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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非典”10年:伤痛与重生(7)

2013-03-13 10:15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02年底,“非典”疫情在广东悄然蔓延,随后形成了一场影响全国甚至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件。生存与死亡、伤痛与无奈,困惑与抉择构成了亲历者们共同的记忆。值得庆幸的是早期的努力与牺牲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经验。在这个意义上,这场灾难也是一种艰难而珍贵的体验。对于公共卫生体系与社会管理的反思与重建,成为这10年间的主要故事。

“今天看这些方案难免粗糙,不过在当时还是很有用的。更重要的是,时间迫切,必须争分夺秒,所以难免仓促,但‘非典’流行早期别的地方专家也没有太多的经验。”王鸣说。

为了控制疫情的蔓延,广州市疾控中心最先提出了“居家隔离”的方案。由于“非典”患者的接触者过多,医院无法为他们提供隔离和观察的空间,所以疑似病例和接触者采取“居家隔离”。这实际上是以社会动员的方式弥补了卫生资源的不足,直接切断传播途径,既实际又管用。

“非典”之后,卫生政策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从重视医院治疗忽视公共卫生建设,转向了治疗与公共卫生并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公共财政的转向。“非典”之前,疾控中心的大部分收入需要自己去通过有偿服务去获得,公共财政只提供少部分资金。“非典”之后,政府对于疾控中心的公益属性认识更明确了。根据广东省卫生厅给我们提供的材料,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的疾控中心,都已经实现了财政全额拨款,省疾控中心和湛江、韶关、潮州、佛山等市疾控中心实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大部分市、县级疾控中心已纳入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管理。

“以前我们的收入是全部靠自己,现在由国家供养,自己的创收只是少部分,这样就可以把精力更多集中在公共卫生上面。”王鸣说。广州市疾控中心现有编制320多人,今年还要增加几十个新编制。

在业务上,“非典”后疾控中心的工作重心也发生了变化,从事后应对转向事前预防,加强了对于公共卫生风险的防范和预警。广州市疾控中心每年都会对当年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进行预测与风险评估。比如发生登革热的概率有多大,通过对蚊子滋生密度、积水范围、蚊子幼虫数量的数据采集和分析,给出评估报告,由政府进行决策。“我们每年会对城市的公共卫生安全,建立预警机制和分析体系。做这些工作,也是源于经历了‘非典’后的经验。”王鸣说。

“非典”对于王鸣最直接的触动,就是重视科学的价值。他至今还遗憾于没有最早确认“非典”病原体就是SARS病毒。“香港从淘大花园的调查,掌握了气流对‘非典’传染的影响,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尽管香港的病例不是很多,但是对疾病的传播途径和规律提出了很科学的见解。”王鸣说。

“‘非典’的深刻之处,正是在于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亲历者和后来者的工作、生活及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更警醒我们,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活在当下。”王鸣说。

一个人与一群人

“非典”之后的10年,唐小平的身份发生了变化。

2002年9月底,他被任命为广州第八人民医院的院长,是当时广州最年轻的三级医院院长。2008年3月,他被调到广州市卫生局担任副局长,成为一名专家型的卫生官员。“以前作为一个医生,考虑的是每一个病人的健康;现在我考虑的是一群人,一座城市所有人口的健康问题。”唐小平对我们说。

唐小平研究生毕业后,就开始从事传染病领域的临床和研究工作,主要方向是肝炎和艾滋病。2003年“非典”爆发时,他担任院长的第八医院收治了广东最多的病人。唐小平还记得他的一名“非典”患者,是一名年轻人,恐惧痛苦得想要自杀。唐小平查房的时候告诉他,很多人都康复出院了,应该有信心。年轻人渡过难关后恢复了健康。第八医院400多名患者中(其中确诊265人),只有12人死亡。

3月,香港“非典”疫情爆发,唐小平和钟南山同被香港聘为顾问。疫情平息后,他去马来西亚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的第一届“SARS大会”,并做学术报告,还曾受邀去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做SARS学术报告。唐小平认为,国际上对中国“非典”疫情的处理方式与效果十分认可,“因为我们的死亡率是全球最低的。尤其在广东省还不到4%(广东省卫生厅统计治愈率96.2%)”。

但另一方面,“非典”就像一面无法妥协的镜子,照出了更多的问题。

“‘非典’之前几十年,我们都没遇到这么严重的传染病。公众甚至对传染病的观念已经淡薄了。包括医务人员,很多实习医生都不去传染科实习,甚至一些传染病医院面临生存危机都改行了。疾控中心的建设也很薄弱,基层疾控系统条件就更差,在大疫情面前捉襟见肘。”唐小平说,“同时,政府管理机制不到位,各部门缺乏协调,缺乏应急处理预案。无论信息发布、疫情通报、社会动员都是临时措施。”在这个意义上,“非典”所反映出的是医疗、公共卫生、应急能力与社会建设的多方面危机。

在唐小平看来,“非典”所带来的最大收益,即“我们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识和观念发生了转变”。这不仅直接增加了公共财政对于卫生医疗资源的投入力度,大幅偿还欠债,提高硬件水平;在应急体系建设上,推行公共卫生领域的“三制一案”——体制、机制、法制与各种应急预案。通过健全的体系、制度体系,去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这些成果也被应用于自然灾害及其他重大事件的处理。

“非典”之后,各级“应急管理办公室”开始设立,成为处理突发事件的指挥中心。从国务院到省、市、区县、重点医院、疾控中心都设立相应机构,构成了一个一个应急指挥系统。“非典”时期,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即使在医疗系统内,医院也所属不同,有省属、市属、教育部所属、军队所属及行业所属等,指挥不顺畅。“非典”之后,医院全部由属地管理,资源统一调配。到2012年11月,广东省共有16个市卫生局设置了卫生应急机构,广州市大部分区卫生局都成立了应急办。“在更基层的单位,即使没有应急机构,也会有专人来负责这些事情。”唐小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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