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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寻找黄家驹和他的光辉岁月(4)

2013-06-24 10:51 作者:王恺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3年第25期
同时代的多数歌星都已经消失了,就连粤语歌也在全面式微,孩子们还唱着他唱过的歌。可是,黄家驹在天上,在忙什么?还在写歌吗?

 

 

黄家驹(左)和黄家强兄弟在练琴

 

忧患从何而来:香港的乐与怒

 

90年代在北京音乐台做“香港风景线”的奚志浩是在香港街头遇见尚未成名的Beyond的。他对我回忆,那时候他只是个爱音乐的16岁少年,喜欢逛唱片店,某日在汇丰银行对面的草坪上休息,看到四个长发青年向他走来,表情却很友善。“他们的气质,一看就是文艺青年,肯定不是那种卖保险的。”所以,他很愿意和他们对话。

几个人的名目是做音乐调查,问他爱听什么类型的音乐,买什么磁带,喜不喜欢摇滚,最后拿出自己的演唱会票子,只要10元一张,在一个不甚知名的礼堂明爱中心举办。奚志浩毫不迟疑地买了票,因为在见到Beyond之前,他和多数乐迷一样,几乎不知道本地有自己的摇滚乐队。

那是一场让他难以忘怀的演唱会。当时尚无大众知名度的Beyond却已经有了不少少女歌迷,因为她们特别喜欢尖叫,从头到尾没有停息。并且有自己的着装风格,常常被侧目,后来传媒索性给她们一个代号“妹妹仔”,代表某种不良文化,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群叛逆的青少年,对本港出现的反叛乐队有种本能的热爱。

不过少女歌迷并不是Beyond能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成功的,还是乐队和社会的某种共鸣,这种共鸣,从乐队开始成立起,就有了模糊的迹象。奚志浩分析,当时摇滚乐队开始大规模出现,是因为香港面临的问题太多,经济开始走下坡路;1997即将来临,大批人开始移民。周围的人谈来谈去就是如何脱离这个岛屿,所以摇滚乐队的音乐大多是冷硬的社会批判,歌曲中的情感很是凌厉。“可是黄家驹不一样,他和他的乐队带给人比较暖的感觉,就像他们早年成名的那首《永远等待》一样,他们也愤怒,也出离,但是他们对未来是抱有希望的。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所谓的传递正能量。”

这种正能量,和黄家驹有很大关系。当时香港乐坛将唱摇滚的一律视为叛逆青年,觉得他们长发飘飘,都和主流社会脱离,不爱上学上班,只喜欢过自己的疯狂日子。可是Beyond乐队中,除了黄贯中承认自己小时候算是个叛逆少年,其他人从小到大都过着很正常的日子,基本上没有什么众人眼中的不良行为。梁翘柏说,最不良的,也就是不好好上班,去海边沙滩上裸泳,弹吉他,让周围的少女们尖叫着走开,实在也说不上什么。

黄家驹的姐姐回忆,她告诉过家驹,音乐不是自己玩的,还要被更多人接受,只有大众接受了,才能进一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黄家驹和一般的摇滚青年不同,他愿意走进主流乐坛。黄贯中回忆,当时很多摇滚乐团,觉得除了摇滚别的音乐都一钱不值,可是黄家驹告诉他们,要让乐队能走下去,就得做一些流行上口的作品,音乐有不同的态度,除了愤怒,研究也可以啊。黄贯中说他听了茅塞顿开。

乐队在1984年之后开始逐渐走向主流,首先是乐队成员剪了长发,变得更乖巧了。黄家驹也不再是那个满面青春痘的年轻人,他变得热爱护肤,讲究形象。刘宏博说,有阵子家驹整天讲究护肤,在后台和黄耀明交换做面膜的心得。后来Beyond的主要词作者刘卓辉也说,他和黄家驹去北京演出,同住一起的时候,第一次发现,男人也用这么多的护肤品。

不过,家驹并没有放弃自己对真正问题的思考。刘宏博说,他因为从内地出来,知道很多内地的事情,当时的香港青年,很少有对内地发生真正兴趣的,即使提出问题来,也都是表面的,可是家驹不同,他俩在一起,除了谈音乐,就是谈大问题。从永恒是什么,到中国究竟为什么落后,都在他们没日没夜的长谈中,家驹当时的女朋友嫉妒了,说刘宏博和黄家驹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她要多很多。

80年代中期刘宏博回内地,当时内地还比较落后,坐飞机在空中看黄河、长江,并没有多少兴奋感,反倒觉得像伤痕,一回到香港,家驹就拖住他,让他谈对内地的感受。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家驹说了,家驹忙碌了几天,做出的音乐,就是后来让他们真正登上流行榜的那首《大地》。

黄家驹那时候在想什么?刘宏博说,他似乎和外界关系很疏远。香港乐坛流行什么、电台每日讲什么,都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他自己作词作曲,有种浓厚的苍凉感,也很慈悲为怀。他的脑筋,不在香港,一会儿在北极,一会儿在中原大地,他爱读唐诗宋词,完全与香港流行文化迥异。要不是来自北京的背景,他觉得自己也很难与家驹做朋友。

黄家驹显然有以世界为家的情怀,香港束缚不了他,出名也没有改变这点。1991年,家驹和慈善团体去了非洲,写了两首著名的歌曲:《光辉岁月》,送给还在监狱中的曼德拉;还有《Amani》,斯瓦西里语“和平”的意思,呼吁世界和平。同为作词者的刘卓辉后来写道,看了这两首歌词,他觉得黄家驹就是天才。朱耀伟说,他发现黄家驹的歌词,在后期越来越好,是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一种表达方法,不再为外界的戒律所约束。

香港乐坛慢慢接受了这位以“乐与怒”(香港对摇滚的翻译)的代表乐队,情歌虽然还是乐坛的主流,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对社会不满,开始呼唤亲情、友谊,乃至社会平等、世界和平的歌曲开始有了容身之地。有人分析过,乐队在香港100首流行金曲中上榜的6首曲目,全部与爱情无关,带有浓厚的社会批判色彩,并且坚守公义、道德和理想,所以一直流行到了今天,这和黄家驹的个人思考有很深的关系。

除了歌词,黄家驹还有许多吸引人的特点。1988年,作为香港摇滚音乐的代表Beyond来到北京开演唱会,当时音乐台的主持人朱云去采访,发现这乐队怎么这么不摇滚啊,看上去很乖,穿着也普通,不过很快,她看见了黄家驹的特殊性:“他很聪明,很稳重,乐队由他来回答问题,虽然不叛逆,但是注定是会红的那种摇滚乐队。黄家驹身上,有点摇滚,有点华丽,有点批判,有点理想,单项可能比不上别的乐队,但是组合起来就高人一头了。说到嗓音,他也会扬长避短,不够高,就用特殊唱法,你比如说那句出名的持续的‘欧’,就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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