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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一个标本的保护

2013-05-02 10:56 作者:王鸿谅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莫高窟给予了敦煌全新的发展契机——从传统的农业城市转型成为旅游城市,1998年敦煌被评为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由此而来的游客对于莫高窟日益明显的影响,引发出的不仅是莫高窟保护的新课题,也是我国目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保护文物与旅游的开放是两难问题

地缘隔绝与距离变化

15:55北京-敦煌的直航班机,20:30到达,再乘车前往距机场13公里的莫高窟,这是记者探访莫高窟的路径,全程不到5小时。

而在日本著名敦煌学家东山健吾的回忆中,1957年7月他从北京到敦煌的行程却是整整一个星期,4天的火车从北京到达玉门,接着换乘“把卡车的木质货箱改造成有车窗车厢”的长途汽车颠簸两天。再久远一点,1911年,国外前来探险掠宝者的记载中,单单从兰州到敦煌就用了54天。

在近80岁高龄的范华老人记忆中,保留着他所见过最原生态的莫高窟,他算是常书鸿先生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初到这里只是个不到20岁的孩子,“什么都没有,连过河的桥都没有”,“住的是中寺,原来道士居住的地方”,“大泉河的碱水,最开始喝常会拉肚子……”1943年常先生暂别莫高窟寻求援助的时候,两年里,范华和泥瓦匠窦占彪看守着这片荒漠中的奇迹。那是1945年,范华记得,没过多久,解放战争开始,河西一带驻扎的是马步芳的军队和中央军的溃兵,常书鸿领着他的弟子们和自愿赶来的村民,一次次击退了掠夺者,以一种近乎传奇的方式,在那个特殊年代完成了对莫高窟的护卫。

莫高窟距离敦煌市25公里,这段距离在现代交通工具的衔接下距离极短,但在交通便捷以前,却足以让这里成为与敦煌隔绝的荒漠所在。从敦煌前往莫高窟的途中,起初还有棉花地和麦田,但一到延绵的戈壁滩上就再没有居住的痕迹,惟一与人相关的,是散布着的一片片坟场。为配合莫高窟保护周边环境整治进行的坟场迁移已从今年陆续开始,或许再过一段时间,这里就将看不到这样的荒凉。

不知该庆幸还是遗憾,这种地缘隔绝和极端干燥的气候,让历史的遗迹得以保留。

现在的敦煌,便利的航班和不断提速的铁路,缩短的不仅是现实距离,更包括人们对敦煌的心理距离。机场建于80年代,扩建于2002年,虽然火车依旧只能到达柳园,距离敦煌尚有130公里,但发达的出租车和长途公共汽车交通,也让这段距离缩短为两小时。

延续中的“非物质”生存

“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病害”,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对她和研究院的同事们来说,这700多个洞窟就像是自己的孩子,“这是整个世界的宝藏,担子交在我身上是很重,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分量”。“但是我不能退缩,研究院200多号人,他们需要我。”

1963年,北大考古系毕业的樊锦诗放弃北京考古所的工作机会,来到莫高窟,那时还是敦煌保护研究所,全所就一部手摇电话。从敦煌到莫高窟只有在东大桥拦截过路车辆,让他们顺路捎带一截。1965年,分配到武汉大学的彭金章第一次来敦煌看望女友樊锦诗的时候,沿途感觉到的是荒凉,借宿柳园的小旅馆,没有水,每人只给小半盆水,“刷牙洗脸全都靠它了”。给所里打电话,时任所长常书鸿特意给七里镇的部队打电话,给彭金章要了辆专车,“到了山上,一听到车响,全所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那时候,也就是几十个人,在中寺旁搭起一溜简陋的平房,大家就那么挤着住,没有电,点煤油灯,喝“苦水”,早饭就是风干的馒头。彭老师记忆中最艰苦的时候是1968年,他们的长子出生时,他挑着两大筐东西:小孩的奶嘴、尿布、衣服,以及红枣鸡蛋红糖……都是家中老人为小孩出生专门筹集的稀罕物品,从武汉辗转来到敦煌。孩子是在医院出生的,“看到孩子,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他都出生好几天了,还光着身子什么衣服都没有”。

此后依旧是分隔两地,孩子小时候送回河北老家寄养,到念书的年纪回到父亲身边,彭老师还肩负起母亲的责任,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樊锦诗欠家庭、欠丈夫、欠孩子”。当年毕业的时候,两人约定是3年之后,也就是1966年,樊锦诗换工作,离开莫高窟调往武汉。而20年后,1986年,彭金章却放弃他在武汉大学一手创办的考古系,调往敦煌研究院。

类似的故事在敦煌研究院还有很多,大半在这里扎根的人都面临着家庭和事业的两难,虽然从70年代至今,研究院的物质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新修了有太阳能热水器的宿舍楼,电和饮用水已经完全正常,但相比外界,依旧只能用物质条件简单得近乎匮乏来形容。用现代社会的物欲观点来衡量,研究院这群人就会显得“怪得很难理解”,随便找个人问问,很可能就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多年,送出国培训的绝大多数都会回来,接待部讲解员丁淑芳从日本培训回来的时候是2002年,不是没有留在日本的机会,只是她一直惦念在心的是彭金章老师曾经戏言般的嘱托:“我们培养的人要是‘永久’牌的,可不能是‘飞鸽’牌的。”

敦煌研究院是现在的莫高窟管理和保护单位,成立于1984年,也是莫高窟保护史上的第三次更迭,与常书鸿和段文杰时代相比,樊锦诗时代的敦煌保护是传承也是更新。被延续下来的,是敦煌学研究的专业和投入,而被更新的,是石窟保护的全新挑战。现在的敦煌研究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严格意义上的高素质文物保护和研究单位,现有编制人员271人,其中科研(专业)人员169人,占职工人数的66%,这样的人员比例,和常书鸿时代开始的莫高窟保护其实也是割裂不断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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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薛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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