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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狱十年:张辉、张高平案始末(4)

2013-04-08 14:17 作者:付晓英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从2003到2013年,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案子让张高平和张辉叔侄俩坐了10年冤狱。10年后,叔侄二人终于重获清白。走出监狱,失去10年光阴,命运和生活因此全部改变,而案件中牵涉的法律与逻辑更是让人无限慨叹。

直到3月26日,案件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才宣布张辉、张高平无罪,这起10年前的冤案才最终尘埃落定。判决书中提到:“本案不能排除公安机关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张辉、张高平的有罪供述、指认现场笔录等证据,依法应予排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侦查机关使用张辉的同监犯袁某某采用类似的方法协助公安机关获取张辉的有罪供述,同时又以该同监犯的证言作为证据,直接导致了本起冤案。经再审庭审查明,本案中存在从同监犯获取及印证原审被告人有罪供述等侦查程序和行为不规范、不合法的情形。再审法庭已依法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上述证据等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张高平(中)和张辉(右)终于回家与亲人吃上了团圆饭

在朱明勇看来,案件本身并不复杂。“本来就是很简单的案子,2004年DNA检测结果不符,找到证据,排除他们就可以了。但当时找不到真凶,那就找你,你不是凶手也是,你不是我们就破不了案,这个逻辑就很吓人了。后来真正比对出DNA,也锁定了真凶。”朱明勇说,如果2003年不存在刑讯逼供和“狱侦耳目”的不当使用,张辉、张高平就不会被追究;2004年,如果死者指甲里的DNA鉴定结果能够得到法院重视,也可以纠正错误;2005年,勾海峰案出现后,如果公检法任何一个部门去复查比对DNA,也还能及时纠错;2008年,袁连芳浮现,新疆的检察机关建议浙江省检察院抗诉,如果及时抗诉,本案也能早点纠错。“在张高平和张辉的案子里,非法证据一排除,就什么证据都没有了。”

再审判决的法庭上,张高平说了这样一段话:“今天你们是法官、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法官、检察官,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们的子孙很有可能和我一样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边缘。”他说自己一直相信最终能够获得清白,愿意相信法律相信政府,认为“最终还是要靠公检法来平反,党的政策是很好的,坏的只是少数人”。他说如果没平反,他从监狱里出来也要继续申诉,他甚至想到了出来之后申诉被压制的应对措施:“我会写好遗书自杀,告诉社会我是冤枉的。”所幸,10年之后,他们终于清白,从狱中解脱。

被改变的生活

案子宣判前一天,张家的十几个亲戚朋友就赶到杭州。法官宣布张辉、张高平无罪释放的时候,两人只有一句:“终于清白了。”张高平咬着嘴唇忍住眼泪,张辉则眼含热泪一言不发。家里亲人朋友组成车队,开到杭州迎接他们回家,走到歙县县城,就开始每走一段停下来放鞭炮庆祝,到村口的时候,村里老老少少出来迎接。亲戚朋友给张家送了价值几万块的烟花爆竹,从两人回家那天起,张家连续三天宴请宾客,连放三天鞭炮烟花,门口红红的鞭炮纸堆积了厚厚一层。张家的亲戚朋友聚在张高发家里,热闹非凡。

回来后,张高平就住在哥哥张高发家里,他家的房子多年没有人居住,已经废弃了。本刊记者随他到老房子里,还能看到一些当年的痕迹,二楼的衣柜里还挂着一些衣服,地上散乱地堆放着杂物,张高平一直叹气,“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当年他只有38岁,前妻的两个女儿一个12岁,一个9岁,第二任妻子也怀了4个月的身孕。他在歙县跑运输,出事前开的那辆车是他的第五辆车,花了20多万元买到手,有固定的客户,事业做得风生水起,3个月就能赚到10万元,还准备在县城里买房子,方便拉货卸货。虽然在农村长大,张高平说自己很早就跑个体,没干过农活。“早餐都去外面吃,人家夏天晚上还在干活,我们就已经吃完晚饭,当时流行踏板摩托车,我们家三辆,吃过晚饭全家骑着踏板摩托车去城里逛街吃夜宵。我老婆打扮时髦,出去买菜怕晒,都是太阳镜、披肩,家里人都看不惯。”张高平说他自己当时也追求潮流,在以前留下的照片里,他头发浓密、穿着白衬衫西裤皮鞋,干净整洁,神清气爽。他一直希望女儿有出息,把成绩好的大女儿送去城里读书,希望她能出人头地。张辉当时只有27岁,跟着叔叔张高平跑了好几年运输,2002年定了亲,准备2003年底结婚。

可是,出事后,张高平的妻子打掉了孩子,去监狱里跟他离了婚,“给小孩织了一半的毛衣就扔在我房子里的地上”。张高平不再年轻,他的头发都掉光了,蹲着吃了10年饭,突然坐下吃饭,反而不习惯了。在监狱10年,他身体变差,眼花耳鸣头晕,夜里睡不着觉。两个女儿当年跟着大伯张高发去北京上访,睡过天桥底下,睡过大通铺,从北京回来后,跟着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2009年奶奶去世后,姐妹俩就跟着大伯家一起生活。成绩好的大女儿张玲玲初中毕业后不再念书,“虽然考上了高中,但是家里条件太差”,她去了湖州织里做学徒,第一年没有工资,每天从早晨9点钟干活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小女儿张九妹念到初二也辍学了,也去了姐姐上班的工厂,成了流水线的童工。后来因为湖州织里厂发生火灾和骚乱,家里人担心安全,她们就回到老家,在县里的服装厂上班,从早晨7点半工作到晚上9点半,每个月挣一两千块钱。

张辉出事后,她的女朋友就再也没有联系。回家后,亲戚朋友开车带他出去玩,他说,已经完全不认路了,“变化太大了”。坐在车里,偶然经过一座村庄,他指着说以前的女朋友家就在那个镇上。侄女挽着他的胳膊,他也会说以前女朋友也喜欢挽着他走路,但是长得比他高,“我让她走在我前面或者后边,但是她就喜欢挽着我”。他偶尔会感叹一句自己10年的青春没有了。脱离社会太久,他自嘲已经落伍、被社会淘汰了。

张高发以前家里条件不错,养猪,还开着烧砖窑,出事前,打算给儿子张辉也买辆大货车。出事后,计划都搁浅了。因为无暇管理,他关掉了砖窑厂,前些年挣到的钱都花到上访申诉上,村里人纷纷修建起新房子,他家里的房子没有任何变化,简陋破败,10年来没添置一件家具。

但张高发一直说自己10年来没这么高兴过,咧着嘴笑,可是聊起以前的事,笑着笑着眼泪就出来了。浙江省高院的领导给他打电话道歉,谈到赔偿的事,张高发在电话里底气十足,说不是为钱。“赔偿该多少是多少,不要以为我们安徽人穷想多要钱。但要把当年害过我们的人抓起来惩罚。”他说。

这也是张高平、张辉和张家所有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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