈佛的教育真的如组织者所言,对社会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那么这群组织者完全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充实自己,为他们的公正理想做出贡献。特罗亚不无讥讽地调侃道,出走曼昆教授经济学课堂的学生真应该留下来听听那堂课,因为当天的课题恰恰是他们所关心的贫富悬殊问题。曼昆教授教学组以及其支持者也发表声明,表示虽然他们尊重学生表达异见的权利,但他们误解了经济学: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并不带有特定的价值取向,导向公平或不公平的结果并不是其所最关心的问题,为贫富悬殊摇旗呐喊更是无从说起。这是一门向全校本科生开放的经济学入门课程,选课的大多是“大一”、“大二”的学生。如果他们连什么是经济学的经典理论都不了解就做出批判,那么这种评判是不明智和浅薄的。

相比于哈佛热闹的争论,一河之隔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显得安静多了。“占领麻省”并未出现,尽管麻省理工拥有同样傲人的经济学系,也讲授着类似的理论。“二战”期间,大量的麻省理工科学家投身于美国的国防事业,他们似乎更信奉“知识就是力量”,实干兴邦。哈佛的学生则比较不甘于书斋寂寞,诉求要化为组织行动,要化为政治话语,要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哈佛“真理”的校训,似乎并没有让学生的视野局限在象牙塔之内,反而让他们有一种“行道于邦”的冲动:如果最好的学问,都不能改善普通大众的生活,那么纯粹意义上的“智识趣味”也只能陷入精英主义的泥淖,与反智主义的大众思潮格格不入。我们或许应该记得,在创校伊始,哈佛的校训还有下半句:“荣耀归于基督”、“为基督、为教会”——真理从来不是自足的最终目的,践行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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