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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是“标准”

2013-05-08 14:05 作者:黄笃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城市究竟由什么样的文化支撑呢?东便门角楼上的“标准”城市,犹如“海市蜃楼”。

谈标准,当然它与人主观制造有关。可以说,标准在科学上具有精确性的衡量尺度,甚至是统一的意思。它还包含了一种价值和秩序,一种代表性。然而,在当代艺术上,谈标准就困难了,艺术的判断显得既含混又松散。这也恐怕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杨冕的作品,很容易联系到他在90年代末创作的系列绘画《青春标准》、《标准家庭》和《丰韵标准》。他以波普艺术的方法塑造流行“标准”,他把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形象作为挪用和分析的对象。这一系列作品关注的是人的标准,如果说《青春“标准”》焦点在于形象标准;而《丰韵“标准”》突出了身体标准;《“标准”家庭》则集中强调身份标准。这是一种类似社会学的调查,揭示了标准中隐藏的深层问题,那么,谁是标准的制定者呢?它们是否与商业利益和政治权力有关呢?艺术家没有把这些美丽和行为的标准看作是永恒的,而是把它们理解为瞬间的、暂时的和相对的。他笔下的图像不是写实的描绘而是主观转译的结果。标准的形象和身体也暗示了模仿、规定和控制,这都是欲望和利益驱动下所反映的社会政治表象。其实,虽然杨冕的绘画类似新的波普风格,实际上,他的作品更具含蓄的批判性,这种语言通过标准来展现,青春“标准”意味着流行和时尚,也就是大众传媒制造的标准。他的绘画包含了更多抽象性的暗示,这种特征打开了绘画一个新的文化空间。

杨冕的焦点定格在城市,因为城市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社会议题。对杨冕而言,他并不满足于绘画,而是尝试新的空间实验。他从人物形象的“标准”延伸到城市建筑“标准”的议题,借这种建筑形态建立一个社会性的公共平台,目的是让观众自由发表意见。中国迅速发展的城市化带来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居住改变中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改变了人的历史记忆、人的身体、人的习俗等。

2002年7月,杨冕以“对中国标准文化的反思——理想的小区建筑标准”为题开始了创作。他从几个大城市建筑“标准”为开端,首先选择了熟知的成都,创作了“成都制造”,十几个楼盘按照等比例微缩,用铁皮制作成现代建筑群,摆放于清末四合院建筑的成都画院中,当夜色来临,群楼中蜡烛点燃犹如一个从望远镜俯视的小城区,这种“标准”住居社区的密集程度,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其中一种强制性的目的。与传统建筑相对照,他的空间选择强化了现代成都建筑的“标准”,对比中必然会折射出一种旁观的清醒。

2004年,杨冕又以“北京制造”为题继续探讨城市的“标准”问题,北京不仅是都市化最突出的城市,而且是传统城市面貌消失最快的城市,是最让人感慨的城市。城市究竟由什么样的文化支撑呢?杨冕的作品正是一种回应。他的建筑装置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北京飞来的建筑”,以制作灯笼的方法用宣纸制作了北京的小区建筑,按比例先用木板制作楼的模型,并用宣纸粘贴成型,再按照比例在上面开孔,然后按具体空间将十一个模型悬挂于东便门角楼上的红门画廊,犹如城市中的“海市蜃楼”。

第二部分是北京的标志性建筑“标准”:“北京火箭”是以北京最高的楼“铭泰中心”塔楼作为对象,按比例用铁皮制成6米高,把它安放在这个城市中,准备花5年等它慢慢锈蚀掉。这个楼的材料锈蚀则暗示“标准”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确定的虚幻的隐喻。这是一种“过程”艺术,既有极少主义的简洁性,又强调了生成、变化和无穷性。

杨冕对城市建筑“标准”持更多质疑,并挪用具体的建筑视觉经验,把观众带入了关于城市文化问题的公共讨论。这是一种跨媒介(建筑、装置、雕塑)的艺术实践。这个作品作为现实生活环境的一个部分,人们可以对它自由发表看法,艺术家在这里的理想是以这样一件有针对性的作品整合一个自由言说的公共“场”,体现出一种新的文化关系。■

(载于本刊2004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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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薛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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