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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院:有关SARS的知识和记忆(6)

2013-03-13 10:26 作者: 陈晓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加缪曾经在一本描写鼠疫的书中写道:“人类能在这场病毒和生活的赌博中,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SARS也是如此。

看起来只是几个简单的手段,但要从病毒手中抢回生命,需要医生的临床经验、耐心、想象力和勇气去突破一些常规。王广发印象很深刻的是抢救一位首钢医院的医生。“我在病房看到她时,发现病特别重,当时她吸着面罩氧,就是吸氧浓度几乎是100%,但脉氧饱和度只有70%~80%,测的氧分压是47,说明很严重的呼吸衰竭,缺氧很重。我给她第一个措施就把无创呼吸机用上去了,然后站她旁边两个小时,观察她用得合不合适。因为她接受这个无创呼吸机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也不能上来就给她很高的压力,所以我站在她旁边把压力一点一点地给调上去,最后给她的压力是到了17个厘米水柱。这是我所知道使用无创呼吸机最高的。调到17以后,我发现她的氧和改善了,原来是80出头,现在到了93,我觉得行了,应该没有生命危险了,同时给她打进了激素。第二天,我再去看这个病人,出了一个问题,皮下气肿,因为压力太高了,但是并不严重,重要的是她的呼吸频率已经降下来了,缺氧已经改善了,所以这个病人到后来治疗是很成功的。”

即便有这些有效的经验和成功的案例,王广发的压力仍然很大。当时要想重建防线,就必须控制住医务人员的病死率。他们是和病毒作战的主力军,也是稳定军心的关键。“我们的章友康院长给我提出来,不能有医务人员死亡。这个是到现在我都印象深刻,让我特别为难的事情。现在我们一些重症病人,20多岁的重症肺炎病人都可能会死亡,这不是少数。当时我记得我回答的是我尽力。我绝对不能承诺不死一个医务人员,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不符合客观规律。而且的的确确有一个医务人员差点死了,是我们自己急诊室的护士,也是监护室最后出院的一个医务人员。她当时家里人都没了,父母都死了,她的病也特别重,双肺都是炎症,喘得特别厉害。我天天去看她,最后还好,活过来了。在这个过程中,你得想方设法让她挺过去。我们院长给我的这句话,到现在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压力。”

渺小的个体

重症监护室中生与死的胶着如此紧张,以至于王广发说他没有觉得劳累,他全部的精力集中于一张一张胸片的观察,一毫克一毫克激素的加减,一厘米一厘米呼吸机水柱高度的调试。一线大夫陆海英体会更深的却是灾难对个体情感的伤害。对那些进入隔离区但尚未危险到进重症监护室的病人来说,他们清醒着被病毒牢牢地困在方寸之地,清醒地体会着死亡的恐惧和隔离的孤独,以至于“非典”结束后,她晚上睡觉“有时候都能想起病人的呼气吹在耳边呼呼的声音。呼吸机的面罩得老调整嘛,调整的时候就会靠近病人,就能看到呼吸机出气,听到那个响声”。

当国家力量开始快速建起隔离医院时,对全局来说,是充满希望的时刻,但对个人来说,却是最残酷的时刻——再没有个体利益和个体情感的存在了。为了防止感染,新建医院的外面,就是新建的焚尸炉。病人们在孤独中死亡,然后又在孤独中被快速焚烧。“我才体会到,在灾难面前,个体是多么渺小。”陆海英对本刊记者说,“胸科医院建好后,我们要把‘感三’病房的病人转过去。那天晚上我们刚把病人的病历封箱放好,准备带过去,上面下来的名单说不行,要换人。带走谁我们都不能决定,最终由卫生局来决定带走哪些人。为了不引起恐慌,病人都是半夜三更转走的。那时候病人都傻眼了。在一场大灾难面前,人真的特别无助,特别可怜。我记得有一对母子,本来在我们医院住一个病房,相互还有个精神上的依靠,后来按照卫生局的转移名单,一个去地坛,一个跟我们去胸科医院。那场面真是生离死别。我觉得特别无助,你不能决定病人去哪儿,你也不能决定你的命运。”

这是陆海英在治疗SARS过程中,觉得最难的时候。“你看见别人你就觉得生命特别特别的脆弱。我还记得有一个外院的大夫,是个小伙子,非得让他爸爸来陪他,后来他爸爸也被传染上了。转院时他跟我们走了,他爸爸被安排去了温泉那边的部队医院。后来他爸爸死了,他都不知道,也看不到。我觉得苦都不怕,最怕的就是这种家破人亡。SARS过后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生命太可贵了,可是也太脆弱了,太无常了,你根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死,所以活着的时候一定得好好活着。”

这种动荡和无助的感觉,病人可能更有切肤之痛。大部分病人被隔离在单间或者两人间,不能出楼道,更不用说到院子里散散步。每天接触最多的医务人员都穿着厚厚的防护服,看不清面目。对死亡的恐惧,对家人的挂念,因为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更加折磨人。陆海英记得,在胸科医院的病房楼道里有公用电话,供病人和外界联络之用,但记忆里只有一个病人使用过。绝大多数人沉默地待在自己的病床上,也有人崩溃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女学生,精神失常了,在一楼把窗户砸了,跑出去了,后来又满手是血地跑回来包扎。我问她同屋的另一个孩子,说她白天的时候已经不正常了,还打了那个孩子,但被打的小孩没吭声。我对那个女学生说:你这么闹,别人知道了以后你找工作的时候没人要你啦。她说:那我听话。”但这个女孩子最终仍然没能扛过病毒的打击,病愈出院后,需要转入精神病院继续治疗。总护士长柴洁也记得这位年轻的女孩,出院前拒绝做身体清洁,谁靠近她就抓谁。“后来我让另外三位护士长打水,我去负责给她擦洗。那时候她没有闹了,安静地让我帮她把身上擦洗干净。”

SARS留下的知识和记忆

现在翻看2003年的大事件,第一条就是战胜了“非典”。但所有在一线经过了这场生死考验的医务人员,却少有胜利的感觉,更多是诗人里尔克的名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我觉得就是疲于应对,把它应对过去了。”张庆林说,“我们至今也没搞清楚,病毒是怎么来的?我们还是没有认清它。”

SARS的突然消失也被认为是一个谜。进入5月下旬,虽然在医学上仍然没有找到有效的针对药物,但对SARS的防守已经站稳脚跟。国外捐赠的呼吸机、大量的口罩、防护服堆满了库房,在人力上的短缺也得到缓解。李六亿给卫生部打电话后,中华医学会派来了20个公共卫生系的学生。作为一线的总指挥,张庆林已经开始有前瞻性地考虑如何根据天气的变化打持久战。5月的天气开始炎热,医生护士穿着三层的防护服,在简易板房中闷热难当。张庆林开始联合建设部和感染管理科的专家,商量如何在病区安装空调的问题。

但病毒突然悄无声息地撤走了。张庆林记得:“5月12日护士节开始有出院的,之后一个星期没新病人,5月20日我就跟我们医院司机说,看看外面小商店开张了没,咱们买点儿鱼竿可以去钓鱼了。结束了,已经结束了。”从一开始的来势汹汹,到最后的突然遁形,一部分得益于小汤山和胸科医院扩建后集中吸纳传染源,这证明了传染病的防治,控制传染病源确实是重中之重,但很多医务人员仍认为,病毒消失速度如此之快,还是2003年SARS病毒留下的谜团。“是一个悬崖式的曲线。进入6月后,‘非典’人数直线下降。世卫组织都不相信,以为又在瞒报,到我们医院来检查。但真是一个病例都没有了。”传染科主任徐小元对本刊记者说。

加缪曾经在一本描写鼠疫的书中写道:“人类能在这场病毒和生活的赌博中,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SARS也是如此。虽然在这场战役中,人类和医学始终处于防守的位置,但还是给未来留下了很多尚未派上用场,却对将来应对新型病毒进攻颇有借鉴的经验:比如如何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房中安装空调而不造成感染,检测病毒的试剂盒也在当年的6月问世。虽然到6月份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病人,分离出病原体对人类抗击SARS没有产生实际的作用,但是为禽流感、甲流的处理积累了经验。卫生部针对禽流感、甲流颁布的预防措施,都是根据SARS的经验来制定的。王广发说自己再给学生讲肺炎时,总论里面都要提到“非典”的教训,提到如何去识别传染性肺炎。“我告诉他们,面对一个肺炎病例你要问几句话。你是不是周围唯一的一个得肺炎的;第二句话是在你得肺炎之前接触过发烧的病人没有;第三句话是你发病以后,接触你的人有没有发烧的。这三句话,如果都问到了,我们能够发现一些早期的传染的病人。我们的医疗卫生防控体制当中,临床大夫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临床大夫的防控意识增强了,能堵住很多的传染病。”(感谢实习记者周翔,赵舒萌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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