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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老版本

2013-04-26 12:03 作者:朱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我在浓重的煤烟味中进出这院子还书借书,贪婪地羡慕涂先生家里四处拥挤在一起的那些纸张因渗透过多岁月而变黄的旧书。我当初最喜欢的是艾特玛托夫的《我的包红头巾的小白杨》和《在路上》,不记得涂先生当初是否曾提及过《麦田里的守望者》。

 

我珍藏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是漓江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施咸荣翻译的第一版,当时定价0.83元。后来查资料,其实作家出版社1963年就以黄皮书内部资料方式出版过这本书,译者也是施咸荣。我没有见过这个版本,也奇怪施先生在正式出版时,为什么在前言中只字不提“文革”前的翻译。“文革”前的黄皮书现在应该都是珍贵的收藏,我在“文革”后读到记忆最深刻的是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艾特玛托夫的《查密莉亚》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好像施咸荣也参与了《在路上》的翻译(译者名石荣,大约是施先生与黄雨石的合名)。我读到“文革”前这批黄皮书是1977~1978年间,那时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当见习编辑,小说组组长涂光群住在美术馆后大佛寺,张天翼先生院子的东侧房,冬天烧火炉子。我在浓重的煤烟味中进出这院子还书借书,贪婪地羡慕涂先生家里四处拥挤在一起的那些纸张因渗透过多岁月而变黄的旧书。我当初最喜欢的是艾特玛托夫的《我的包红头巾的小白杨》和《在路上》,不记得涂先生当初是否曾提及过《麦田里的守望者》。

我一直有点奇怪的是,这本《麦田里的守望者》最终为什么不是上海译文而是由漓江正式出版?从1980年始,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编选者以袁可嘉为首,分各种流派译介外国现代作品。这是一套对80年代影响极大的书,我注意到第一、第二册译者中都没有施咸荣,也没有塞林格。到了1984年出版的第三册才在“垮了的一代”中选了他与黄雨石翻译的《在路上》选,在“黑色幽默”中选了他翻译冯尼古特的《顶呱呱的早餐》。此时《麦田里的守望者》已经在漓江出版。再查《读书》杂志董鼎山先生的专栏是1982年第三期专门介绍的这本书,这也是在“文革”后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么一个重要的塞林格。按时间推算,漓江应该是在董先生推介后确定的出版计划,这使1983年漓江也开始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年它们开始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我买到了当时排在这套书第二本桂裕芳翻译莫里亚克的《爱的荒漠》,定价2.7元。

我在80年代中期曾见过一次施咸荣先生,他是施亮的父亲,施亮那时在团中央的《辅导员》杂志当编辑。我现在甚至记不清施亮家那时在哪里,对他父亲也只有一个戴着眼镜不苟言笑的印象。遗憾的是当时我也并不知道《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有一个1963年版本,所以无从向施先生打听。当时只记得施先生谈到翻译的困难,因为其中不断夹杂有各种俚语。他翻译的这个版本里明显带有上海及那个时代的烙印,其中不仅有“瘪三”、“阿飞”这样的词汇,还有“麦乳精”,甚至还有类似“合扑着卧在游泳池边”这样的句子。

我刚开始被《麦田里的守望者》打动的是一个男孩在一个孤立无援的世界里走投无路的令人怜悯的叙述,一个孩子告别少年,对童年的依恋与对虚伪而现实的成人社会的恐惧。童年是中央公园那个湖与湖中的鸭子,是老菲,是博物馆里的印地安人或者爱斯基摩人,是对琴的纯真期待,甚至是那顶红色的猎人帽。其中最难忘的是霍尔顿把自己“上下打扮得像布娃娃一样”央求妓女“我照样给钱,可我不干那事儿”,最后坚持只付应该付的5块钱的情节。我以为,这本篇幅只有十几万字的书的作用之所以能超过一般小说,是因为它极易触动每个人踏入而感受到现实成人社会的污浊与虚伪,从而产生对童年时代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温馨怀恋。因为童年是一个在虚伪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规则之外的世外桃源,因为童年隔离了真实的痛苦,因为童年被真实呵护着。它那种拼命喘息,想挣脱虚伪追寻自由的叙述极容易引起共鸣,而我们大家又最容易敏感到周围的肮脏与虚伪。从这种解读角度,你会感觉整个线性叙述其实都是为最后那个结尾与爱尔兰诗人彭斯那首《你要是在麦田里遇到了我》(彭斯对塞林格的价值是他诗中的抒情既包容着浓重的泥土气息,又渗透着自由、平等与博爱思想)。我觉得这部小说中最感人之处是最后霍尔顿凝视着菲旋转木马的场景,其中包含的表面是对童年的呵护(从彭斯诗的悬崖边守望引申),实际是对童年的回味与对每一个人都必然面对现实、现实中人与人关系必须虚伪、每一人无从选择又必须融入这个成熟的成人社会的无奈。

现在看,其实《麦田里的守望者》里对这个现实的理解,在80年代对一代中国人的影响,可能会远远超过它在美国的影响。我还记得1985年在《人民文学》,我编发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后曾受到的质疑,当时文学界一些人认为徐星这个短篇完全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模仿。徐星当时是北京烤鸭店一个好高骛远、平日吊儿浪当的服务员,他把他自己的生活套在对虚伪愤慨的叙述中,在称呼上也用“老”字,叙述上也用“他妈的”、“混账”。其实塞林格在当时对一代人的影响是千千万个徐星,只不过徐星因《无主题变奏》而成了80年代文学史中漏不掉的一页而已。现在不仅大家都常以“老”称呼,不仅类似“一个女人的身体就像小提琴,需要一个大音乐家才能奏出好音乐”、“这个人全是肌肉,没有脑子”这样的句子会被引用。而且有一代霍尔顿带着对自由的幻想、守护着他们该守护的东西,以一种表面的玩世不恭从学校走入社会,他们甚至与霍尔顿一样不善言表,像霍尔顿一样无能地只能以尖刻的粗口反抗环境。而菲也成为对单纯美好记忆的象征,不仅仅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邢慧敏以她作为笔名(后来的版本中将她译为“菲比”,但我还是喜欢施先生的译法)。

我后来读到美国人保罗·亚历山大写的塞林格传记(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塞林格是32岁写成《麦田里的守望者》,他走入成人社会前的挫折感与自卑及由此产生的冷嘲热讽的反抗构成了“守望者”引人入胜的叙述。这本传记我以为最有价值之处是描写1980年12月8日,大卫·查普曼以《麦田里的守望者》盖着的手枪向列侬连开五枪,然后坐在那里等警察赶到。他在《麦田里的守望者》扉页上的题词是:“霍尔顿·考菲尔德送给霍尔顿·考菲尔德。”他在狱中发表的声明说,“我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因为这本不同寻常的书中有许多不同寻常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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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薛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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