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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高考”:选择以及选择的条件(2)

2013-05-29 14:21 作者:李伟、刘敏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3年第22期
高考之外,中国父母和孩子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上国际班、申请国外大学或者直接去国外读中学。如果说高考应试体系是一条中国主流成长之路;那么这些孩子则进入了一个“非主流”的成长路径。他们将按照西方大学入学要求学习、考试,安排社会实践。选择意味着机会也带来苦恼。无论能力还是观念,他们必须适应一个新的体系。

 

 

孟根屹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实验室(2011年夏)

 

父母的选择

 

媛元的父亲大邵,两年前陪女儿一起来到加拿大,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现在他后悔没有出来得更早一些。“我觉得上完小学就应该出来读书了,初中三年被浪费了。我曾经问女儿,初中有什么收获?她想了很久后回答我:交了个好朋友吧。”大邵说。

媛元家在河北省石家庄。她的外公是一位著名的中医,来找他看病的人太多,后来就开了一家私立医院,由子女们经营。外公的医术高明,医院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每年春节在医院吃饺子的病人就有两三千人。

幼儿园,大邵选择了附近的一家私立双语幼儿园,有外教老师带着读英语。该上小学时,心仪的学校太远,他们又选择了附近的一家私立小学,每年学费五六千元。小学毕业,上本市的重点中学很难,况且还有几年后高考所牵涉的学籍问题,大邵就想彻底放弃国内高考这条路。正好有亲戚在北京的一所私立中学读中加班,学习国际课程,高中毕业后可申请加拿大的大学。于是他就带女儿进入了这所私立中学,明确了以后出国读大学的方向。每年的学费2万多元,在私立学校中并不高。

大邵也从石家庄搬到了北京,在望京买了房子,开了一家中医按摩院。他对于媛元的未来并没有成龙成凤的目标。“我在医院看到很多生病的孩子,他们连病房都出不去。父母只希望他们能健康地活着。所以对于女儿,我只想她能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感受新鲜的世界。我没有要她考过多少分,但就是不许作弊。”大邵说。

初二参加游学团后,女儿主动向家里提出,高中就想出去读。这获得了父亲的支持。对于家庭而言,钱不是问题。他也有足够的时间。医院的事情交给妻子和亲戚,大邵随后陪女儿出国陪读。在多伦多的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又花了59万加元在郊区买了一栋独立屋,车库可以停3辆车,还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做健身房。媛元的学费每年折合人民币约10万元。

尽管女儿在出国问题上具有主导意见,但大邵个人的成长经历也使他更坚定地放弃了国内教育。他在中学的时候就酷爱运动,并且具有良好的天赋,但他并不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和很多学校一样,学习好是唯一的标准。他现在40多岁,仍旧保持着健壮的身材,几乎擅长所有的球类运动,足球、篮球、网球、羽毛球以及高尔夫,每项运动都能很轻松地上手。在国内时,周末他经常开车两三百公里去参加一场比赛。“现在我常常感到遗憾,如果当时学校有教练指导,也许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至少这是我愿意走的路。”大邵说。

学校的教育并没有给他的特长提供发展空间。中学毕业后,大邵参了军。从军队转业后,被分到了一家大型国有银行。家里医院发展起来,他便辞职回家帮忙。“从银行出来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也不会干,学校没交给我什么谋生的技能。”大邵说。

在加拿大,大邵的事情就是买菜做饭、接送上下学、晚上和女儿讨论学校的课程。时间长了,他也感受到了中西方两种教育模式的种种不同。最大一次震动,来自女儿的一次英语项目测试。

老师把两三名同学分为一组,学习一篇英语文章,然后小组成员共同上台完成演讲、解说和表演。媛元的组内有一名经常逃课的俄罗斯同学,这让她很苦恼。她想能拿个好成绩,而不希望被别人拖后腿。然而俄罗斯同学不仅没有完成她的任务,还临时打了退堂鼓。媛元去找老师,希望退出测验,或者更换成员。但老师没有同意,要她去说服俄罗斯同学。

回家后,媛元感到很委屈。而大邵则认为老师的要求是正确的。他和女儿谈心:“老师希望考察的不仅是单项能力,也包括团队的组织、协调能力。虽然你们的最后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但老师还是给了你还不错的分数。”“国内的教育更看重结果,学生在意的是分数,而在加拿大老师会更多地考察过程。”大邵说。

孟根屹的母亲胡萍是一名儿童教育专家。儿子上小学三年级,她就辞了职,做了一名陪读妈妈,陪着儿子换了3所学校,也辗转了3座城市。她对儿子培养,是一个现代版孟母三迁的故事。

孟根屹的第一个小学是在昆明一所重点学校。二年级的时候,他的体育没有及格。胡萍去找老师了解情况,却发现只有少数几个孩子合格了。体育老师解释说,他们采用的是比赛标准,给学生更高的要求。但胡萍却认为,校方的做法违反了孩子的成长发展规律,“把标准定得这么高,他们会因此而害怕体育产生负面情绪,甚至会影响他们未来对运动的态度”。校方并没有按照胡萍的建议调整,胡萍认为家长的发言权被学校漠视。“学校会说,我们的升学率有多高,但被淘汰的孩子,对每个家庭来说就是100%的损失。”

儿子上三年级的时候,胡萍根据报纸上的一则广告,把儿子转到了成都一所著名的私立小学。她也辞去了大学老师的工作,跟儿子去了成都。胡萍毕业于重庆的一所医科大学,做过儿科医生、医药代表以及医学院老师。但这些都不是她的兴趣所在。在某种层面上,她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传统应试教育的受害者。“很长时期,我都没有发现自己的兴趣,或者被压制着。我曾想学翻译,但父母让我学医。我也曾是个很叛逆的人,曾经有一年住在亲戚家,而不愿意回家,甚至没和父母说话。”胡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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